不久，三人再次被捕了。看来，他们从获释那一刻开始，就参与了一些新的阴谋。在第二次审讯中，他们再次承认了过去所犯的所有罪行，并且新增了一大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了，他们的一生被记录在党史中，以警示后人。大约五年之后，在1973年，温斯顿打开一团刚从通风管里掉到他桌上的文件时，看见了一张碎报纸，显然是混在其他报纸中被遗忘了。他一展平这张纸就看出了它的意义。这是从大约十年前的《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张纸——是报纸的上半张，所以包括日期——上面有一张代表们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员大会的照片。人群中最为显眼的就是琼斯、阿龙森和卢瑟福。不会认错，不管怎样，照片下面写着他们的名字。
关键是在两次审讯中三人都承认当时他们在欧亚国。他们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起飞，到达了西伯利亚的约会地点，与欧亚国的参谋部成员进行了会晤，向他们泄露了重要的军事机密。这个日子刻在了温斯顿的记忆中，因为那一天刚好是夏至。但整件事一定在无数其他的地方也留下了记录。结论只有一个可能：他们的供词是假的。
当然，这本身不是一个发现。即使在当时，温斯顿也并不认为在大清洗中被除掉的那些人真的犯过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是被废弃的过去的碎片，好像一块骨化石出现在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地层里，因而推翻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它公之于众，使人们了解它的意义，足以将党炸得粉碎。
他没有耽搁，继续工作。一看清照片的内容和意义，他就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了起来。幸好，当他打开照片的时候，从电幕的角度看是颠倒的。
他把草稿本放在膝盖上，将椅子往后退，尽量离电幕远一点。保持面无表情并不难，连呼吸也可以控制，只要稍微努力一下。但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心跳，电幕非常灵敏，能够获取心跳的声音。他这样保持了大约十分钟，一直被恐惧折磨着，担心会发生什么事——例如，突然一阵风吹过桌面——使他暴露。然后，他没有再次打开那张照片，就将它与其他废纸一起扔进了记忆洞。也许，不出一分钟它就化为灰烬了。
那是十年或者十一年以前的事。要是今天，他也许会把那张照片保留下来。奇怪的是，即使现在来说，亲手拿过那张照片这个事实对他也很有意义，而照片本身，以及它所记录的事件，都只是记忆。他想，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不那么强了，因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证据一度存在过？
可是今天，假设能将它从灰烬中复活，那张照片也不会成为证据。当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不再与欧亚国作战了，那三个死去的人出卖情报的对象一定是东亚国的密探。从那以后，对他们还有其他的指控——两条、三条、他记不清有多少。证词很可能被一遍遍地重写过，直到原来的事实和日期不再有任何意义。过去不仅在变化，而且在不断变化。这种噩梦般的感觉最让他痛苦的是，他从来不清楚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欺骗。篡改历史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但最终动机却神秘莫测。他再次拿起笔写道：
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在想——他曾经想过很多次——自己是不是疯了。也许，疯子只是由一个人构成的少数派。曾经，相信地球围着太阳转是疯子的表现，而今，相信过去是不可更改的也一样。他可能是唯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因为唯一，所以是疯子。但是，发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也许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历史书，看着扉页上的老大哥画像。那双有催眠作用的眼睛一直看到人心里去。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它渗进你的头盖骨，敲打你的脑子，恐吓你抛弃信念，说服你几乎否定自己感官的证据。最终，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只能相信。他们迟早会这么说：他们的逻辑要求这样。不仅经验的真实性，而且任何外部现实的存在，都被他们的哲学心照不宣地否定了。常识是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倒不是他们会因为你的想法不同而杀了你，而是他们可能是对的。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或者重力的作用？或者过去无法更改？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都只存在于思想中，如果思想本身可以控制——那会怎样呢？
可是，不！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动地增强了。奥伯良的脸没有任何明显关联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比以前更加清楚地知道，奥伯良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的日记是为奥伯良写的——是献给奥伯良的：就像一封永远没有人读到的没完没了的信，但它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的，而且因此而具有了色彩。
党叫你拒绝你耳闻目睹的证据。这是他们最终、最重要的命令。想到与他为敌的巨大力量，想到任何党员知识分子都能毫不费力地在辩论中驳倒他，想到那些他理解不了、更加答不上来的深奥观点，他的心就沉了下去。可他是对的！他们错了，而他是对的。明显、愚蠢、真实的东西应该得到捍卫。真理就是真理，应当坚持！真实世界是存在的，它的法则没有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失去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方向坠落。他感到正在与奥伯良说话，又感到正在写下一条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如果能够获此自由，其余一切自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