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闲谈中，吴王又向孙武问及有关政治方面的一些事情。一次，阖闾问道：“现今晋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哪一个先亡，哪一个能成？”孙武即答：“范、中行氏先亡，智氏次之，韩、魏又次之。赵氏不失其故法，晋国将归他所有。”吴王见他回答得如此干脆，又发问道：“能说说其原因吗？”孙武便侃侃而谈起来：“范氏、中行氏的亩制在六卿中最小，但也按伍征税，养着庞大的军队，设有众多官吏，主骄臣奢，寄希望于多打仗来扩充势力，所以先灭亡。智氏的亩制略大一些，但也广置兵士官吏，贪功图利，爱好征战，所以灭亡也快。韩氏、魏氏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赵氏，虽然亩制最大，但收税与他们几家一样，没有多养兵士、官员，主俭臣效，以御害民，所以最后能成功。”就在孙武发表这番议论之后的半个世纪内，赵、韩、魏“三家分晋”。孙武虽然没有料到这个局面，但他对范、中行、智三氏的次第灭亡预测得相当准确。更重要的是，孙武在这里抓住了田亩制的变革、田赋的多少与争取民心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敏锐的政治眼光。
听罢孙武的这一番高见，阖闾连连称善，并感慨地说：“王者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厚爱他的人民啊！”受到孙武的启发，后来阖闾真的在努力实践“王者之道”。在国内，遇到水旱之灾，流行病疫，他总是亲自在民间巡回，救济贫困的灾民；他到军队巡视，饭熟了必先分与军士，他尝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就让车上的甲士和车下的步卒分享。他辛勤地体恤人民，同他们一样劳作、休息，所以人民不感到疲劳，直到身死不弃其业。人民乐为所用，这就为吴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破强楚 威震诸侯
孙武为将之后，不但为励精图治的吴王治军讲武，勾画富国强兵的蓝图，而且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公元前512年，孙武曾参加指挥了吴伐徐国和钟吾国的战争，很快灭亡了这两个小国。徐国和钟吾国是楚国的羽翼，它们的覆灭，为吴国下一步伐楚扫清了道路。
这时，吴王阖闾准备乘胜发动大规模的伐楚战争。但孙武认为当时楚国的实力还很雄厚，而吴国的军队又因连年作战未及休整，将士非常疲劳，伐楚时机尚不成熟，要求推迟战争的时间。伍子胥支持孙武的意见，他建议吴王把全国军队分成三个部分，轮番袭击楚国，以消耗楚国的实力。吴王终于接受孙武的主张，并按照伍子胥的战略方针，命令吴军分为三部，互相轮换，反复袭扰楚国的边境。经过六年的骚扰，楚国的军队被搞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戒备松懈，这就为吴军的进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战前，孙武建议吴王在外交上联合唐、蔡共同对楚；在军事上采用疲惫、迷误的战略。楚国与其属国唐、蔡之间的关系，由于令尹子常集团索贿，扣留唐侯、蔡侯而恶化。吴国利用这种矛盾，与唐、蔡结盟，决定联合攻楚。孙武还认真研究，分析了楚国的地理情况，根据楚国境内河流纵横、水网如织的特点，决定以训练水军为主，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亲自带兵出征，并任命孙武为吴军主将，伍子胥为副将。他们率领吴军主力三万余人，沿淮河逆流而上，从淮（今河南潢川西北）登陆，迅速通过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的三个隘口大隧（武阳关，今河南信阳南）、直辕（九里关，今河南信阳南）和冥（平靖关，今河南信阳西南），进抵汉水岸边。楚国仓猝派令尹子常及左司马沈尹戌等率军在夏（今湖北汉口）以西的汉水右岸进行防御，与吴军夹汉水而陈。
楚国左司马沈尹戌向统帅子常建议说，你正面相峙牵制吴军；同时，我率一部分兵力，迂回敌后，阻其归路，前后夹击，以败吴军。但是，子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楚军的实力优于吴军，想独得战功，决定单独渡过汉水与吴军决战。吴、楚两军列阵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孙武抓住子常不得人心，内部不和，兵卒不愿为其效命等弱点，先发制人，一举攻破子常的军队。子常弃败军逃亡郑国。吴军乘楚军失去主帅溃退之机，实施战略追击。从柏举战斗起，吴军五战五捷，十天行军七百多里，一鼓作气攻到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北），给楚国二十万大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辅助吴王西破强楚的同时，吴国南方的紧邻越国也是孙武计划征服的对象。早在孙武被任为吴将开始伐楚的第三年（公元前510年），阖闾即以越国不派军队从吴伐楚为由，出兵向南进攻越国。从此吴越的怨仇越结越深，互相攻伐连年不断。公元前505年，越王允常听说吴大军伐楚入郢，国内空虚，便乘机兴兵伐吴，对吴进行报复。此后，吴越两国更加互相怨恨，伺机攻伐，双方战事愈益频繁。
公元前496年，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刚去世，越国内部还不够安定，新即位的越王勾践年轻稚弱，便想乘机出兵，击败越国，洗雪多年的宿仇。越王勾践听说吴师来犯，也出兵抵御。两军相遇于吴越边界上的李，越军把吴军打得大败。阖闾在这次战役中受重伤而死去。
阖闾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位，他念念不忘父亲临终的遗言，立志要报仇雪恨。孙武、伍员等大臣继续辅佐夫差，完成吴国报仇雪耻的大业。为加强军事力量，夫差终日率领士兵“习战射”，训练杀敌本领。同时，吴国又努力积蓄钱粮，充实府库，制造武器，扩充军队，进行了战争的一切准备。
越王勾践听说夫差“日夜勒兵”，目的是要向越国报仇，便想用上次李之战的计策，来一个先发制人。公元前494年的春天，他调集军队，乘船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吴王夫差听说勾践率军来犯，马上调集全国精兵共10万人前往抵御，两军相遇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战于五湖（今太湖）”。孙武设下诈兵，大破越军。勾践只好收拾残卒，仓惶南撤，吴军紧追不舍。当吴军追到浙江（今钱塘江）边，勾践想站住脚跟，再与吴进行决战。吴军在伍员、孙武的指挥下，又“变为奇谋，或北或南，夜举火击鼓，画陈诈兵。越师溃坠，政令不行，背叛乖离”。吴军再一次将越军打得落花流水。
越军接连吃了几次败仗，损兵折将，战士死伤过多，陷于一片混乱，而吴军兵临城下，危在旦夕。勾践自知越兵已经没有力量抵挡吴军的进剿，便只能放弃平原地区，他带了剩下的5000名甲士，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准备依山凭险，在山城中固守。吴军乘势攻破越都，接着便跟踪到会稽山麓，把勾践困于会稽山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此后，越国成了吴的属国。
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以后，便要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特别是齐、晋两大国，与吴国距离不远，是吴国在中原争霸的主要对象。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孙武指挥吴军在齐国的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重创齐军。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吴王约定晋定公等诸侯国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南）会盟，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
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被吴王阖闾任命为将，到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会盟，孙武在吴国活动了三十年，为吴国的强盛和称霸中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孙子兵法》更是世界兵学著作中的一朵奇葩。
