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来自中原，本来就带着中原的许多文化因素，这是不足为奇的。假如蚡冒以前的楚墓与周墓判若泾渭，倒不可思议了。况且，在一种考古学文化里，可能含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学单元。反之，在一个民族学单元里，可能容有两种以上的考古学文化。周代，中原的宋墓和周墓像是孪生兄弟，属于一种考古学文化，但宋人是殷人，他们和周人分别属于两个正在同化中的民族学单元。赵家湖则是一个相反的实例，在楚人这个多元复合的民族学单元中，容有下列两种考古学文化：第一种见于甲类墓，内涵与周文化类同，而从铜鼎和铜簋的形态来看，与周文化系统的曾文化尤为接近；第二种见于乙B类墓，内涵为土著文化与客户文化的融合，说得确切一点，是旁系巴人文化、正宗楚蛮文化与早期楚文化的融合。乙B类墓头向多数从西，表明墓主多数源于巴人；其陶鬲是考古学界所谓“楚式鬲”，表明有楚蛮文化的成分；其陶盂与乙A类墓所出的仅有腹圆、腹浅之别；其陶罐与甲类墓和乙A类墓所出的仅有色红、色黑之别和颈长、颈短之别。以上表明上述三类墓的墓主已构成一个多元复合的民族学单元。
说上述三类墓的墓主已构成一个多元复合的民族学单元，根据不只是陶器的形制和胎土，还有墓区的结构和系列。
从1975年到1979年发掘的赵家湖楚墓共有297座，成群连片，三类墓的共时性的墓主显然结合在一个社会群体的聚落之中，文化面貌尽管显得不够单纯，然而荟萃在一个整体之中，由此，他们与中原的周人、宋人之类分别自成聚落、自成整体是不同的。
赵家湖墓区的年代，上起两周之际，下迄战国晚期，各期文化内涵的衔接和嬗变线索分明，没有缺环，这与两种以上文化遗存的叠压和替代全然不同。
经由上述分析与综合以及比较与鉴别，可以根据赵家湖墓透露的信息做出下述判断：甲类墓的墓主，因有一棺一椁和随葬铜礼器，地位相当于中原的“士”，是下等的贵族、上等的“国人”。乙A类墓的墓主，从多数也有一棺一椁和通常也有兵器随葬来看，与甲类墓的墓主相近而稍逊；从没有铜礼器随葬来看，与乙B类墓的墓主相似而略优。他们应是上等的平民、下等的“国人”以及家道衰微的下等贵族。乙B类墓的墓主，则是下等的平民，不得称“国人”，而只能称“野人”了。死后有等差的墓葬规格，反映了生前有等差的社会地位。若敖、蚡冒时期的楚国，贵与贱、富与贫的分化正在加剧。假如说，赵家湖属于这个时代的某类墓的墓主是奴隶主或者农奴主，另有某类墓的墓主是奴隶或者农奴，那么，证据尚嫌不足。然而，原始社会正在向阶级社会转化，这却是明白无误的信息。
直到若敖、蚡冒时代，楚国的贵族仍以仿效华夏的礼制为荣。
出于对华夏自卑而对蛮夷自矜的心态，他们必然如此。对华夏的先进文化，他们不胜艳羡之至，效颦是势所必至的。他们从蛰伏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还不久，伸腰展臂，怀着半惊半喜的心情审视着周围广阔的天地和变幻的风云。像熊渠那样敢于躐等破格和标新立异的人还很少，通常只满足于模仿。模仿到大致形似的程度，就欣然自得了。由此，这个时期楚国的铜器还缺乏新意。至于鼎和簋的形制与曾器相像，则可谓近朱者赤。楚人对扬越、楚蛮、巴人等蛮夷的文化相识较晚，相知尚浅，陌生之感和鄙弃之情未尽消失。可是，在陶器———尤其是日常所用的炊器和食器的制作上，从胎土和形制到工艺，他们却渐渐入乡随俗，这也是势所必至的。同时，被他们征服的诸多蛮夷也渐渐同他们融合了。
假如只看从若敖、蚡冒时期的楚墓里出土的文物，那是很难相信有自成一体的楚文化的。这也难怪，因为墓葬所能揭示的文化终究是残缺的。但是，我们不能误将残缺认做完整，以为当时楚人的文化不过尔尔，宁有他哉？当时的楚文化如芽方萌，识别颇为不易，仅据残缺的遗物是无法窥其全豹的。譬若种瓜种豆，几种豆苗或者几种瓜苗，乍露新芽之时，大抵芽分两瓣，叶成两片。粗看之下，难分彼此。但在长大之后，就不会混同了。
前面说到若敖、蚡冒时期的楚国正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有些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早在夏商时代，中国已进入阶级社会了，楚人怎么到两周之际才刚踏上阶级社会的门槛呢？既然有阶级分化，怎么还不是阶级社会呢？这样的疑惑确实容易发生，但也容易消释。我们所讲的夏商时代的“中国”，其实只是中原。在一个古国里，尤其是在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古国里，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能是划一的。君不见20世纪中叶的中国，某些僻远的边境还有农奴制或者奴隶制的社会存在，个别特别闭塞的边境甚至有尚未形成明确的阶级结构的民族存在，“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么，在两千余年以前，被认为“筚路蓝缕”的民族，其境况为何如就不容高估了。
