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近。”黄梨洲此论，指出了陈黄二人思想的一致性一面。就本文而言，他们的共性又表现为其对“曾点气象”的特别推崇上。
前人在论及明代心学的兴起时，未有不首提陈献章（字公免，别号石斋，后人称白沙先生，1423—1500)者，盖白沙先生为扭转一时风气的人物。陈白沙论学以自然为宗，论境界以曾点、邵康节、周濂溪为的，其基本思想被梨洲概括为：
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此可无疑者也。
在梨洲眼中，白沙之学既以虚静为根本，又能兼顾到日用常行的分殊，既强调未尝致力，又能做到应用而不遗，其“气象”与“曾点气象”相当。而白沙之论曾点，则明显体现出了对程朱理学长期发展之日趋沉闷，日渐僵化的反动：
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思想，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时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若无孟子工夫，骤而语之以曾点见趣，一似说梦。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陈献章：《白沙子》，卷三，《与林郡愽·四》，《四部丛刊》本。
白沙此论，既推崇曾点之见趣，又不忘强调孟子之工夫，表明上看也颇为圆融，也在强调不能空说气象。但我们还是能够看的出，白沙的理想之境是曾点襟怀，而不是庄敬严毅的状态。而且，他还有意地在强调这一对立。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在薛瑄、曹端、胡居仁诸人大力强调敬畏有些过头的时候，白沙能起而宣扬曾点襟怀，不能不说具有明显的思想解放的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容肇祖先生认为：“陈献章的思想，他的重要的贡献，是要将个人的思想由书本的束缚及古人的奴隶之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宣扬主静和自然，毕竟更容易走向佛老的一边。黄宗羲对此就很中肯的评论到：“然而此处最难理会，稍差，便入狂荡一路。”《在白沙那里，虽然他也有说梦之戒的自觉，但是儒学本有的那种强烈的担当精神还没有发露出来。他更缺少像阳明那样对良知这类观念的正面强调，终给人以“失却最上一层” 的感觉此为陆桴亭评白沙语，见陆桴亭著《思辨录·诸儒异学篇》。《四库全书》和《清儒学案》只收入陆的《思辨录辑要》，而未收《思辨录》 。他也和刘因一样， 徘徊在隐士与非隐士之间自白沙之后，批评其近佛老的声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应该说，在白沙的思想里确实也体现出了一体之两面。如梨洲之师刘宗周就认为，白沙之学“终是精魂作弄处，盖先生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学术类康节而受用太早……似禅非禅，不必论矣”。见《明儒学案·卷首·师说》。但是，正如梨洲所言，“先生之学，自博而约，由粗入细，其与禅学不同如此”。如果我们只注意白沙晚年有得后的“放开”语，而不注意其早年千辛万苦的对书册的求索历程，当然很容易指其为近禅，而其实情则远非这么简单。准确的说，白沙更近于隐士，而非禅客。
相对于陈白沙而言，王阳明的思想则更为圆通，也更能凸现儒学的真精神。王守仁(字伯安，1472—1529，世称阳明先生)的思想，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对朱子学的反动；而就时代论，阳明倡导的“心学”是在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运动，因而具有全新的气象，也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新解放。由于前贤们对阳明学的精神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此不赘言。
概括而言，论及“曾点气象”，阳明不再遵循朱子以“天理浑然”来注解“曾点气象”的理路——而是转而认为“曾点气象”妙在其狂、其乐，妙在无入而不自得，妙在其是良知的自然发露。这就是说，朱子论“曾点气象”，是围绕理字展开，而阳明论“曾点气象”，则围绕良知（心）展开，这也大致是他们思想异同的一个集中体现。
王阳明曾经以“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做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外集》，《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二》。的诗句相标榜，把狂者胸次作为其个人为学精神的核心。当然，其本人的气象也与后人心目中的“曾点气象”多有吻合。王自己也曾说过：
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同上，卷一，《传习录上》。