【作者点评】
孙武之所以享有盛名，并不是因为他西破强楚，北撼齐晋的军功，而是由于他留下了一部内容完备、结构严谨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
今存本《孙子兵法》共十三篇，其中有《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中，除十三篇外，还有《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五篇佚文。
《孙子兵法》虽然只有短短的6000字，却是一部深刻阐述军事规律的兵学杰作。包含的军事内容丰富，所表述的军事理论深邃，堪称“兵学圣典”。孙武在其著作中，对战争的经验和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总结，并从高屋建瓴的高度，对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系统、精辟的论述。
在作战指导方面，孙武第一次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概括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他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毛泽东曾称赞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科学真理”。
对于战争的看法，孙武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武不是为研究战争而研究战争，他看到了战争与国家安危的关系，研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因而他“重战”。但同时又表现出“慎战”。他说：“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亦即一个国家，只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充分准备，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战争胜负观上，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全胜之策。战争只是一种手段，他提出要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彼此相互关系中去探索、研究战争。把“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德、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来作为战争取胜的基本因素。而且他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利的首要因素，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
在战术上，孙武强调先发制人、进攻速胜、突然袭击。要善于做到奇正多变、避实击虚、利用地形、集中兵力、主动灵活、出奇制胜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在治军上，孙武强调“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他主张既要加强法制教育，使士兵服从命令，又要用严明的纪律进行管理，使士兵整齐一致，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同时主张要爱护士卒，善待俘虏，重视将吏队伍的建设。
《孙子兵法》的问世，距今已经两千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武器装备、战争规模、战争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但孙武对一些战略战术最基本原则的高度概括，却仍然具有生命力。因而《孙子兵法》对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军事家、统兵将帅无不从中汲取营养，寻求启迪，用以构筑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指导自己的战争实践。
毛泽东是一位优秀的天才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仅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也批判地吸取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外优秀军事思想，是集古今中外优秀军事思想的大成。他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和战争谋略方面的兵书以及中国军事古籍中的大量珍贵的资料，通过改造和创造性的发挥，赋予了新的含义。
毛泽东对孙武的《孙子兵法》尤为重视。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曾两次引用过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战争的规律，它的科学价值超出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深邃的哲理，是《孙子兵法》精华所在。而且，毛泽东对这一著名命题加以改造，并赋予新的含义。他认为战争作为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具有内在规律性，人们是可以认识的，由此可知战争的胜负。战争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要如实反映敌我情况，必须去掉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片面性。战争的双方情况是发展变化的，要着眼于各自矛盾的特点，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经过毛泽东的批判改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命题就成为“科学的真理”了。军事指挥员怎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孙武的这句话作了充分阐述。
毛泽东吸取了孙武“避实击虚”的思想，指出主攻方向要选在敌人阵地上的薄弱环节，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毛泽东继承发展了孙武“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思想，巧妙地声东击西，人为地造成敌人的错觉、大意和过失。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孙武“以众击寡”的思想，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制定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总之，毛泽东批判继承《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原则，汲取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精髓，从而把“灵活用兵”视为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从而使人民军队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孙子兵法》名扬海外。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军事机构和军队将领，都高度评价这部书，并加以学习和研究。由此可见，孙武其人及其《孙子兵法》的价值是多么崇高。尽管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现代战争的形式、规模、武器装备已不同于以往，但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仍对于各国政治家、军事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卜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