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再入卧内，淳禀曰：适间蒙先生痛切之诲，退而思之，大要下学而上达。下学而上达固相对是两事，然下学却当大段多著工夫。曰：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不要理会下学，只理会上达，即都无事可做，恐孤单枯燥。程先生曰：但是自然，更无玩索；既是自然，便都无可理会了。譬如耕田，须是下了种子，便去耘锄灌溉，然后到那熟处。而今只想象那熟处，却不曾下得种子，如何会熟？如一以贯之，是圣人论到极处了，而今只去想象那一，不去理会那贯，譬如讨一条钱索在此，都无钱可穿。又问为学工夫，大概在身则有个心，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外则目视耳听，手持足履，在事则自事亲事长，以至于待人接物，洒扫应对，饮食寝处，件件都是合做工夫处，圣贤千言万语，便只是其中细碎条目？曰：讲论时是如此讲论，做工夫时须是著实去做。道理圣人都说尽了，《论语》中有许多，诗书中有许多，须是一一与理会过方得。程先生谓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如何而为孝，如何而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髙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会。不只是个一便都了。胡叔器因问下学莫只是就切近处求否？曰：也不须恁地拣，事到面前便与他理会。且如读书，读第一章便与他理会第一章，读第二章便与他理会第二章，今日撞着这事便与他理会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会那事，万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拣大底要底理会，其它都不管。譬如海水，一湾一曲一洲一渚无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会得五六十件了，这三四十件虽未理会，也大概可晓了……（陈淳、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做工夫必自下学而上达，而且应该多说下学边事，实实在在做下学工夫。但是，又不能只理会下学而陷于局促，不能务博却不知返身，而应在下学中求上达，在积累中寻求贯通，在贯通中求明心。于朱子，贯通须是建立在有种有钱的基础上，无种无钱而直求种之熟、钱之贯，势必会留笑柄——丹家犹忌“鼎内若无真种子，犹如水火煮空铛”《悟真篇》，《中卷上》，《七言绝句六十四首·五》。何况是以实学自期的儒学呢？具体到做工夫上，朱子自听杜鹃之悟后朱子在同安听杜鹃啼而彻悟《论语》之“子夏之小子门人”章，后人认为这是朱子归本儒学的标志。已领会到了“（理）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坐起，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的道理，而其痛感时人的喜大耻小，也反复强调为学不可拣择，但却需要循序渐进的道理。
先生召诸友至卧内，曰：安卿更有甚说话？淳曰：两日思量为学道理，日用间做工夫所以要歩歩缜密者，盖缘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间，千条万绪无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于天理不凑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须是密。然亦须是那疎处敛向密，又就那密处展放开。若只拘要那缜密处，又却局促了。问放开底样子如何？曰：亦只是见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将去。李丈说廖倅惠（即廖德明）书有云“无时不戒谨恐惧，则天理无时而不流行；有时而不戒谨恐惧，则天理有时而不流行”，此语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须得将戒谨恐惧说得太重，也不是恁地惊恐，只是常常提撕，认得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见他说得此四个字重，便作临事惊恐看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亦只是顺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谨恐惧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与圣人耳。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贤人所以异于圣人，众人所以异于贤，人亦只争这些子，境界存与不存而已。尝谓人无有极则处，便是尧舜周孔。不成说我是从容中道，不要去戒谨恐惧，他那工夫亦自未尝得息……（陈淳、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为学工夫要密，不密则所见的理就会有所欠缺，但是太密又会导致拘束，因此又要注意既得后的放开。当然，有意使开固然不好，得后自然放开眼界才会开阔，此可谓张弛文武之道。朱子亦强调，不能把戒谨恐惧说得太重——临事惊恐，苦心极力之气象，同样为朱子所不喜。
