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形体，则是承载性命的容器。性命，是虚而灵的，也是使生命成为生命的东西；它们虽然处于视听所不及的地方，但它们是永生不死的。形骸，是得自自然，它“朝合而暮坏”，不值得留恋（《无能子·质妄》）。因此，形骸就是在它活动的时候，也是死的。因为它自己不能动，是神气使它运动，“形骸非性命不立”（《无能子·析惑》）。所以无能子主张要保养人的精神。他认为，使精神疲劳而求保持生命，是不可能的。他要求人们要懂得这个“自然生死之理”而进行修炼。而真正的修炼，不是炼形，而是任其自然。任其自然，就是无心、无为。无心的境界，乃是真正自然的境界。比如权衡由于无心，所以能够公平；镜子由于无心，所以能够明亮；鱼鸟无心而游而飞，水火无心而湿而燥。因此，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无心的状态。无心表现于人的处世，就是虚心。虚心以对待事物，就是泯灭事物的差别。泯灭事物的差别，无心以应对事物，就是无为的境界。无能子说：无为则淳正而当天理，父子君臣何有哉！有为则嗜欲而乱，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异哉！（《无能子·首阳子说》）因此，天下祸乱的根源，也就是人君的欲望。要消灭祸乱，也只有君主节欲无为。而无为，不仅是少加干涉，而且是根本不作分别：“无所分别，则忠信邪佞一也；有所分，则分者自妄也。”（《无能子·宋玉说》）无所分别的最高境界，是“无邪无正，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功无罪”（《无能子·宋玉说》）。这样，处闹市也不感到喧哗，“斗鸡走狗于屠肆之中”，也不异于“夺旗斩将于兵阵之间”（《无能子·答通问》）。这样泯灭了一切差别，疼痛疾病也无所感觉，作鱼作龙都非常适意。这样处理朝廷事务，就不会区分忠与奸、善与恶，也就不会引起争执。但《无能子》关心的不是个人修炼问题，而是社会安危。他希望天下太平，但又无能为力。“无能子”这个名称，就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无心之论，也反映了作者的无奈。《化书》是五代谭峭所作，在此一并介绍。《化书》讲天地人物都在变化，有情的人和动物可以变成无情的石头花草，草木也会变为人和动物。至于蛇化为龟，雀化为蛤，更不待言。事物可以由此变彼，说明他们彼此相通。形体，使事物相互分开；变化，又使事物冲破障碍。一切差别，都是主观设定的，都仅是我们的感觉。这说明，“万物本虚，万法本无”（《化书·水窦》）。因此，人们的处世，应该“一有无，一死生，一情性，一内外”（《化书·铅丹》），无知、无为、无心，这样就可以解脱痛苦，超越生死。
在这里，《化书》和无能子有着共同的心境。《化书》认为，道的自然进程，是“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有了形，万物才有了分别。因此，道的运用，应该是“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以消除分别。圣人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化书·道化》）。圣人们看到物的变化，但追求的是不生不化，这样才能无所不通。只有小人们才企图模仿自然界，移山造海、作金作玉。在《化书》看来，小人们所追求的，只是“术化”，为圣人所不取；大人们追求不生不化，就可以无所不化。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必须依赖“虚无”：“师于无者，无所不至”（《化书·狐狸》）。这些思想，也都和《无能子》相近。天地间一项重要的变化，就是人的变化。教化，就是为了促使人向善变化。《化书》评论了从古以来圣人化民的各种手段，看到每一种手段都须有另一办法来补充，其结果并没有使天下太平，反而诱发欲望和争斗。天子作了弓矢来镇服天下，天下却用弓矢来反对天子。赏赐，本来是为了使人感恩，但赏赐不均，反而生怨。这就好比墨鱼吐墨，本是为了防身，却招来了渔人的渔叉。因此，《化书》和《无能子》一样，也向往古代那淳朴的社会。不同的是，谭峭还提出了一套治国方略。谭峭说：“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所以“民事之急，无甚于食”（《化书·七夺》）。但是，人民的食物，“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使农夫只能吃“橡栎之实”（《化书·七夺》）。《化书》认为，这是天下最不平不义的事。所以，治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均食”：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化书·奢僭》）《化书》认为，食物可使猴子跳舞、鹦鹉学舌，可使牛马拉车、鹰犬搏击。人在饥饿的时候，就想一口吞下一头牛。这种时候，讲什么仁义、用什么刑罚，都没有用。这种时候，人们可以无所不为，所以是“兴亡之机”（《化书·兴亡》）。谭峭激烈攻击那些贪官污吏，认为是他们逼得人民造反。均食的关键是俭。俭，就是要求统治者节省开支，减轻一点人民的负担。《化书》认为，俭，不仅可使统治者清醒，而且是化民的根本手段：俭者，可以为万化之柄。（《化书·民情》）《化书》的目的，是化民，是防止民众造反，因而它的理论也是一种统治理论，乃人君南面之术。从《化书》反对道释夺民食物的内容看来，作者谭峭不是一个出家或入籍的道士。但《化书》被收入《道藏》，体现了唐代道教辅君王、致太平的目标。
