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朱子在谈论佛学时，其重心每每在于强调佛学与儒学之辨，旨在揭示所谓的“弥近理而大乱真”者。仅就此一点儿而言，朱子在对佛老之学的批判中，坚持了虚实之辨的原则，牢牢坚持人的社会责任远远重于其个人自由的基本立场。这可以说是他对儒学与佛老之别上最深切、也最不容人辩驳的认识。在这一总的精神上，朱子对佛学的了解并没有问题。
§§§第三节 强调现实批判精神
朱子论“曾点气象”，也体现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本文中，批判二字取其相对温和的意思。精神。本来儒学的根本精神就是它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就是它的基于王道理想之上的现实批判性，李泽厚先生以实用理性对其作出的界定是准确的。故而本文如此强调朱子之论“曾点气象”颇有些无的放矢。但是，我们知道理学较之传统儒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大大突
出了形上和超越的一面，也大大突出了以王道和圣人观为核心的理想性的一面，突出了道德性命心性学的一面，突出了有无境界的交融，这就大大增加了其玄远的一面。尤其是在当代新儒家们的推波助澜下，理学再次被推为空中楼阁——视之为脱离现实的独立的形上道德心性学而已。正是针对这一点，从束景南到******先生到李景林师，都提倡把理学放回到它的现实土壤中，提倡去挖掘理学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性，去审视其不离中庸却能极高明的一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理学家们热烈讨论宇宙秩序（天道）的目的，是要安顿和提升现实的社会秩序。他们也注意到理学家们对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视远远重于对单纯形上思辨的关注，注意到了理学家们的身份，不是所谓纯粹的思辨者和纯粹的哲学家——而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这些人的共同使命，就是通过批判现实世界来使自己的理想世界现实化。由此，现实批判几乎构成了理学的主旋律，而这却是我们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所未予以足够重视的。
今天看来，批评精神可谓理学之灵魂，也是朱子学的灵魂——若理学的最终目的在于重建社会秩序，那么它就必然会以批判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为首务。朱子的一生就是在对各种时学，对时人的不断批判中度过的。如果超出前几章的视线来审视此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朱子还在批俗学（辞章、训诂），批汉唐儒，批王学（王安石），批苏学，批二程诸弟子，批浙学，乃至批上至帝王下至无名诸弟子，几乎是在全线作战。由此，翻检朱子的诸著作，有针对性的批判文字随处皆是——如针对吕祖谦学派的泛滥经史，而强调读书贵约，要以尊德性为先；而针对陆学的贵简易，则特别强调读书穷理，格物致知；针对金华、永康学派的贵事功、轻道德而强调天理人欲、道心人心；而针对陆学的务内遗外，则大讲不能遗弃外物；针对湖湘学派的以知觉论性，而强调知是非者才是性，而针对陆学只强调性和心的道德属性，转而强调心和性智识的一面……可见，朱子几乎是在全线作战。因此，我们若不能对朱子的思想有一整体的把握，就很容易发现朱子思想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处。完全可以说，朱子学是奠基和成熟于批判之上的——在批判对方时注意返身自责，不断扬弃自己思想的偏失，正是朱子为学的基本精神。
朱子之论“曾点气象”，同样闪耀着现实批判的光辉。虽然在表面上，此讨论多是在论天理人欲、人心道心的形式下完成的，也多少带有形上思辨的痕迹，但是朱子论气象，强烈批判独乐意识，并且力主去承当，去应物。在他眼中，“与物同体气象”的要义也不是要忘我，而是要强调去承当：
“吾其性，吾其体”，有我去承当之意（周谟录）。《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横渠之书一》。
况且，朱子论“曾点气象”的重心并不在于渲染所谓的“气象”，而在于批判和矫正时人在为学之方上的偏失，并由此矫正其在佛老影响下的独善其身、自得其乐、好高恶卑等诸倾向，在于突显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强调儒者的入世情怀，其现实批判的色彩是很明显的。
§§§第四节 朱子“曾点气象论”的影响
在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中，朱子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分水岭。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统一了此前人们对此问题的不同认识。他的“曾点气象论”也长期成为对此问题的惟一权威看法。这种情况直到明代中期陈白沙、王阳明出现后才有所改变。总的看来，朱子之后人们对“曾点气象”的看法，仍然较为集中地折射出了其对儒学的理想境界与所用工夫的不同看法，也仍然可以被归纳为敬畏与洒落之争，被看成是儒学与佛老之辨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此之外，人们围绕“曾点气象”还展开了另一个方面的争论：那就是朱子后学大多从“天理”的角度诠释“曾点气象”，极力渲染其中的理性因素；相对而言，以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系则更注重从“良知”、从率真、从容的角度来诠释之，把它理解为一种心境，一种感情。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朱子与王阳明对“曾点气象”的不同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他们及其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了理学体系中不同发展流派之间的深刻异同。在明代及以后，朱学与王学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制约推动了儒学的整体发展，我们也能通过二人及其后学对待“曾点气象”的态度，窥探到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大势。