是夜，再召淳与李丈入卧内，曰：公归期不久，更有何较量？淳读“与点说”曰：大概都是，亦有小小一两处病。又读廖倅（即廖德明）书“所难与点说”，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读淳所回廖倅书均见上章。先生曰：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源头处。今所说固是如此，但圣人平日也不曾先说个天理在那里，方教人做去凑。只是说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见处。淳曰：因做工夫后见得天理也无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讨见天理否？曰：毕竟先讨见天理立定在那里，则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将下面许多工夫放缓了。孔门惟颜子、曾子、漆雕开、曾点见得这个道理分明，颜子固是天资高，初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亦自讨头不着，从博文约礼做来，欲罢不能，既竭吾才，方见得如有所立卓尔，向来仿佛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无讨头处，只管从下面捱来捱去，捱到十分处方悟得一贯；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见得个物事；曾点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绰见得这个物事；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说。漆雕开较静，曾点较明爽，亦未见得他无下学工夫，亦未见得他合杀是如何，只被孟子唤做狂，及观《檀弓》所载，则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学自相反，一是从下做到，一是从上见得。子贡亦做得七八分工夫，圣人也要唤醒他，唤不上。圣人不是不说这道理，也不是便说这道理。只是说之有时，教人有序。子晦之说无头，如吾友所说从源头来，又却要先见个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处，子晦疑得也是，只说不出。吾友合下来说话便有此病，是先见如有所立卓尔，然后博文约礼也，若把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个空底物放这边也无顿处，放那边也无顿处，放这边也恐破，放那边也恐破。这天理说得荡漾，似一块水银滚来滚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沿流溯源，合下便要寻其源，凿来凿去，终是凿不得。下学上达自有次第，于下学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学中如致知时亦有理会那上达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这事上理会个合做底是如何，少间又就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见得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见得这事道理源头处。逐事都如此理会，便件件知得个源头处。淳曰：件件都知得个源头处，凑合来便成一个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个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个物事，万件成万个物事，将来自然撞着成一个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来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义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来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见得道理有稳处。不可才看一段便就这一段上要思量到极，要寻见源头处……又曰：圣人教人只是一法，教万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节节推上去，便自见原头处。只管恁地做工夫去，做得合杀，便有精采。又曰：圣人教人，只是说下面一截，少间到那田地，又挨上些子，不曾直说到上面……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许多说话？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何故不只存这一句，余都删了？何故编成三百篇，方说思无邪？看三百篇中那个事不说出来？又曰：庄周、列御寇亦似曾点底意思，他也不是专学老子，吾儒书他都看来，不知如何被他绰见这个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禅学也是恁地。又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向见众人说得玄妙。程先生说得絮。后来仔细看，方见得众人说都似禅了。不似程先生说得稳（陈淳、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陈淳与廖德明围绕严时亨“与点说”的争论已见上章。陈力反严和廖的只论心却不讲天理。但是朱子却看到了陈的说法同样有“辟空捉天理”此是牟宗三先生语。的毛病——严和廖捉的是心，是赤肉团上的无位真人，而陈捉的是“别有一物”的天理。朱子特别强调为学要有序，要在平实普通的事上去体会理，反对离事言理。他认为，于一贯，“圣人不是不说这道理，也不是便说这道理。只是说之有时，教人有序”。廖德明的说法全不说到理是无头，而陈淳的说法却又抱定个“天理”不放，似乎有把“天理”独立为一物，隔绝于万物之外的嫌疑，是无尾。朱子认为陈的说法也是变相的好高骛远，是“先见如有所立卓尔，然后博文约礼也”，同样是颠倒了为学之序。
问：前夜承教诲，不可先讨见天理，私心更有少疑。盖一事各有一个当然之理，真见得此理，则做此事便确定。不然，则此心末梢又会变了，不审如何？曰：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说，只是不合要先见一个浑沦大底物摊在这里，方就这里放出去做那万事。不是于事都不顾理，一向冥行而已。事亲中自有个事亲底道理，事长中自有个事长底道理，这事自有这个道理，那事自有那个道理，各理会得透，则万事各成万个道理，四面凑合来，便只是一个浑沦道理。而今只先去理会那一，不去理会那贯，将尾作头，将头作尾，没理会了。曾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贯上事事做去，到极处夫子方唤醒他，说我这道理只用一个去贯了，曾子便理会得。不是只要抱一个浑沦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陈淳、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朱子告诫陈不要离开事为先去追索浑沦的“一贯的天理”，“浑沦底物事”，陈却误会为朱子不让其在一事一物上一一穷尽其理。相反，朱子向来主张要各事上理会得透其理，以见理一，这一段正是对此的辨析。王白田错会其意，反认为陈淳纪录有误，“自安卿之意，而非朱子之指也”王懋竑：《朱子论学切要语》，卷二，《四库全书》本。此不详述。
