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谓此章之旨未可容易读过，夫子所以喟然发叹而深与者，是岂浅浅见解？学者须看得表里净尽，方有实益。程子以点为己见大意，有尧舜气象，而与夫子老安少怀，使万物莫不各遂其性之志同，此其为义已精且备，但其言引而不发，如《论语集注》乃是即程子之意而发明之，其紧要却只在“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流行之妙”句上，此正是就根源说来，而志之所以然者，可谓至精实，至明白矣。会得此意，则曾点气象，洒落从容，优为尧舜事业，方识得端的落着，不是凿空杜撰，而夫子所以深与、程子所以发明、并三子所不及之旨，并洞见底里，会同一源。但此意乍看亦甚微而难著，某自三四年前已略窥一线，而口笔屡形容不出，至丙辰秋（即1196 年，作者注），因感严说（即严时亨的观点）说，大故遗阙，忽跃如于中道，发此一段以记之，只是推广程子及《论语集注》之意而不敢有加焉，似觉如水到船浮，不至甚有悭涩处，而夫子曾点当日之意味，亦觉洋洋如在目前。以是自信，常存于中，而日用应接亦觉有洒然得力处多，所以奉而质诸长者。今承来教，缕缕大概排抑根源底意，而深主严说，似于《论语集注》未合。
夫所谓根源来底意思，是以天理言之，看理至于知天始定。此亦不过下学中致知格物一节事，而所致所格者，要有归着至到云耳。盖致知力行，正学者并进之功，真能知则真能行，知行俱到，正所以为上达实见之地，自不相妨。恐未可偏抑，而但如来教，只务理会此，不必理会彼，而彼自在里许，忽然自达，恐差之多也。如严说者，全篇大旨只谓直道“‘清明在躬，志气入神’，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又曰“素其位而行，不原（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又曰“须自所乐中出，方做得圣贤事业”，此只说得《论语集注》所谓洒落从容以下底意思，乃涵养成后之效也。其所以如此者，端由向前有造理之功，洞见得天理流行，日夜间无处不是，故涵泳乎其中，即身见在，便是乐地，更无他念耳。以此意推广之，何处不是此理之妙？何处不是此理之乐？故虽尧舜事业，巍巍荡荡，其作处亦不过只顺他天理，对时育物，如此而已。此意思一同，所以谓“可优为之”焉，此底即是做彼底样尔。窃谓此意味甚恰博，此意甚缜密，最是圣贤吃紧处，若无此，则冥然养个甚，而亦安能恁地清明自得，从容洒落？所乐乐个甚？而于圣贤事业，亦将从何处有缝罅可入乎哉？严说正阙此，愚所以不敢依阿徇情而有向前根原信中出现根原和根源的不同写法，系原文如此。说不着之断，亦何嫌于分别，恐不得一以道彻上下、贯本末，为此彼此各是一义也。理在事中，理，形而上；事，形而下。三子只见物不见理，严说未说到理，鄙说正所以发明点于日用事物上见得件件都是理，于形而下见得一一都是形而上之妙，又非语上遗下，语理遗物之谓也。况严说又全无下学次第，如来教所谓尧舜有天下不与者无间，惟此一条云者，正与严说同，圣人所与之意决不徒然止此。若但止此，则意滞而不圆，非惟不彻古人心，而于自身又无受用实益，其不侵侵成谢事去，流入佛老者鲜矣。所谓涂人为禹者，义又不同，亦不得引以为喻。若必论端的成个尧舜巍巍荡荡之功，此须穷神知化盛德之至，有“绥斯来，动斯和”底手段方能，其中多少事在？虽颜子亦未可快许，而况于点乎？至所谓虚见实不同，而下叙颜曾（参）所以为实见，及以点无颜曾（参）之功，而君子欲讷言敏行，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者，极善极善。此则日用不可少歇工夫，而鄙说亦略具于篇末矣……《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二，《答廖师子晦·一》。
陈北溪的这封信大致有两个内容：一是力辨严说之非，认为严说“根原不着”，“未说到理”、“全无下学次第”，而且所说只是效验，却不知道这效验是要由“向前造理之功”中来，其所缺的也正是最关键的。二是指责廖德明“排抑根源底意，而深主严说，似于《论语集注》未合”。大概廖认为陈淳的说法过于突出了天理二字，有“语上遗下，语理遗物”的嫌疑这也是后来朱子对陈的反复告诫。因此主张只做心上（此）的工夫，不必去直接讨见天理（彼）从《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可见，廖的《难“与点说”》意在强调陈淳的说法近于“却要先见个天理在前面，方去做”，其毛病是“语上遗下，语理遗物”。朱子评价说，廖的说法无头，而陈的说法虽有头，却没有遵循下学上达的原则，似乎有把理当作一个空的物抱住不放的弊端。这是廖和严的说法相通之处。而在陈淳看来，所谓“根原”指的就是天理，它要从下学中来，从格物穷理的工夫中见，不是游离于讲学应事之外的神秘之物。而严和廖的说法都只见心，不见理，廖甚至只去追求内心中神秘的“别有一物光辉闪烁，动荡流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前此屡辱贻书》。《文集》和《朱子语类》都多处收有朱子就此对廖的批评：如《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云：廖子晦得书来云：有本原、有学问，某初不晓得。后来看得他们都是把本原处是别有一块物来模样。圣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个是有一个物事，如一块水银样走来走去那里。这便是禅家说赤肉团上自有一个“无位真人”模样（黄义刚录）。这只能会使具体的下手工夫流于空疏。
陈和廖都对对方的意见不甚满意，他们都在不断地就此向朱子提出问难。朱子对此的反映已经详细地记录在了他给廖的回信和《朱子语类》里。
正是出于陈淳的提醒，朱子才会对严说、胡说和廖说可能带来的弊端产生了警觉——也发现其与陆学的一致性，因此才开始在论“曾点气象”时开始全力告诫弟子们不能虚说“与点”，而要以重工夫的漆雕开、颜回、曾参为师。此后，已是朱子去世后不久，廖德明将朱子给他的复信（见上）转给陈淳，陈就此回信给廖，指出：