（二）唐代后期丹术和丹术理论
1唐代后期服丹风唐代前期，丹术，尤其是外丹术，就已经呈现于社会表面，且有大规模发展的势头，但是和后期相比，则相对不很发展。除唐太宗晚年因服药而死外，其他几位皇帝和丹术也都处于若即若离之间。唐代后期，从君主到贵族，服丹求长生达到了着迷的程度。天宝年间，安史叛乱，此后又绵延数十年，所以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期，未见有炼丹的记载。唐宪宗时，割据的藩镇政权遭到打击，出现了中兴气象。于是，唐宪宗又想起了长生术，下令到全国征集会炼制长生药的方士。因贪赃枉法害怕败露的鄂州观察使李道古，通过宰相皇甫镈向唐宪宗推荐了方士柳泌和僧人大通。柳泌不甘心仅仅在京城为他设置炼丹场所，借口炼丹需要原料，让唐宪宗封他做了台州刺史，以便到天台山采药。一个方士，做了国家地方主官，是向来未有之事，群臣劝谏，认为不可把一州百姓的身家性命交给一个方士管理。唐宪宗说，用一州的人力，换来皇帝长生，难道你们不愿意吗？话说至此，群臣也就再无话说。柳泌到台州，驱赶州内数县百姓上山采药。一年多过去，一无所获。柳泌害怕，携妻带儿逃往深山，后被抓回，解送京城。然而唐宪宗不仅不治柳泌欺君之罪，反而要他继续炼药。药成服下，唐宪宗变得脾气暴躁，臣子动辄得咎。近臣不堪忍受，就杀了这位皇帝。唐穆宗继位，将柳泌和大通乱棒打死。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忘了其父的惨痛教训，又开始服食丹药，并且因服食丹药而死于非命。唐敬宗继位时还是个孩子，且淘气异常。他信任道士赵归真，又到全国寻访炼丹者，有个叫周息元的，说自己有几百岁，于是被请到京城。唐敬宗本就诸事不晓，只知胡闹，甚至把朝廷当作球场，晚上要臣子们陪他外出抓狐狸。又喜欢角斗，找来一帮力士，日夜相斗，不少人手断脚折。他服药后，脾气暴躁，胡闹更没有边际，力士们动辄得罪被杀。有天晚上，力士们勾结宦官，吹熄灯火，杀了这位才十八岁的皇帝。继位的唐文宗把赵归真流放海岛，自己吸取教训，不再服食丹药。他以后的唐武宗则又忘掉前车之鉴。唐武宗修了望仙观，其中的住房有539间，供方士居住。重又请回被流放的赵归真，封为先生。宰相李德裕劝谏，但无济于事。唐武宗服丹后浑身难受，忍耐不住。方士们说，这是正在脱胎换骨。武宗因身体如此，难以理政。病情日益严重时，方士们又像汉代甘忠可等劝哀帝改元易号一样，劝武宗改名为“炎”，说这样可以避免和国家的土德相克。
但唐武宗并未因此好转，不久就死掉了。唐宣宗即位，杀掉赵归真，流放道士轩辕集。然而十几年后，宣宗也想成仙了，他召回了道士轩辕集。但是轩辕集坚决拒绝炼长生药，他对宣宗说，做君主的，戒除嗜欲，崇尚德行，自然可得到上帝赐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求长生。德行，成了求仙的唯一手段。唐宣宗无奈，只好放他归罗浮山。然而不久，医官李玄伯就和道士虞紫芝、王乐勾结起来，炼成了丹药献给宣宗。宣宗服药不久，也送了性命。唐懿宗继位，立即杀掉李玄伯等人。皇帝们如此，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们也不甘落后，炼服丹药，成为一代风气。据说初唐四杰中，王勃曾学仙经，卢照邻在龙门东山学道，服食丹药，受尽痛苦，几乎送命。盛唐的李白曾从事炼丹活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后有白居易，曾和元稹一起炼丹，由于没有掌握好火候，丹砂全部飞走。这样才为我们保全了一位诗人和许多优秀的诗篇。至于将军王侯，服食丹药的就更多。有个将军叫李抱真，晚年好交结方士，希求长生不死。有个叫孙季长的，为李抱真炼丹。李认为自己得了秦皇、汉武也没有得到的至宝，一下服了两万丸，病得要死，多亏医生相救。但孙季长说，眼看就要成仙了，为什么放弃？于是他又服三千丸，立即死去。据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提到他亲眼见的服丹者有太学博士李于、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刑部侍郎李建、工部尚书孟简、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孟简还把仙药送给韩愈，韩没敢服用。