原始社会末期的农业公社或称农村公社，正好处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
这就是说，它同时也是由建立在公有制上的社会向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过渡。”在农业公社中，存在着家族的胚胎，其中不仅含有奴隶制成分，而且含有农奴制成分，甚至如马克思所曾指出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②若敖、蚡冒时期的楚国，也正好处在这么一个过渡的阶段。
赵家湖在当阳南部，沮漳河东岸，楚人由北向南移植，这里是一个天然的中继站。从已经发掘的楚墓来看，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这里有一个不小的楚人聚落。沮漳河流域已经给我们呈献了早期楚文化的一些重要信息，它以后可望为我们呈献出更多的这类信息。今沮漳河有两源，西源为沮水，东源为漳水，在当阳的河溶镇旁边合流而为沮漳河。沮水源出荆山西段的南麓，《山海经·中山经》称之为雎水，这使人们容易与在它北面约100公里左右今称蛮河的雎水混同，想来也是因附近多山楂或者猕猴桃而得名的。漳水源出荆山东段的南麓，当因东有章山而得名。至于章山，当因上多樟树而得名。水以山名，而山则以木名。沮水和漳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分流入长江，或者合流入长江，几经变迁。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是合流入长江的。对楚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偏西迂曲于丛山之间的沮水，而是偏东逶迤于河谷之中的漳水。由此，河溶以下，当初的楚人大概仍称漳水，后世才合称沮漳河的。《左传·哀公六年》记春秋晚期的楚昭王曾说：“江、汉、雎、漳，楚之望也。”
“江、汉、雎、漳”应是四条水：江在南，汉在北，雎入于汉，漳入于江。沮漳河流域是江汉平原的西大门，楚人正是经由这座西大门而纵横出没于江汉平原之上的。
楚人进入江汉平原，历时渐久，不免沐蛮风，栉夷雨，文化面貌开始发生意义重大的变化。最初的变化源于楚蛮的熏染，而首先显示在陶制的炊器上，缘由是不难理解的：楚蛮铸造铜器虽未能超过楚人，制作陶器却不比楚人逊色。况且，铜器的铸造工艺不受山川形势和饮食风俗的影响，陶器的制作工艺则不然，非受土壤之类地理条件和粮食之类生活条件的制约不可，炊器尤其如此。
上古的炊器，黄河流域多用鬲，长江流域多用釜。釜需支架，与支架连为一体则为鼎。粮食作物为北粟南稻，炊器为北鬲南鼎，大致如此。随着北方和南方的部落迁徙和文化交流，鬲也出现在南方，而鼎也出现在北方了。南方最早用鬲类鬶形器和斝形器的是长江中游，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为龙山文化南渐所致。长江中游真正的鬲则始见于商代，是与殷人俱来的。当时除商式鬲外，已有了少量萌芽型的楚式鬲，见于武汉的盘龙城遗址。这类萌芽型的楚式鬲的传播方向，是从江汉平原的东部到江汉平原的西部。西周中期以前，江汉平原西部虽有萌芽型的楚式鬲而尚少，主要的炊器是红陶锥足罐形鼎。楚人来到这里以后，才同楚蛮一起，把红陶锥足罐形鼎改造成为成熟型的楚式鬲———即红陶绳纹锥足鬲。楚式鬲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分明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夏变夷，即华夏先民创造的鬲类器为蛮夷(三苗)所接受；第二阶段是用夷变夏，即蛮夷从自己的罐形鼎的传统出发，改变了鬲的形态，造出了萌芽型的楚式鬲，这“楚”是一个宽泛的地名，与楚国、楚人无关，因此萌芽型的楚式鬲实以称“苗式鬲”或“蛮式鬲”较为确切；第三阶段是熔夷夏于一炉而冶之，即楚人和蛮夷(三苗的遗裔楚蛮)对华夏的鬲和蛮夷的鬲的形态、工艺、性能融会贯通，造出了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的成熟型的楚式鬲。后来其他楚式陶器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大致与楚式鬲如出一辙。
随着楚国的强盛和楚人的移植，成熟型的楚式鬲从汉西扩散到汉东，从江汉之间扩散到汉淮之间，但这是后话了。
这楚式鬲的视觉形象，显得普普通通、平平淡淡。如果把它同楚国的文物精品放在一起。那是绝不会引来赞美和嗟叹的。但楚人不可一日无此鬲，而它的出现和扩散又与楚国的振兴同步，实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