伏承录示先师别纸议论，捧读载四……向来考亭之诲，无不谆谆此意。深嫌人说“颜乐”、“与点”，深恶人虚说天理人欲，每每令就实事上理会……《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二，《答廖师子晦·二》。
陈的这封信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朱子对严说态度会发生转变，以及为什么朱子晚年会“深嫌人说‘颜乐’、‘与点’，深恶人虚说天理人欲”。于朱子，从严到胡，从胡到廖，从廖到陆学，从陆学到佛老，其间只隔一线。而陆学与佛老的分界，也只是这一线。朱子正是要通过讲虚实之辨来守住这一线。朱子在对严时亨书信的一褒一贬中，也使朱陆异同问题逐渐清晰起来。
四、1197 年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研究
欧阳和严的书信，只是拉开了朱子与一批江西弟子讨论“曾点气象”的序幕，在随后的1197 年里，他们对该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需要指出：这些书信的具体先后顺序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本文在下文的叙述顺序，也并不代表它们的先后顺序。但它们的同时出现，而且多来自于朱子门下受陆学影响巨大的江西弟子，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这些讨论，对朱子论“曾点气象”晚年定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甘节（字吉甫，或作吉父，江西临川人，生卒不详，为曾极同乡，约1193 年从朱子学）关于甘节的资料很少，黄榦《复甘吉甫》曾提到：“榦老矣，诸兄正好着力，庶师道之有传也。”可见甘节年龄小于黄榦。黄榦又提到：“向来从学之士，今凋零殆尽，闽中则……江西则甘吉父、黄去私、张元德……江东则……浙中则……大约不过此数人而已。”可见，甘后成为朱子的重要传人和《朱子语类》的编订者。《文集》卷六十二云：“甘君处见送行语，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为博约，想有味也。但甘君词笔颇工而趣向未正，数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决否耳……甘君归，可更切磋之，人材难得，可惜只如此汨没了一生也。”方彦寿先生以为文中的甘君即指甘节，未详，致书朱子，问到：
《论语集注》中说曾点处，有“乐此终身”一句，不知如何（作于庆元三年，1197 年）？ 《文集》，卷六十二，《答甘吉甫·论语集注中》引。
对此，朱子答曰：
观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岂不是乐此以终身？后来事业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无此句，即此一转语全无收拾，答它圣人问头不著，只如禅家擎拳竖拂之意矣。同上。
我们知道，儒家的基本精神在于经世致用，若仅仅说曾点“乐此（朱子本意似乎以此字指天理，但从文意看，此字更像是在指舞雩咏归的事实，这个字的含混直接导致了朱子思想的含混）终身”，无心事为，又何来“尧舜气象”可言？其行为与佛老的差别何在？这不能不引起甘节的怀疑。
另外，甘节提到《论语集注》中说曾点有“乐此终身”四字，似与下文提到的黄榦所见版本相同，而与欧阳希逊和严时亨所见的《论语集注》版本异。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二个修订版本。
我们说，朱子在集注中说曾点“乐此以终身”的本意有两。
一者，他是要强调曾点之胸襟：毫无有意为国之心，了无私欲，自适其乐，如他在《朱子语类》中也提到：
曾点于道，见其远者大者，而视其近小皆不足为。故其言超然无一毫作为之意，唯欲乐其所乐，以终身焉耳（杨道夫录，己酉以后所闻）。《朱子语类》，卷四十。
可见，朱子所说的曾点“乐此以终身”，“此”即指“道”，即指的是天理。
二者，朱子意味“孔子本问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而曾点以浴沂风雩咏归为答，是乃答非所问，有近禅家味，故特加此四字，以见曾点以乐此终身为志也”。即是说，朱子的本意，是要通过这句话点出曾点是以此为志，从而把曾点和禅家味区别开来。但是，朱子的这一做法并不成功，还是容易让人把曾点和佛老之徒的逍遥忘世、只顾自己快活相等同。
问题还在于，朱子在给甘节的答书中，说舜居深山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时，都“乐此终身”，乃至后来事业处于偶然，不能不更增添人们的怀疑：说舜和伊尹没有有意为国之心则可，而说其平日全无治国平天下之志，后来之事业纯出偶然，则尤为牵强。这也与孔孟思想的基本宗旨不符。
见到甘节的质疑后，朱子对这一段进行了反复的润色：先是把说曾点“乐此终身”（似为‘曾有见于此，故欲乐此以终身’，这是黄榦所见的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见理，并欲乐此理以终身），改动为“及其言志，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无他作为之念也”（这是万人杰所见的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以乐此为志，无他作为之念），后来又改为“即其所居之位，适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乐无以加焉”（这是朱子新修订的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安于其性分，素位而行，不愿乎外，见他给万人杰的回信），最终才确定为“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这是定稿版本，其内涵是强调曾点乐其日用之常，只是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这不妨其日后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云云。细玩其中的微小变化，我们能发现许多的消息：朱子希望赞扬的，是曾点的浑然天理，了无私欲，而他尤其不希望人们把曾点理解为遗世而独立的隐士。而朱子在此问题上的细致反复，则颇能体现出他在平衡胸襟与事为这对矛盾上的苦心。
