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紧了吞并琉球和侵略中国的步伐，清廷陷于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的窘境，深恐俄日联合，“日为俄用”，企图对日妥协，以“联日拒俄”。清廷对待俄国的态度则日趋强硬，饬令曾纪泽与俄谈判，争取收回伊犁全境，恢复崇厚所放弃的边界疆土和通商权利，李鸿章担心“俄与日南北交汇，益难处置”。他权衡形势，主张采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策略，联俄拒日。他建议清廷“勿为浮言所摇惑”，宽免崇厚，暂依崇约，和平了结中俄争端，姑让于俄，以取偿于日本”。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逐渐巩固了自己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日间关于琉球的争论，不了了之。而中俄之间，则于1882年2月由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挽回了崇厚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
1875年，中国人民打死了由缅甸非法闯入我云南边境的英国侵略分子马嘉里，并把英国侵略军赶回缅甸。马嘉里案本来是由英国人入侵云南引起的，但是大力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英国保守党狄斯累利政府，决定借题发挥，阴谋利用这一事件对中国进行讹诈，以攫取更大的侵华利益。李鸿章明知英国此举“有悖万国公法”，其所提各项侵略要求，“大半案外之事”，但为了保全所谓“和好”，还是屈辱地接受了英国的侵略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不仅扩大了英国在华的通商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并为英国向中国云南、西藏扩张侵略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李鸿章对于签订《烟台条约》之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地声称“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
不久，李鸿章的“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的迷梦被法国炮火粉碎，被迫卷进了中法战争的漩涡。战争一开始，李鸿章就坚持不能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的不抵抗政策。他认为：“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可退回本境”，在这种败比胜好，避战求和思想支配之下，他从抵沪暂驻到回任北洋大臣的数月中，主要与法国特使、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会谈，谋求和平了结中法争端。
1883年12月中旬，以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廷在主战舆论的推动下，公开表明武力抗敌的态度。清廷宣战以后，李鸿章迫于形势，虽然在某些特定场合有过“中国别无办法，惟有用兵”，“万不再清说和”之类的讲话，并且也不得不作一些军事布置以搪塞清廷的命令，但实际上是抱着消极抗战，积极求和的态度，他不仅坐规福建水师被法军消灭，而且当冯子材领导的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乘胜进击时，他竟然下令前线清军停火后撤。说什么“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不久，李鸿章和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和在我国西南通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而中国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至中越往来”“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而告终。
1875年日本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企图迫使朝鲜屈服，中朝之间存在着宗主藩属关系，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朝鲜鉴于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2月26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血写的事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日本侵略朝鲜，势必引起列强在朝鲜的角逐，“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从朝鲜和中国的安全考虑，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牵制政策”。他本想联络美、英等国牵制日、俄，藉以保卫朝鲜，巩固中国东北边疆，但结果却把朝鲜推向东西方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使中国东北直接暴露在列强的刀锋之下。
公元1894年4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以“除暴安良”、“逐灭洋倭”为宗旨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起义军，一面向清政府求援。东学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出兵朝鲜，并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清廷的态度是避免中日战争，争取和平。正当李鸿章和清廷设法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之际，日本政府决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半岛对中国海军进行突然袭击，挑起战端。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故技重演，避战求和，不作任何抵抗的准备，全力以赴地搞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忙着同俄、英、德、法、美等帝国主义联系，企图乞求他们出来“主持公道”，迫使日本撤军，结果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当北洋舰队在黄海和日本侵略军发生海战，稍有损失时，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竟令北洋海军军舰停泊在威海卫军港内，不准出战。这既使援朝陆军陷于孤立，又把战火引进北洋沿岸。当日本把战火烧到我国领土时，李鸿章仍不准备抵抗。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亲自去见他，要求带领海军，去援救旅顺，不料竟挨了李鸿章的一顿臭骂，结果坐以待毙，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1895年4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继《南京条约》之后的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各阶层人民悲愤交集，声讨日本侵略罪行，抨击清廷和李鸿章的卖国行径。经过甲午战争，使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军溃灭殆尽，加之主和辱国，群议指责，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正因为这样，李鸿章入觐之后，便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李鸿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李鸿章被闲置后，既为自己的洋务事业破产而抚膺叹息，又因无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忧心忡忡。公元1896年2月，他奉命为出使俄、英、法、德、美五国的大臣。在俄国时，他接受贿赂，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中俄密约》，使俄国取得了在我国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等侵华特权。《中俄密约》的签订，大大加快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步伐，它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扑向中国，强租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1898年，清廷实行“戊戌维新”，李鸿章站在那拉氏一边，被光绪帝革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职务，翌年十二月，他出署两广总督。