我们说，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的最大不同是，虽然朱子的直系后学人数众多，但他们都被掩盖在了朱子的巨大光环下。真正能在朱子思想的基础上开出新天地的人几乎没有。“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直到明初才有所扭转。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了其弟子们对曾点了讨论上，无论是陈北溪、黄直卿、金履祥，还是真德秀（字景元，后更希元，学者称西山先生， 1178——1235）等人都只是坚守着朱子思想的一隅而无所发挥。与上述诸人相比，黄震似乎是个特例，其论“曾点言志”一节，则曰：
四子侍坐，而夫子启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盖试言其用于世当何如也。三子皆言为国之事，皆答问之正也。曾晳孔门之狂者也，无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潇洒之趣，此非答问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予，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晳浴沂咏而归之言，若有触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叹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黄氏日抄》，卷二。
东发为朱学后劲，黄宗羲称其“《日钞》之作，折中诸儒，即于考亭（即朱子）亦不能苟同”。东发此论，就被钱穆先生指为“甚得论语‘与点’一欢之深旨，较之《集注》似更允惬”，按，《论语》此段，恐怕韩李的《论语笔解》和杨树达先生的观点更为切近。而东发此论却未必是“孔子与点”之正解。我们说，东发此论的核心，是强调三子之答志在为国为正，而曾点无意于世之答为非正。同时，东发也划清了孔子之志与曾点之志的界限：认为前者为适人之适者，后者为自适其适者。这无疑把“曾点气象”彻底逐出了儒学的阵营，也是对朱子和明道之“曾点说”的彻底颠覆。
东****“曾点气象”的最大特色，还在于对于世人之论该问题之种种玄虚的猛烈抨击：
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谢上蔡以曾想象之言为实，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此正论也。又曰：“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此语微过于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岂能与尧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谓曾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咏归之乐，指为老安少怀之志，曾与夫子又岂若是其班哉？窃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尔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此专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怀之志，天覆地载之心也，适人之适者也；浴沂咏归之乐，吟风弄月之趣也，自适其适者也。曾固未得与尧舜比。岂得与夫子比，而形容之过如此。亦合于其分量而审之矣。《黄氏日抄》，卷二。黄氏在该书的另一处也指出：孔子本以行道济世为心，故使二三子言志。子路、冉子之对皆正也。曾点孔门之狂者也，无心于仕，而自言中心之乐，其说虽潇洒出尘，然非当时问答之正也。孔子当道不行，私相讲明，而忽闻其言独异，故一时叹赏之。己即历举子路冉有之说皆足为邦，孔子之本心终在此而不在彼。学者必尽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后孔子之本心可得而见。自禅学既兴，黜实崇虚，尽《论语》二十篇皆无可为禅学之证，独曾子浴沂咏归数语迹类脱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独摘数语牵合影傍，好异慕髙之士翕然附和之，上蔡又演为独对春风、没些能解之言。且曾点此时时自言意欲如此而已，何尝果对春风？曾点又岂没些能解者耶？善乎近世南轩先生作《风雩亭之词》曰：希踪兮奈何，盍务勉乎敬恭。必若此，斯可明孔门之本旨，绝异端之影借。见该书卷四十一。于此可见，黄氏的态度是一贯的。
我们知道，小程子在论“曾点言志”一节时，曾针对时人一味渲染“曾点气象”的流弊，突出强调“子路、冉有、公西华言志，自是实事”。但是，或许是为了回护孔子，或许是为了维护“曾点气象”的正面价值，总之小程子并没有指责曾点，而只是批评时人的一味好高。这里，东发于时人包括朱子盛谈曾点的正面价值没有丝毫的共鸣，而对之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他这样做虽然突出了儒学传统中强调经世致用的优先性，却也使得朱子等人维护“曾点气象”之正面价值的努力与苦心失去了意义。当然，东发强调虚实之辨，其实正是对小程子和朱子一贯精神的继承。只不过，朱子并没有因为是人竞谈与点的流弊而取消“曾点气象”本身之价值，而是既要力图避免此弊端，一面又要大力挖掘“曾点气象”在教化社会中的正面价值。
