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万人杰的书信，万提到，他的江西同乡吴必大（伯丰）对《中庸》“鸢鱼”章颇有所见，而伯丰又得到了黄榦复信的认同。因此吴致书人杰，并附上了直卿的信以求印证。其实，他们是在对《论语集注》的相关部分提出了质疑：他们怀疑，《中庸章句》中的“鸢鱼”章和《论语集注》中的“曾点言志”节，有倒因为果的嫌疑。人杰向朱子转述了黄直卿的来信，并认为：伯丰和直卿认为，人应该先有中心和乐无私之境，天理方能流行，这样的说法会导致刊落本根，一味求乐，反倒是倒因为果。相反，正确的为学之序应该是像《论语集注》中所说的，先要见此天理之发现，然后才能乐此天理，《论语集注》本无可怀疑。
对此，朱子答曰：
《论语集注》诚有病语，中间尝改定，亦未惬意。今复改数句，似颇无病，试更详之。
直卿之说，却是做工夫底事，非曾点所以答“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之问也。况论实做工夫，又却只是操之而存是要的处，不在如此旷荡茫洋，无收接处也。甘节吉甫亦来问此事，并以示之：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浑然，日用之间随处发见，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适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乐无以加焉。用之而行，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但夷考其行，或不掩焉，故不免为狂士。然其视三子者规规于事为之末，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所以夫子叹息而深许之（约作于庆元三年，1197 年）。《文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人杰昨答伯丰书》引。
朱子的答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朱子修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新版本，也是除了《论语集注》定稿之外，唯一完整的本子。它对于我们分析朱子论“曾点气象”的变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复信中，朱子承认，旧本《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评论确有毛病，因此才会使弟子们对它的理解不一。朱子认为，黄榦的意思是在强调先要做工夫，然后才能得见天理流行，这本不错，而万提到即见天理流行，复乐此以为志，这也不错。我们看到，朱子在新改订的文稿中强调，曾点是先有人欲尽处，乃见天理之浑然，这即是针对黄榦质疑所做的修订。但是朱子认为，黄榦的看法既无法和《论语》本文曾点言志的内容相吻合，又说的有些“旷荡茫洋”。
在朱子新修订的版本中，朱子首先强调，曾点先有人欲尽处这个因，因此才会有见到了天理的随处发现这个果，进而才会乐此天理流行并以乐此为志，乃至才会有动静从容之气象；继而朱子强调，曾点之志虽以即位履常为乐，但尧舜事业与此一理，因此并不妨碍其随后用之而行，经世致用。最后朱子强调，曾点虽然行或不掩言（不是完全行不符实，一个或字，大有深意），但仍然优于三子的规规于事为之末。
于此同时，朱子还针对这段文字做了两处特别的调整。
关于第一点，朱子把说曾点“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改为“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这是因为，包括欧阳希逊在内的一大批弟子，都在怀疑曾点能否优为尧舜事业，也在就此纷纷向朱子提出质疑，此次调整正是对上述疑问的回应。本来，“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这句话，是承程明道说曾点“便是尧舜气象”而来，朱子这样说的本意，也是要强调尧舜事业与曾点胸襟是一个道理：天理是本，事业为末，因此只要洞见天理，则虽尧舜事业之大也优为之。但是，他的这一说法却给人以误解，仿佛曾点要高于至少是等于尧舜。为此，朱子不得不对此一再做出澄清。综合《文集》和《朱子语类》的相关内容可见，朱子在与弟子们的讨论中，一再就此问题强调以下原则：
其一，曾点所见是大根大本，是源头，而“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尧舜事业何难之有”《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颜渊之叹》。 、“使推而行之，则将无所不能，虽其功用之大如尧舜之治天下，亦可为矣。盖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李壮祖录。因此，可以说曾点优为尧舜事业。
其二，“曾点气象”和“尧舜事业”存在虚实之别，前者只是虚见，而后者却是实有。曾点所见虽大却缺乏细微工夫，因此毕竟是狂者。而学者更应该以颜回、曾参为榜样，牢记虚实之辨。
其三，这一段贵在活看，尤其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事业二字上，机械地一件件比较曾点与尧舜的事功，而是要看他们相通的一面：“何不说尧舜之心，恰限说事业”、“使曾点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点见处，虽尧舜事业亦不过以此为之而已”《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辅广录。
