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一江水，你将杓去取只得一杓，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故理亦随以异（沈录）。《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陈来先生亦认为，理气偏全“几乎是朱熹哲学中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朱子语类》中（？）枅的一段话深得朱子的赞许：于此，则言气同而理异者，所以见人之为贵，非物之所能并；于彼，则言理同而气异者，所以见太极之无亏欠，而非有我之所得为也。朱子认为此论甚分明。见《朱子语类》，卷四，《性理一》。
人所禀之气的或清或浊，会限定人的所禀之理，使之未能充分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人未必都会有对天理自觉和准确的判断，即使偶有良心发现也不能执以为常。故朱子特别强调为学的根本在于格物致知，格物以明理，致知以尽心，以此变化气质——唤醒我处于蒙蔽状态的本性，使之发动一循于理。由此，我们也就会明白，朱子为什么不希望人直接去格心，去察识所谓的心体流行，而是要“曲折”的去格物理：在他看来，心、性、仁都是无形影之物，相对而言，外在的物事同涵此理却更为真实具体，所以人就应该先从这些事物上用力。在朱子而言，格物理，即所以格性理也。
回到第一手资料，朱子在易箦前三个月时对陈淳的告诫之语，最能体现出真正的朱子气象：
子思说尊德性，又却说道问学；致广大，又却说尽精微；极髙明，又却说道中庸；温故，又却说知新；敦厚，又却说崇礼。这五句是为学用功精粗全体说尽了，如今所说，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拣那便宜多底占了，无道问学底许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学，出门动歩便有碍，做一事不得……一日之间事变无穷，小而一身有许多事，一家又有许多事，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事业恁地多，都要人与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将此样学问去应变，如何通得许多事情，做出许多事业？学者须是立定此心，泛观天下之事，精粗巨细无不周遍，下梢打成一块，亦是一个物事，方可见于用……（陈淳、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物事；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征，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赅），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若只守个些子，捉定在那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圣人虽是生知，然也事事理会过，无一之不讲。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会见得便了，学时无所不学，理会时却是逐件上理会去。凡事虽未理会得详密，亦有个大要处。纵详密处未晓得，而大要处已被自家见了。今公只就一线上窥见天理，便说天理只恁地样子，便要去通那万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上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须撒开心胸去理会。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个父子、夫妇、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这里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讲过。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说。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见得，若不说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曾见得，泛而观万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个本领，却只捉定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无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应天下事，应这事得时，应那事又不得。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大学》首便说格物致知，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陈淳、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这里，广博的具体名物知识和广泛的周行实践成为朱熹下学工夫所指向的对象，而他心中那治国平天下的高远抱负，以及其上通天地的深远境界，都使得气象在他的口中呈现出了前人所未有的宏大气势，从而与陆王所宣称的那种“虽一事不知，也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的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和明清之际广为流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颇有不同。这可以被认为“朱子气象”。
后来，陈淳亦反复以此理想告人：
道理初无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间，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见。所谓“下学上达”者，须下学工夫到，乃可从事上达，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间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大成之地，千节万目，是多少工夫？惟当开拓心胸，大作基址。须万理明澈于胸中，将此心放在天地间一例看，然后可以语孔孟之乐。须明三代法度，通之于当今而不宜，然后可以为全儒，而可以语王佐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诸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使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数而验宾主进退之机，如好好色恶恶臭而为天理人欲强弱之证，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黒白，如遇镆，不容有骑墙不决之疑，则虽艰难险阻之中，无不从容自适矣。然后为知之至而行之尽。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道学四·朱氏门人》引，《四库全书》本。
若陈淳者，乃得朱子的真精神。现代新儒家极不喜朱子的这一气象，而只把眼光拘束在（个体层面的）道德超越上，其心目中的圣人也只是要明澈生命的真实，并以此为自足。其立论非不高明，却终亦难以“讳其偏”。
§§§第三节 一个典型个案研究
本小节以一个典型个案为例，对朱子的“曾点气象论”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陈淳是朱学后劲，他的一生始终生活在朱子思想的巨大影响下，把维护朱子思想作为自己的最大使命。陈淳与朱子针对“曾点气象”问题的讨论很有代表性。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此问题讨论得最多，还因为这些讨论极大地影响了其基本为学工夫的确立。故钱穆先生也指出：