1900年夏，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廷急召李鸿章入卫。当时，兴中会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香港英国当局则阴谋策动华南“自主”。李鸿章窥探形势，一度密派幕僚与兴中会及港英当局代表接洽。7月，清廷授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命他与各国协商。他到上海后仍行观望，未即北上。8月，他受命为全权大臣，与各国电商议和，并在北京陷落后，奉命“便宜行事”。10月，李鸿章抵北京，会同庆亲王奕嫉扔敫鞴使臣议和，他们遵照那拉氏意旨，卖国乞降。1901年4日，李鸿章任督办政务大臣，推行“新政”。9月，他与各国签订空前严重的《辛丑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极为沉重的枷锁，也是清政府给自己立下的一纸卖身契，标志着中国最终确立了半殖民地统治秩序。
李鸿章以衰年而膺艰巨，忧郁积劳，时病时愈，几以为常。11月，肝病大发，他在死前眷念危局，还老泪纵横地吟成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请君莫作等闲看。
7日，李鸿章在未能实现其出卖东北主张之际死去，临死前还怕后继无人，特向清政府推荐袁世凯继承他的反动事业，致使我国内忧外患日甚一日。
【作者点评】
在中国晚清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得到李鸿章那样多的赞誉，也没有一个人受到那样多的攻击。想到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不能不提到他，提到中国丧权辱国的国难史，也不能避开他。
对李鸿章的评价，分歧很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梁嘉彬先生在他的《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中认为：“李鸿章勇于内战，其于洪秀全、捻党诸乱，勇往直前，杀人唯恐不多，杀降唯恐漏网，其于奉慈禧命杀维新党、革命党亦唯恐不酷，然对外国，则对手无论大小强弱新旧，皆力持忍让，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息事宁人’之计。”程靖宇先生在《李鸿章的一生际遇》中则持以赞扬之态度，他说：“鸿章掌清朝大政凡三十年，而起自书生翰林，从曾文正统淮军平太平天国，建奇功，封伯爵；再平捻乱，又主持洋务和中国现代化运动，主持外交达三十年，是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家、军事家、统帅、外交家、实业家、政治家。”
李鸿章的一生事迹，主要为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办理洋务、主持外交三个方面。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表现出了其军事才能。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他的淮军以区区三城之地立足，仅一年便荡平全吴。在平捻中，群帅束手无策，就连曾国藩也成战场败将，而李鸿章一年便全部平定。曾国藩对待属将，都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部属都乐为用命。李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曾国藩得之。然正因如此，李鸿章被后人辱骂为“绞杀革命的刽子手”，但如彼生于当时，彼又何为？就连极力赞扬农民起义精神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赞叹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毛泽东尚且如此，李鸿章又能超出他的历史局限吗？
作为近代化的倡导者，李鸿章积极投身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自强运动。他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与他同辈中的任何一个人。就其地位及其自强运动的功绩而言，李鸿章不失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领导人。
李鸿章深知当时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中华民族不可苟安于现世，试图谋求国家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也深深懂得不变法维新，中国的战守皆不足恃。
在洋务运动中，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共同创建中国早期所有的兵工厂和造船厂。他还使矿山近代化。后来又设立轮船公司、电报局和纺织厂。他又兴办教育事业。虽然他信守历代相承的教育制度，但却建议科举考试增加西方技术知识。他和曾国藩共同发起派遣学生留美。尽管在教育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但是李鸿章所倡导的近代制造业和交通企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果。
台湾萧一山先生评价李鸿章说：“他的世界知识，同事见解，比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实在是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对时代认识最清楚。他并且说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适应这个变局，必须赶快变法，才能立于世界之上。”
对于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一百多年来，无论毁之者或誉之者，皆对之有一致的批评，即所谓“不愿与外国开衅”七字。李鸿章一直贯彻着他的和戎外交，以夷制夷之政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道：“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思想，横于胸中焉。”在法越战争中，他欲连英、德以制法；在中日战争中，又想联英、俄以制日；在胶州事件中，他又想依靠俄英法以制德。到最后没有一事收到成效，反而因为这个原因，所失去的更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都是李鸿章为实现其连横战略而拱手让出的。当然，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晚清以来中国外交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李鸿章。但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参与外交的决策和执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李鸿章罪行昭著，责无旁贷。
青年毛泽东以水舟之喻来评价李鸿章一生之功过。“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李鸿章平发夷捻，所至有功，毛泽东认为是“杯水芥舟之谓”。而后来其办外交的失败，遗羞于后世，毛泽东认为是“水浅而舟大”。在毛泽东看来，李鸿章这样的谋国大臣，“助失度因而颠踬者”，是“积之也不厚”所致，将李鸿章归于浅薄者之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早期历史观的一个侧面。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偷男胖兴担骸耙猿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巨夫伟人才能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李鸿章“积之不厚”，因而无力负起大舟。
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但有一点，正如梁启超所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卜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