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在朝中任人唯亲，朋比为奸，范仲淹对此非常气愤。他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官图》，于景倘年（公元1036年）呈给仁宗，指责吕夷简用人失度。吕夷简也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又连上《帝王尚好》、《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四论。斥责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将范仲淹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许多朝臣不服，纷纷上书，为范仲淹说情。台官韩读为迎合宰相的旨意，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诛、欧阳修等人也被列为范仲淹同党，被流放到偏僻之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咂舌。
景倘年（公元1036年）深秋，秋风瑟瑟。范仲淹乘船远赴饶州。因当时“朝士畏宰相无敢过公者”，临行，十里长亭，只有几位正直大臣冒死为范仲淹饯别。范仲淹在饶州数月，又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
此时，宋朝西北的党项族崛起，元昊称帝。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调集十万军马。 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因边城不修，兵无训练，被打得一败涂地。宋仁宗大为震惊，忙召集文武群臣商量对策，于是派复竦为陕西前线主帅，韩琦为副帅。韩琦极力举荐范仲淹，于是范仲淹由地方知州转为一名边关将领，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风尘仆仆赶至前线，立即巡视边防。他制定了固守城池、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于是范仲淹一面派人修筑大顺城、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一面训练士卒，裁汰羸弱，严明纪律，招抚羌民。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势力，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直追到西夏境内六盘山麓，在好水川口遭西夏兵伏击，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士卒惨死一万多人。
范仲淹的防守战略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也并非主张消极单纯的防守，而是积极做好战争的准备。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三月的一天，他密令长子纯佑和番将赵明，率军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率部从其后，当部队快要接近西夏军防地时，他下令就地筑城，由于准备充分，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了一座新城，成为锲入西夏的一颗钉子。元昊几次进攻，都无功而还，宋朝西北沿边人民争相传诵“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谚。
自从元昊叛宋起，宋边患再起。军费开支急剧上升。为了扩大收入，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的反抗情绪越来越强。至宋仁宗时已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广开言路，欲所更革。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从西北前线被调回京师，与韩琦并任枢密院副使。七月，拜参加政事。范仲淹在欧阳修等支持下。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进呈仁宗。主要内容如下：
1.“明黜陟”：没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人，不能升任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官职。京师内外的官员，必须任职满三年，才可升迁。
2.“抑侥幸”，即限制大官僚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窃据密阁要职，正郎以下官，包括路一级官、边远地区官员，必须任职满两年，才可享受恩荫任子的特权。
3.“精贡举”，为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应先考策问和议论文，后考诗赋；除考核艺业外，也参考实际表现；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记硬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明经书的字义和道理。
4.“择长官”，由中书省和枢密院选派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州部的知州。由三司、御史台荐举州的长官，再由州一级的长官推举县一级的长官。
5.“均公田”，对京师外为官的人员依等级提供相对应的职田，使他们有足够的衣食来养活自己，同时督其廉政，对违法人员予以严惩或撤职。
6.“厚农桑”，要各路转运使劝谕本地人民，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各地县官应对水利工程定期治理，并定奖励考核制度，保证落实。
7.“修武备”，在京师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保卫京畿，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三季务农，一季训练，既可节省军费开支，又加强了京师的防卫。
8.“推恩信”，即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将朝廷实施的各种优惠的政策落到实处，并派官吏检查执行情况。
9.“重命令”，朝廷要取信于民，不能朝令夕改。要真正做到各项命令能够兑现。
10.“减徭役”，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衙署合并，减少杂役人员，还可派一些州城的士兵充任公役，将不应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仁宗阅奏大悦，立即按范仲淹的建议下诏令颁行全国实施。这样，便开始了以范仲淹为领导的庆历新政。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行，范仲淹十分重视吏治的整顿。他亲自选拔一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巡视全国，检查地方官的政绩并如实上报中央朝廷。范仲淹根据各人的政绩、才能和品德，对不称职的加以降黜，将有才德的人提拔上来，一时吏风大变。
但是，庆历新政触动了一大批守旧的大官僚的利益，朝廷内外阴云密布，诬声四起。支持范仲淹的石介被诬陷有废立皇帝的阴谋，范仲淹、欧阳修、富弼被斥为朋党。一时流言满天，人心惶惶。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其他支持者也纷纷出京，范仲淹自知新政已无法回天，也带职去视察河东和陕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出贬邓州（今河南邓县）。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地失败了。
皇淘年（公元1049年），六十一岁的范仲淹出知杭州。到皇趟哪辏知青州（今山东益都）的范仲淹，被磋砣岁月染白了双鬓，积成羸老，不得不请徙颖州（今安徽阜阳），仁宗批准，范仲淹扶病上道，行至徐州，疾病发作，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作者点评】
在青年毛泽东关于理想人格的表述中，把它分成圣贤与豪杰两大类，并认为这两类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人格内涵是不一样的。豪杰主要是办事之人，他们尊奉圣贤之所重教，建功立业于当时，却难以穷究宇宙之真理，达不到立功又立德、立言的完美境界。而圣贤不仅有智、有功、有力，而且能具德、明道、传教，他们既可以成为办事之人，还能成为改造人类灵魂、净化世俗风气的精神导师。“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在青年毛泽东眼里，范仲淹既是办事之人，也是传教之人，亦即既为豪杰，又为圣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次谈到范仲淹，赞赏他幼时的为人和志向，对范仲淹为官砥砺廉洁，一改五代纲维横决，使黎民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的教化之功深为仰慕。当然，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种圣贤创世、治世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已被彻底抛弃。
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见欧阳修的《范仲淹神道碑铭》。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见欧阳修的《范仲淹神道碑铭》。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他看到北宋积贫积弱的弊病，主持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精贡举、推恩信、重命令、择长官十项救补世弊的改革方案。镇守陕西时他“胸中有数万甲兵”，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侵扰。他不惧邪恶势力，“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历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见欧阳修的《范仲淹神道碑铭》。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在朝中春风得意时，还是遭贬黜失意时，他都不因自己的处境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时刻都想着为国家社稷尽忠，为天下苍生尽力。
范仲淹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论著、文赋和诗词。他的《岳阳楼记》堪称不朽之名篇。言情写景，堪称双绝，其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他的词感情真挚，音调铿锵，没有一些婉约词家的扭捏作态。《渔家傲》一词，上承唐代边塞神韵，通过边塞的凄清景象，表现边防将士的忧国深情，将文人词扩大到边塞的广阔天地，意境雄阔。从词史上说，他的词是五代以来婉约词风转变的开端，虽然它还没有后来东坡词那样豪迈宏伟，也没有稼轩词那样豪爽意气，但已明显区别于缠绵柔靡的词风。毛泽东认为范仲淹是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的“中间派”，就是指这个意思。
范仲淹立功、立德、立言于后世，可谓英名不朽，风范长存。
（卜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