淳有问目段子，先生读毕，曰：大概说得也好，只是一样意思。又曰：公说道理只要撮那头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极处，中间许多都把做渣滓，不要理会相似，把个利刃截断中间都不用了，这个便是大病。曾点、漆雕开不曾见他做工夫处，不知当时如何被他绰见这道理。然就二人之中，开却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见处，未能信便是下工夫处。曾点有时是他做工夫，但见得未定，或是他天资高后，被他瞥见得这个物事，亦不可知。虽是恁地，也须低着头随众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底做工夫，衬贴起来方实，证验出来方稳，不是悬空见得便了，博学审问五者工夫终始离他不得。只是见得后做得不费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功极是仔细，每日三省，只是忠信传习底事，何曾说着一贯？《曾子问》一篇都是问丧祭变礼微细处，想经礼圣人平日已说底都一一理会了，只是变礼未说，也须逐一问过。一贯之说，夫子只是谩提醒他，纵未便晓得，且放缓亦未紧要，待别日更一提之，只是曾子当下便晓得，何曾只管与他说？如《论语》中百句未有数句说此，孟子自得之说亦只是说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说？今却是悬虚说一个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贯，不要从贯去到那一。如不理会散钱，只管要去讨索来穿，如此则中庸只消天命之谓性一句，及无声无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间许多达孝达德九经之类皆是粗迹，都掉却不能耐烦去理会了。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只将一个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会中间许多节目。今须是从头平心读那书，许多训诂、名物、度数一一去理会。如礼仪，须自一二三四数至于三百威仪，须自一百二百三百数至于三千，逐一理会过，都恁地通透始得。若是只恁悬虚不已，恰似村道说无宗旨底禅样，澜翻地说去也得，将来也解做颂，烧时也有舍利，只是不济得事。又曰：一底与贯底都只是一个道理，如将一贯已穿底钱与人，及将一贯散钱与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钱（陈淳、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做工夫不能只撮尖处，而曾点“博学审问五者工夫终始离他不得”，这是朱子的最后态度。显然，一味钻在训诂、名物、度数中固然不好，但对之一律排斥者，也“只是不济事”的人，更不用说是治国平天下了。朱子显然认为任何人的为学工夫都要落脚在这五者上。
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说，曰：若把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这里，则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无事可做了。所谓潜心大业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学工夫。（朱子）曰：近日陆子静门人寄得数篇诗来，只将颜渊、曾点数件事重迭说，其它诗书礼乐都不说。如吾友下学，也只是拣那尖利底说，粗钝底都掉了。今日下学，明日便要上达。如孟子从《梁惠王》以下都不读，只拣《告子》、《尽心》来说，只消此两篇，其它五篇都删了。紧要便读，闲慢底便不读，精底便理会，粗底便不理会。书自是要读，恁地拣择不得。如《论语》二十篇，只拣那曾点底意思来涵泳，都要盖了，单单说个风乎舞雩，咏而归，只做个四时景致，论语何用说许多事？前日江西朋友来问要寻个乐处，某说只是自去寻，寻到那极苦涩处，便是好消息。人须是寻到那意思不好处，这便是乐底意思来。却无不做工夫自然乐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会不要把做差异看了，粗底做粗底理会，细底做细底理会，不消得拣择。《论语》、《孟子》恁地拣择了，史书及世间粗底书如何地看得（陈淳、黄义刚录）？《朱子语类》，第一百一十七。
为学要在苦中见乐，在辛苦中得受用。单单求乐，就会流于玩弄光景，就只能做个四时景致，在这一点上朱陆之间心有灵犀，所见相同。在朱子眼中，道问学不比尊德性，前者约而后者“却煞阔，条项甚多，事事物物皆是问学，无穷无尽”同上，卷一百一十八，《朱子十五·训门人六》。需要大段做工夫。
上述谈话已经足以见朱子为学的宗旨与气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之论“曾点气象”，少谈境界，少谈上达，却反复在谈为学次序，重点落在为学之方上，这是朱子基本的为学精神。这次谈话也对陈淳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来陈淳就此回忆说：
（先生）……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以为所欠者下学，惟当专致其下学之功而已，而于下学之中，所谓致知，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事之不周。要如颜子之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要如曾子之所以为“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而其所以为人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郡斋从容和乐之训，则又不同矣。《北溪大全集》，卷十，《竹林精舍录后序》。
此寥寥数语已完全说出了朱子“曾点气象论”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