在阳明看来，曾点“狂”的前提是他“无意必”、“不愿乎其外”，是以我为主的气概，是自信本心的表现。而他自己也正是因为能做到以我为主，才能使“良知”自然流露：
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同上，卷三十四，《年谱》。
于他来说，“行不掩言”正与乡愿态度相反对，其所体现出的，是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精神，也正是良知的本然呈现。既然良知时时知是知非，故行动一依良知而行，自然就能做到从容中道，他又有云：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干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
阳明认为狂者离圣人只有一克念的距离，因为狂者其志高，其心未坏，这是乡愿者所无法企及的，其对曾点之推许远高于朱子。
在阳明心中，理想人格本来就是多元的——人之才气不同，因此要随才成就，狂者就要成就其狂，而不要去强行改变其本性：
圣贤之学不是这等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 以此章（即‘曾点言志’章）观之，圣人何等宽宏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者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的？《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
阳明论曾点，最强调他的狂的一面，这也与他提出道学革新的激情与勇气是分不开的。恰如陈来先生所言，曾点式的狂者胸次是构成阳明思想“无”之境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阳明也注意到了时人虚说本体，玩弄光景的弊端。他无论是论气象还是论良知，都始终注意强调在工夫上见本体，着力凸现儒学的精神：
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诸生入谢，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敎，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
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
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二，《年谱一》。
阳明很清楚，狂者虽然高于世俗之人，但离真正的圣道还很远，而若只有曾点之狂，而无下学工夫之实，其流弊是危险的。阳明自述对于“良知”的体认过程，则有“千死百难”之语，确实不可以简易空疏、玩弄光景者视之。
此后，王门后学中的泰州一派更是凸显了“曾点气象”中的“乐”、“狂”的一面，他们以狂者自任，高扬儒学的担当精神，倡导“乐学”境界，时时以济世为己任，以一腔热诚积极为实现理想而奔走，“无有放下时节”。在他们看来，“曾点气象”大体代表着以下的特点：它是人本真心体的自然发露、不假事为、天然、率真、和乐、独立自得、自由自在等，这些都是与其主张要高扬个人主体精神的宗旨是紧紧相连的。不过，他们似乎都有自信太过的嫌疑，不但高唱“现在良知”者有之，就是高唱“良知当下现成”、以解缆放船为工夫者亦然，有的甚至公然宣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是床上之床也。”虽然以乐为道是其自信本心的表现，但是这种说法毕竟离冲开儒家纲常的束缚不远了。
我们说，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晚明近乎放荡和享乐的风气与阳明后学有关，但我们还没有发现真正的阳明弟子中有所谓“鱼馁肉烂”的现象。即使就是被目为异端之尤的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笃吾，又号温陵居士，1527—1602）、颜钧（号山农，1504—1596）、何心隐（原姓梁，名汝元，字夫山，1517—1579）之辈，其文字中也没有特别出格的东西我们常常能在《明儒学案》中看到认为他们“遂复非名敎之所能羁络”的评论，但是细看他们的文字，我们很难发现他们有所谓非圣，有所谓“启蒙思想”的东西。不过，若不止是观其言，而且去考其行，则这些人都有任侠之风，如罗汝芳为救邻媪而不惜行贿，何心隐假借占术攻击严嵩。这些人的言行已经不像正统儒生了。相反，我们多能发现泰州学派人的古道热肠，发现他们对于儒学近似于宗教徒式的痴狂。
在当时，从白沙、阳明首推“曾点气象”开始，同样也就出现了反对过分宣扬曾点之乐的声音。随着人人竞相讨论“曾点气象”，反对“曾点气象”的声音也同时强大了起来。这一个案也是明代中期儒学敬畏与洒落之争的典型体现。
早在阳明之前，胡居仁就曾提出：“‘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虽也形容有道气象，终带了些清高意思。”《居业录》，卷一。胡为朱学后劲，自然不便对延平的上述观点多有微辞，但是他还是从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宣扬洒落者泼了冷水，认为他们清高有余而担当精神不足。在阳明同时，与阳明直接形成对立的是夏尚朴（字敦夫，号东岩，1466-1538），他指出：