其四，朱子这段话的重心，在于强调曾点所见天理，而不在于渲染他的洒落胸襟。事实上，朱子对上述新的修订并不满意，《论语集注》定稿最终没有保留这句话，也是因为朱子担心这样说容易使人一味追求曾点的洒落胸襟，而忽略事为的一面。
关于第二点，朱子去掉了说曾点“洒落”云云《朱子语类》中多处收录了朱子与弟子就此问题的讨论：散见于《朱子语类》卷十六、卷四十和卷九十四。大概朱子晚年开始注意从曾点所见的是天理流行的一面来诠释“曾点气象”，而不再渲染他的主观心境上的洒落，或者是乐的一面。
大约与此同时，同样是来自于江西的董铢（字叔重，号盘涧，1152—1214，不晚于1184 年从朱子学）董叔重向朱子的问学时间，以王白田《朱子年谱·朱子论学切要语》为准。关于董的资料，黄榦在《董县尉墓志铭》云：叔重讳铢，世为德兴望族……既冠，从乡之儒先程公洵游，公语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尽弃所学，取《大学》、《中庸》、《语》、《孟》、诸书日夜玩习，裹粮入闽，抠趋函丈，不惮劳苦……庆元初，先生归自讲筵，日与诸生论学于林竹精舍。命叔重长其事。诸生日所讲习，叔重先与之反复辩难，然后即而折衷焉。见《勉斋集》，卷三十八。（按，《朱熹书院门人考》据北京图书馆藏《勉斋集》，题为卷三十五，存疑。）据《朱子语类·一百二十四》记载，董铢曾向朱子问陆的师承，可见他和陆学没有师承的关系。也致信朱子，提到了他对于“曾点言志”一节的迷惑：
曾点言志，气象固是从容洒落，然其所以至此，则亦必尝有所用力矣。知其所用力处，则知尧舜事业点优为之。然尧舜事业亦非一事，要必如点用力则不难为，但道理自有浅深，所至亦有高下。点资质高，合下见得圣人大本如此，故其平日用力之妙，必有超乎事物之外，而为应事物之本者。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固有间矣。然一事一物亦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学者大本功夫固当笃至，亦必循下学上达之序，逐件逐事理会到底，乃能内外缜密，亲切不差。点言志甚高而行不掩焉，观其舍瑟倚门亦可见矣。盖道理无纤毫空阙不周满处，外面才有罅漏则于道体为有亏矣。或谓曾点只是天资见得大头脑如此，元不曾用力，又谓点已见到如此，天下万事皆无不了者，恐皆一偏之论也，未知是否？《文集》，卷五十一，《答董叔重·人心之体》引。关于此信的年代，考《朱子语类》有“汉卿举叔重疑问（即此信）”一条，为万人杰录，辅广和万人杰同访朱子在1197 年，即朱子落职和蔡季通被编管后，则此信更在稍前。
这里，董叔重所见到的，应该是朱子修订《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的第四个版本。这一点也得到了来自《朱子语类》的印证：
问：集注谓曾点“气象从容”，便是鼓瑟处；“词意洒落”，便是下面答言志，“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处否？（答）曰：……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固有间矣……（陈明作录）《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
此版本说曾点“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固有间矣”云云，当然要比说“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不可同年而语矣”云云下语为轻。联系到上文所转述的，朱子让董叔重读欧阳希逊和严时亨的问目可知，朱子晚年更强调虚实之辨，在总体上降低曾点的地位，这一改定也是此大背景下的产物。
回到董的来信，董认为曾点之从容洒落，是尝有所用力的结果，这也是其优为尧舜事业的前提。但是，说曾点的用力处在大本，这有违下学上达之序，因此其所见也必定会有亏欠。他还转述了另外两种说法，后者正是严时亨的观点。他对这些异见难以取舍，希望朱子指正。对此，朱子复信曰：
此条大概近似，而语意不密。且看它见得道理分明，触处通贯处是个甚底，可也（作于庆元三年，1197 年）。《文集》，卷五十一，《答董叔重·人心之体》。
朱子的答语非常简单，他希望董自己去反身体认曾点得见天理流行的真实境界。对于这一点，《朱子语类》中录有朱子对董更为详细的告诫：大意是告诫董等人更应该关注曾点“如何做到这里”，并反问自己真能如此否？而不能空想其“气象”。朱子更是多次强调：
公莫把曾点作面前人看，纵说得是也无益。须是自家做曾点，便见得曾点之心（林学蒙录）。《朱子语类》，卷二十九，《论语十一·公冶长下》。
王景仁问：程子言曾点与漆雕开已见大意，何也？曰：此当某问公，而公反以问某邪？此在公自参（李壮祖录）。同上，卷二十八，《论语十·公冶长上》。
我们说，若学者真正能如朱子所说，则其所学就是为己之学，就是实学。否则，就只是口耳之学。朱子反复强调行重于知，诚然。
就在同一年中，曾祖道（字择之，江西人，生卒不详，先从刘清之、陆象山学，本年才转从朱子学）三次致信朱子，问“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一句。曾书信的内容我们同样不得而知，朱子的答书分别为：
此说未然，但漆雕语意深密难寻，而曾点之言可以玩索而见。意若见得曾点意，则漆雕之意亦可得矣。且看程子说大意两字是何意，二子见得是向甚处、如何见得（作于庆元三年，1197 年后）。《文集》，卷六十，《答曾择之（祖道）·礼即理也》。