上述人物，都是呈现于社会表面的人物。他们的行为，可以作为抽样调查的样品，供我们分析。在这些从事炼丹和服丹的人物中，首先是皇帝。一个独尊儒术的国家，不管人们怎样理解儒教这个概念，皇帝首先是儒教的皇帝。为皇帝炼丹的，有天竺僧人、方士，也有唐朝自己的僧人，如老尼弟子武什方、洪州僧人胡超、僧大通等。如果把天竺方士也算在僧人范围，则僧人可说是炼丹术一支重要力量。其次是方士。这些方士，是不可都归于道教的；道教，也不应替他们的行为负责。相反，道士叶法善倒是为清除这些方士作出了很大贡献。炼丹术士中，确有不少身份明确的道士，道教对他们的言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炼丹者的全部。而且重要的是，唐代史书上关于道士服丹的，却非常罕见。服丹又炼丹，倒是儒者居多。韩愈所见的几位，也几乎全是儒者，而且是儒者中的优秀分子。因此，事情仍然像秦汉时代一样，追求长生不死，是不分儒家、道家的，它是一种普遍行为，不是道教的专利。
而且道士炼丹，多是为别人服用，而儒者炼丹，如白居易等，却是为自己服用。或者说，道士也应有为自己服用的，只是未见记载罢了。这种说法也是合理的，但无论如何，炼丹不是道教专有的事业，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不应单归道教，这应该为学界接受。更重要的是，唐代炼丹活动也像秦皇、汉武求仙一样，皇帝的推动具有决定的意义。炼丹求仙，没有皇帝的推动，自然也会存在；但要使这种活动动辄上百人，耗费上千万，甚至驱使成千上万的人从事炼丹术，没有皇帝的推动，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不能否认道士对皇帝的蛊惑，但不能归结为道士的蛊惑。因为几乎每一个皇帝，在受蛊惑的同时，也有人进行劝谏，而且他们自己也几乎都看到了前车的覆辙，为什么信此而不信彼？看来，问题不在于道士，而在于皇帝自身的长生欲望。而长生欲望，可说是人人皆有的，这也正是僧人、儒生也都炼服丹药的根本原因。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我们要反复强调的，那就是，道教本来并不是以求长生不死为基本目的的宗教，后来，求长生不死也不是它的主流，更不是只有它一家。儒佛两家都有求长生的活动，而且他们的规模，决不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甚至从某些时期、某些角度看来，儒教，可能比道教还要迫切一些。但是到了唐代后期，随着儒教对道教的排斥程度加强，道教日益感到自己的生存危机。一些本就从事长生术的道士自不必说，在对《道德经》的注释中，也正式把丹术作为道教的基本内容之一。以后的道教，也基本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教义。2对丹药和服气术的反省唐代后期，服丹成风，对丹药效果的反思和批评也日益强烈。当柳泌骗局败露之时，起居舍人裴潾上奏章道，为天下消除祸害的人，才能享受天下的利益；使天下百姓幸福的人，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从而寿命长久，政治安定。可是国家从去年以来，却召引了大量的方士，希望依靠他们求取长生。假如真有神仙，也一定是隐居深山，唯恐世人知道；那些奔走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以奇技惊众者，都是追逐名利、居心叵测的家伙，不可相信他们的骗局，更不可服他们的药。接着，裴潾又论述了金石之药的药性：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脏之所能胜也。（《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裴潾要求，炼丹者应像古人对待自己的君主一样，炼就的丹药，自己要先品尝，然后才能给皇帝服用。裴潾的奏章触怒了唐宪宗，被贬为江陵县令。裴潾被贬，其他人也就不敢再说话了。唐穆宗服食丹药后，接到了一个名叫张皋的处士的上书。书中写到，药是治病的，无病不可服药。过去孙思邈说过，药性都有偏向，胡乱服药，容易导致内脏功能失调。即使有病，服药也要十分慎重。百姓尚且如此，何况贵为天子！先皇帝服药死于非命，记忆犹新，陛下怎可又重蹈覆辙！如今臣子们都怕得罪、不敢说话，只有我没有官职、不怕丢官，又懂得一点尽忠的道理，希望这信对皇上有所帮助。唐穆宗倒是非常赞赏这位处士的信，派人去找，却找不到这个人。而且为时已晚，不久之后，唐穆宗也就死于丹药。在反省和批评丹药危害的文献中，韩愈的文章最为深刻。见于史书所载，服丹药的后果，一种是腹泄，直到泄死。如唐太宗、李抱真；另一种是脾气暴躁，如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有人认为，唐代死于丹药的皇帝有九个，这个数字当不是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