陈淳乃朱门后起之秀，朱子七十时再来门下，当归期，召入卧内，此夜所问，却专拈“与点”一节，可见当时学者重视此一节之情形。朱子当夜所告，兼论颜曾（参）开点四人，朱子生平对此一章之意见，不啻倾囊吐出矣。
在此对话中，朱子晚年对此问题的态度有着最全面和彻底的表达，故此节也集中体现了朱子论“曾点气象”的基本观点与精神，体现着朱子的境界与为学工夫。另外，这次谈话被全文收入《心体与性体》卷三，其大部分内容被收进了王白田的《朱子论学切要语》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朱子在此谈话中论述极为详尽，甚至有些重复，故笔者只是略作评点，不再展开发挥。
关于此一问答的背景，在朱子六十岁时，陈淳首次拜访朱子，会面时劈头便提问“工夫大要”，在朱子提示其“以何为要？有要则三十五章可以一贯”后，再问“颜子之乐……乐可求之否”。其忽略下学，急于求道之心油然可见，亦流露出朱熹所不喜的禅气。对此，朱子曾对其痛下针砭。甚至是在十年后他在给廖的最后一封信中也提到：
安卿之病，正亦坐此这个此，指廖和陈都有在日用之间合下要见“天命之性”，见“天理”——把它作为一物，要把它常藏在胸里。向来至此，说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说著，遂无由与之极论，至今以为恨，或因与书，幸亦以此晓之，勿令久自拘絷也《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前此屡辱贻书》。
不久，陈淳既再次拜访朱子，遂有了这次问答。
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淳曰：数年来见得日用间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无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闪避。撞着这事，以理断定，便小心尽力做到尾去。两三番后，此心磨刮出来便渐渐坚定，虽有大底，不见其为大；难底，不见其为难；至硗确、至劳苦处，不见其为硗确劳苦；横逆境界，不见其有憾恨底意；可爱羡、难割舍底，不见其有粘滞底意。见面前只是理，觉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悭涩，而夫子与点之意、颜子乐底意、漆雕开信底意、《中庸》鸢飞鱼跃底意、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泼泼底意觉见都在面前，真个是如此。而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亦无一节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时义，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个天理流行底条目，前圣后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为此理之大处，却只在人伦，而身上工夫切要处，却只在主敬。敬则此心常惺惺，大纲卓然不昧，天理无时而不流行，而所以为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时放断，心常敬则常仁。先生曰：恁地泛说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劳心落在无涯可测之处。因问向来所呈“与点说”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爱人说此话。《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做工夫处，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圣贤说事亲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长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处，通贯浃洽，自然见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说“与点”，正如吃馒头（即包子），只撮个尖处，不吃下面馅子，许多滋味都不见。向来此等无人晓得，说出来也好，今说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样。近来觉见说这样话都是闲说，不是真积实见。昨廖子晦亦说“与点”及“鬼神”，反复问难，转见支离没合杀了。圣贤教人，无非下学工夫，一贯之旨如何不便说与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晓得方说与他？子贡是多少聪明，到后来方与说“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此意是如何。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百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说“与点”、颜子之乐如何，程先生《语录》事事都说，只有一两处说此，何故说得恁地少？而今学者何故说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
程先生曰：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已，只要义理栽培，恐人不晓栽培，更说如求经义皆栽培之意。吕晋伯问伊川：语孟且将紧要处理会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终不浃洽。后来晋伯终身坐此病，说得孤单，入禅学去。圣贤立言垂教无非著实，如……等类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宽平广博，平心去理会。若实见得，只说一两段，亦见得许多道理。不要将一个大底言语都来罩了，其间自有轻重不去照管，说大底说得太大，说小底又说得都无巴鼻……淳又曰：圣人千言万语，都是日用间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谈之顷要见总会处，未易以一言决。曰：不要说总会，如“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功，何曾说总会处？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功，到自得方是总会处；如颜子克己复礼，亦须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成只守个克己复礼，将下面许多都除了？如公说易，只大纲说个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圣人何故作许多《十翼》，从头说“大哉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圣贤之学非老氏之比，老氏说通于一万事毕，其它都不说，少间又和那一都要无了方好，学者固是要见总会处，而今只管说个总会处，如“与点”之类，只恐孤单没合杀，下梢流入释老去，如何会有咏而归底意思（陈淳、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二人初会面，朱子问陈在为学中的疑难，陈却大谈自己所得之境界——大谈从容与乐。朱子则告诫他若是只把眼光钉在理上，一味追求一贯，容易蹈于空虚无实之地。上文已指出，朱子自从学李延平后，遂即接受李的教诲，把下学上达，在分殊上做工夫以见理一确定为自己根本的为学工夫，而朱子后来所以反复告诫弟子们的，也正是这一点。于朱子，不说下学，刊落工夫，只管说“与点”，说“一贯”，说“总会处”，就只是在说闲话，纵然说得头头是道也是虚见，势必会流于佛老之虚之无。朱子强调，在无人说过“曾点气象”的情况下，提出它自然有其价值，毋宁说，这还是根本。但是，若人人竞说“与点”，却不喜谈下学，其问题就更大了。而陈淳之弊，正在喜谈上学而忽略下学，喜谈理而忽略事。我们知道，朱子并不反对为学要先立根本以定其规模，但他认为这只是为学的起点，更反对人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一贯”、“总会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