东发还对谢上蔡的一味好高而陷于佛老，展开了批判。从《黄氏日抄》可见，东发每每指出谢上蔡是杨慈湖（杨简，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 1141—1226）的思想源头，而其批判谢上蔡者，未尝不是在批判他的同乡杨慈湖辈。今天看来，东发此论颇为平常。但是，理学自濂溪起既有好高之弊，这一风气虽然受到了朱子的暂时抑制，却并没有被完全扭转，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东发此论乃属不得不发之列，更不能以老生常谈视之。
在元初，经常吟咏曾点的是刘因（初名骃，字梦骥，后改名因，字梦吉，后人称静修先生，1249—1293）。我们很容易从他的诗作中读出那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隐士心态，能看到其所理解的“曾点气象”与理学一系的不同：
巧隐林旁无四邻，背山向水得天真。风光正及二三月，童子同来六七人。十日得闲须小醉，一年最好是深春。鸟声似向花枝说，曾见无怀有此民。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九，《春游》，《四部丛刊》本，下同。
晋楚英雄管晏才，当时真眼尚谁开。狂生携着鲁儿子，独向舞雩风下来。
独向舞雩风下来，坐忘门外欲生苔。归时过着颜家巷，说与城南华正开。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十三，《曾点扇头二首》。城南：即曾点之葬处。
青天仰面，卧看浮云卷。苍狗白衣千万变，都被幽人窥见。偶然梦见华胥，觉来花影扶疏，窗下鲁论谁诵，呼来共咏舞雩。同上，卷十五，《清平乐·三》。
于时吾与子，咏春风于舞雩，濯尘缨于沧浪，来登斯楼，终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觞，渺天地于一粒，随造化而翱翔，期万代于咫尺，顺四时而行藏，下视万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后嚣嚣然，洋洋然，庶乎可以与天下俱忘者矣。刘因：《静修集·续集卷二》，《横翠楼赋》，《四库全书》本。
刘的这些诗作中，颇有隐者的恬淡情绪和老庄气息。应该说，隐藏在诗人刘因背后的，一定会有那种无法明言的失意感与幻灭感。于刘因，早年的激进与中晚年后的恬淡。其进其隐，背后都包含有许多无人知晓的故事。《元史·刘因传》在论及刘因时就提到：
欧阳元尝赞因画像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论者以为知言。宋濂等编《元史》，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八·刘因》，《四库全书》本。
同样，《宋元学案》中虽然提到刘因与康节和曾点相近《宋元学案》，卷九十一，《静修学案》中，黄百家转引虞邵庵的话指出：若静修者，天分尽高，居然曾点气象。但却还是认为静修有功于圣门，并视之为与许衡并列为“元之所藉以立国者” 。应该说，若论其事，则刘因之隐毕竟是事实，而若论其志，则其怀有济世之志也是真实的。是无情的现实浇灭了刘因矢志报国的雄心，使他不得不在出处去就上煞费苦心，最终还是成为了事实上的隐者。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静修用文字和自己的生活诠释出了“曾点气象”所无法彻底摆脱的一面——与遗世思想难以彻底划清的干系，而这也正是朱子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有明一代，学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学虽然在明初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但随着程朱思想被官方化，其自身也在走向僵化，此诚如《明史》所言：
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字正夫，号月川，1376—1434）、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张廷玉等编《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一》，《四库全书》本。
可见，明初诸儒的一个明显特色是株守，用容肇祖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们“简陋了，腐化了、退化了”。也丧失了思想的原创性。如薛瑄（字德温，号敬轩，1389—1464，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认为薛瑄死于1465 年，不确）竟然喊出了“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云云，其整个思想界的沉闷气氛可想而知。明初诸儒的另一个特色是，宣扬敬畏和清苦严毅的个人作风有余，讲和乐自得之境不足当然，上述说法也不是绝对的。这更加剧了理学内部所固有的个体意义上的心（重自由自在）与具有形上意味的性之间的紧张杨国荣先生借用牟宗三先生的术语，将此矛盾总结为心体与性体之矛盾。此后，以陈白沙、王阳明为代表，学界再次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追求自由、自主、活泼泼的精神也一跃成为时代的主流，而讨论“曾点气象”的真正高峰，也适时地出现在了陈宪章、王阳明之际。
总的来说，与宋儒尤其是朱子相较，明儒不再追求思想上的全面，而是更强调其言说的个性化，注重发挥本人思想中的独特之处。由此，明儒多有一偏之论，也多有惊世骇俗之论，而其在隐微细节的辨析上则远远超越了宋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时人围绕“曾点气象”的争论也进一步明朗化了。大致形成了以王学与反王学（朱学）或是王学修正派之间的两军对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