漆雕开、曾点二子是信个甚底，又是如何地信，曾点语可更以《论语集注》为主，子（仔）细体验，仍看上蔡之说，发明得亦亲切（作于庆元三年后，1197 年后）。同上，卷六十，《答曾择之·仁者心之德》。
所论曾点大意则然，但谓漆雕开有经纶天下之志则未必然，正是己分上极亲切处，自觉有未尽耳。虽其见处不及曾点之开阔，得处未至如曾点之从容，然其功夫精密，则恐点有所不逮也。以此见二人之规模格局大概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象圣贤胸襟洒落处，却未有益。须就自家下学致知力行处做功，夫觉得极辛苦不快活，便渐见好意思也（作于庆元三年后，1197 年后）。同上，卷六十，《答曾择之·所论曾点大意》。
曾择之可能是在信中对曾点和漆雕开二人的气象优劣做了比较，故朱子才会告诉他，《论语》中只说漆雕开“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意，确实是有些“深密难寻”。相对来说，曾点之言更实在些。在朱子看来，二人的共性是“见得大”，二人之异是一个见的开阔，一个见得精密。在这三封信中，朱子都在告诫曾择之，把所关注的重心落在“大意”所指为何上，并切身去反复体会，其实就是让他自己去做极辛苦的反身工夫来体认天理，而不能单纯去想象“洒落气象”。《朱子语类》亦云：
前日江西朋友来问，要寻个乐处，某说只是自去寻，寻到那极苦涩处，便是好消息。人须是寻到那意思不好处。这便是乐底意思来。却无不做工夫自然乐底道理（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
文中所说的寻乐处的江西朋友，指的就是廖德明同上，卷一百一十三，《朱子十·训门人一》。而朱子告诫其在苦涩处做工夫，这也是朱子晚年在论“曾点气象”时，告诫弟子们的基本观点。于朱子，刊落工夫，一味寻“曾点气象”、寻“洒落”、寻“乐处”，都犯了同一个毛病。
同年，曾极（字景建，一字景宪，号云巢，江西人，生卒不详。庆元后从朱子学）关于曾极的资料，《四库全书》本，《江西通志》曰：曾极，字景建，临川人。父滂，字孟博。四方宗陆氏者，自滂与李德章始。极志气豪放，朱文公得其书及诗，大异之。谓其文似老苏、大苏。尝游金陵，题行宫龙屏，忤时相史弥远，谪道州卒……所为诗文有《舂陵小雅》、《金陵百咏》。可见，曾极与陆学实有渊源。致信朱子，提出了对曾点之“气象”的体认，曾的这封信今亦不存。朱子答曰：
别纸七条……第二论“曾点言志”，以为便欲进取揖逊泰和气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言其日间受用处，而自它人观之，则见其或出或处，无所不可，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非专指揖逊而言也……此七条者其首二义更宜思之，第二条尤须体认，不可草草。《文集》，卷六十二，《答曾景建·别纸七条》。
曾极在来书中大力渲染了曾点的“进取”、“揖逊”、“泰和”等，朱子告诫他体认“曾点气象”，不能仅仅局限于曾点的主观的一面上，而是应该注意客观的天理流行发用一面。他告诫曾极，对这一点要尤须体认，不可草草。由此可见，朱子晚年固然有不喜人言与点的一面，也有他喜言“与点”的一面。于朱子，在与弟子们的交流中非常注意因病施药，立论也注意不主一偏，这都是其思想丰富性的具体体现。
五、1198 年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研究
在1197 年后，朱子和弟子们仍然在讨论“曾点言志”的问题。1198 年，其弟子李燔的从子李继善（字孝述，生卒不详，江西人）致书朱子，也质疑该问题：
孝述妄谓颜子之乐恐在克复之后，已过此关，克尽己私，故日用间是这道理在胸中平铺地顺流将去，无分毫私欲为之梗拂，故不待勉强作为，自无往而不与此理相周旋，所以触处皆乐，虽行乎穷途逆境亦只如此，曾不改吾乐焉。曾之志，恐是其胸中脱洒，略无系累，遐想其动静语黙之节，了覆其所陈之志，似把这道理做家常茶饭相似，日用间只如此平平地顺行将去，似将使万事万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萧然，略不用意作为于其间。亦见夫此理所在，天然自有，触目皆然，自可坦然顺适，不假作为故也。如孝述自觉是初学，不曾窥见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惊喜，把来抬劵，行时本不自在，间只是分付着意，似要于道理上加添些做，与这气象天渊不侔。若曾，可谓真知其为天理，但伊川则谓其虽知之而未必实能为耳；漆雕开之未能自信，恐是正在此处着力，过关未得，窃疑其虽未尽见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于本然实体固已识之，但恐识认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然亦可见其直要于打斗处下死功夫胜过去，不但及此而遂已也。《文集·续集》，卷十，《答李孝述继善问目》引。
李继善认为，颜子和曾点都已经“过了大关”，因此所见都是天理自然，其所行也已经不假作为，而漆雕开则还没有“过关”。对此，朱子答曰：
先生批云：漆雕开恐不止如此（作于庆元四年后，1198 年）。同上，卷十，《答李孝述继善问目》。
朱子的答词并未提及曾点，只是指出漆雕开已见大意，表明他默许了李在文中对颜回和曾点的定位。
六、1199 年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研究
1199 年，廖德明致书朱子，质疑曾点的优为尧舜事业，朱子答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