寻常读“与点”一章，只说胸次脱洒是尧舜气象，近读《二典》、《三谟》，方知兢兢业业是尧舜气象。尝以此语双门詹困夫（不详），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复斋（不详）有诗云：“便如曾点象尧舜，怕有余风入老庄。”乃知先辈聪明，亦尝看到此。夏尚朴：《东岩集》，卷一，《语录》，《四库全书》本，下同。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夏氏和詹氏兄弟对当时人人竞言“与点之乐”的反感之情，也能看到其对时人竞言“曾点气象”之流弊的警觉。对他们来说，敬畏与洒落正好对立，过分宣扬了洒落的一面，也就抑制了敬畏的一面，片面地宣扬“曾点气象”，无异于失掉了儒学的基本价值观，而流于佛老。夏还撰写了《浴沂亭记》重申上述思想，其中亦云：
旧尝游太学，得逮事章枫山先生（章懋，字德懋，号暗然子，1437——1522。章讲学于枫木庵中，学者因曰枫山先生，《明儒学案》有传），先生一日谓予云：陈白沙应聘来京师，予在大理往候而问学焉。白沙云：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予（章）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谓专理会与点意思，恐入于禅。白沙云：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朱子时人多流于异学，故以此救之；今人溺于利禄之学深矣，必知此意，然后有进步处耳。予（夏）闻其言恍若有悟，信以洒落为尧舜气象。后读《二典》、《三谟》，乃知兢兢业业方是尧舜气象，孔颜之乐端不外于此矣。故周子有礼先乐后之训，而程子亦云敬则自然和乐，和乐只是心中无事，是皆吾心之固有，非有待于外求者，必从事于敬，庶可知其意味之真耳。岂必放浪形骸之外，留连山水之间，然后为乐其乐耶？因以告夫同游二三君子，且着诸篇以自警焉。《东岩集》，卷三。按，章懋本人文集对此的记载是：问：白沙人来，就学者如何开发之？白沙以为今人陷溺于名利污浊之中，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胸。先生曰：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如何合杀，怕流入老庄去。白沙曰：使摆脱开方好。向道，此亦救一时之弊也。见《枫山语录》，《四库全书》本。
“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白沙此论，在明初朱学依然强盛之际提出，其冲击力与解放性可想而知。固然，明初思想之僵化需要通过讲“曾点气象”来予以破除，这也有救时之弊，因病施药的意味。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只要一讲“与点”就会流于禅学。但是，夏氏、章氏的忧虑毕竟不是空穴来风。其后来历史的发展反倒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二程就提到过救人为学之弊端如扶醉人，需要两面扶持，但主一偏，其为害就不可避免。我们也能在胡居仁等人的文献中发现相同的忧虑。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明代思想风气的转换。
同时，《明儒学案》中还载有：王文成赠诗有“舍瑟春风”之句，（夏）先生答曰：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可见，夏与王一个侧重宣扬洒落，一个重在强调敬畏，态度恰好相对。从以上引文中可知，夏氏的这一主张绝非他一人的孤声先发，而是代表了一批人的共同观点例如，《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下》中还录有吕柟门人杨天游的话：今之学者，不能实意以积义为事，乃欲悬空去做一个勿忘勿助；不能实意致中和，戒惧乎不睹不闻，乃欲悬空去看一个未发气象；不能实意学孔颜之学，乃欲悬空去寻孔颜之乐处。外面求讨个滋味快乐来受用，何异却行而求前者乎？兹所谓舛也……今世学者，病于不能学颜子之学，而先欲学曾点之狂，自其入门下手处便差。不解克己复礼，便欲天下归仁；不解事亲从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妇，便欲说鸢飞鱼跃；不解衣锦尚，便欲无声无臭；不解下学上达，便自谓知我者其天。认一番轻率放逸为天机，取其宴安磐乐者为真趣，岂不舛哉！当然，若细考之，则王门后学内部关于“良知异见”的种种争论，也未尝不包含敬畏与洒落之争的因素。只是对此一点，前贤已经多有论及，这里不再多言可参看《明儒学案》的相应部分。
以提倡敬畏情来对抗曾点之乐，显然是出于对时人一味寻乐所可能带来的流弊的警觉，也深刻地反映出了理学内部在敬畏与洒落问题上的冲突。在思想史上强调敬畏与洒落的冲突自古已然，但这一矛盾只是到了此时才被人自觉地意识到了，也更被有意地凸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