几乎与此同时，江西的万人杰（字正淳，江西人，生卒不详，早年师从陆九龄和陆子，1180 年从朱子学）朱子在《文集》中对万人杰多有赞赏，如《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三十一》云：子寿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纯（淳）者，亦佳；卷四十四，《与吴茂实·一》云：有曹立之、万正淳者来相见，气象皆尽好；卷五十二，《答吴伯丰·一》云：大冶近有万君人杰者见访，见留之学中，气质甚美，议论亦可反复，殊不易得。《朱子语类·朱子十二·训门人三》也录有人杰向朱子问学的情况：“（万）问曾点漆雕开己见大意？（朱）曰：曾点、漆雕开是合下见得大了，然但见大意，未精密也。因语人杰曰：正淳之病，大概说得浑沦，都不曾嚼破壳子。所以多有缠缚不索性，丝来线去，更不直截，无那精密洁白底意思。若是实识得，便自一言两语断得分眀。如今工夫须是一刀两段，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如此做头底方可无疑虑。如项羽救赵，既渡，沈舡破釡，持三日粮，示士卒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顾后便不可也，因举禅语云：寸铁可杀人，无杀人手段，则载一车枪刀逐件弄过，毕竟无益。”这里，万在问“曾点气象”，而朱子却大谈工夫，大谈虚实之辨，其晚年之不喜人言一味“与点”可见一斑。来信云：
人杰昨得伯丰书云：必大向以鸢鱼之说请益于紫阳（指朱子），尚未得报，近得直卿书与鄙见合，试商榷之，却以见教。
直卿书云：浴沂一章，终是看不出喟然而叹，夫子与点之意深矣。《论语集注》云：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见于此，故欲乐此以终身。如此却是乐此天理之流行，而于本文曾意旨恐不相似。干窃意恐须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与道不相似，而计较系恋之私入之矣。夫子无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政是此意，直是与天地相似……圣人岂教人如死灰槁木，旷荡其心，徜徉其间也哉？张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气之欲。物各付物，而无一毫讣（？疑为比）较系恋之私，则致广大而极高明，虽尧舜事业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后来邵康节先生全是见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诗中亦多此意，此是一大节目，望详以见教。
人杰窃谓：浴沂一章，《论语集注》甚分明，无可疑者。其说曰：曾点之学，有以见夫天理本然之全体，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故其胸中洒落，无所滞碍，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及其言志，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无他作为之念也。乃是曾点见得天理之发见，故欲乐此以终身。今直卿所云，固是道理高处，然其本意却谓须是如此，天理方流行，则是先有曾点之所乐，方得天理之流行也。人杰窃恐全体大用未能了然于心目间，而欲遽求曾点之所乐，则夫事物未接之时，此心平静，胸中之乐固或有时而发见，然本根不立，凭虚亡（无）实，亦易至消铄矣。盖与《论语集注》之意未免有差也。伯丰所见与之相合，鄙意却未敢以为然，伏乞赐教（作于庆元三年，1197 年）。《文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人杰昨答伯丰书》引。
万人杰的来信涉及到了很多内容。首先它告诉我们，自欧阳希逊和严时亨所见到的版本后，朱子已经对此节的评论进行了两次修订：黄榦所见的版本云：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见于此，故欲乐此以终身……这次修订，朱子突出了曾点的见道和他要以乐此为志；而万人杰所见的新版本则是：曾点之学，有以见夫天理本然之全体，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故其胸中洒落，无所滞碍，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及其言志，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无他作为之念也。这一次修订，朱子先说曾点的见道和胸次，再说他的言志，在层次上更为分明。万所见到的，应该是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三个修订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