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说，苗就是“髳”，就是“蛮”，三字同声互假，这也是可能的。三苗的“三”，恰如九黎的“九”，都是言其多也，以示族类纷繁，部落众多。《史记·五帝本纪》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战国策·魏策》记吴起说：“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吴起是战国初期人，他说的彭蠡即今鄱阳湖，他说的洞庭即今洞庭湖。至于文山和衡山的地望，古今学者多所考证而莫衷一是。若非地名古今相异，则必方位南北互倒。总之，一个应在鄱阳、洞庭之南，一个应在鄱阳、洞庭之北。江汉地区适居其中，应是三苗的腹地。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即年代较早的屈家岭文化和年代较晚的石家河文化，以及在他们的西边而年代更早的大溪文化，都应当是三苗的文化遗存。三苗一度北上中原，后为夏人击退。殷人推进到长江中游，被称为“荆”或者“荆蛮”、“楚蛮”、“荆楚”、“楚荆”的三苗遗部就变得七零八落了。在今湖北监利东曾有一个州国，其臣民可能是三苗的遗部。
巴人从大巴山脉南下，经由巫山，而进入了武陵山脉。上文已提到的位于陕南的那个巴国，是一个有子男之号的封国。在它的南面有两个巴人的方国：其一可称为七姓巴国，在今川东南，而伸张及于今湘西北，后世称之为板楯蛮；其二可称为五姓巴国，在今鄂西南，也伸张及于今湘西北，后世称之为廪君蛮。此外。还有一些巴人的散部，多数在江汉平原的西部和中部。其中最偏东的一部迁徙到涢水流域，建立了一个郧国，当然也只是方国。其都应在今湖北安陆境。新石器时代巴人先民的文化遗存，在长江上游和中游的交接地带，即陕南、川东南、鄂西南、湘西北乃至江汉平原西部，已发现了不少，但在涢水流域尚无所见。
濮人，除庸国外，都是“离居”的。所谓“离居”，意与“无君”相近，是部落分散而不相统属。濮人的语言系属至今无法确认，其民族系属也如此。它最初可能是从云贵高原甚至中南半岛迁来的，一路上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成分。进入湖北境内的濮人，大概是所有濮人中最偏东北的一些部落了。今湖北房县位于古代庸、楚两国之间，其七里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拔牙之俗与猎头之风并存的遗迹，应为曾受越人影响的濮人的文化遗存。
上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为楚人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大好舞台。
这个舞台无疑是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诚然相当复杂，但在汉水以南富饶的平原上，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使楚人望而却步的权力实体，楚人在那些“离居”和“无君”的部落中尽可游刃自如。况且，熊渠已经为他们在今当阳、江陵、荆门一带建立了一个牢固的阵地，在今鄂州一带建立了一个虽未必牢固但尚能维持的据点。总之，一切都可以说事在人为了。
（第七节在阶级社会的门槛上
熊仪称“若敖”，“熊坎”称“霄敖”。“敖”的本义是军事首领，相当于统帅，职位仅亚于楚君。楚国的公子如果担任了统帅，便可称“敖”。如果继承了君位，就要在本名的前面加上氏号“熊”字。若敖和霄敖在未成君时已是楚国的军事首领，而且必定已有卓著的战功，以致后人惯于以“敖”呼之，其原名反而不彰了。
“若”和“霄”都是地名，若在商密(在今河南淅川境)，霄无可考。若即鄀，是一个允姓的小国，其都商密与鬻熊所居的丹阳相距不远。楚人怀念祖居之地，虽已迁离，而仍以其名为氏。鄀地原为楚人所居，在楚人迁离后才为允姓所占的。春秋时代的若敖氏，与鄀结有不解之缘。晋楚战于城濮之后，若敖氏的子西被封为商公。
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以为商即商密，其说中的。楚穆王时，迁鄀至今湖北钟祥境，其地近敖水。敖水之得名，似与若敖氏有关。鄀东北有郧，是斗氏所封之地。东南有成臼，疑为成氏所封之地，成为邑名，臼为水名。斗、成两氏是若敖氏的大小两支，在春秋中期楚国的历史上颇有影响。楚庄王时有斗克黄，也是若敖氏的后裔，其铜器两件已在淅川发现。
蚡冒与若敖相似，也应是尊号。楚昭王时有申包胥，别称“棼冒勃苏”，“勃苏”应即“包胥”，则“棼冒”似即“申”。疑“蚡”为“申”，而“冒”即“敖”，以音近而假借。申国为姜姓，原在北方，周宣王时迁到南阳盆地，其都与鬻熊所居的丹阳也相距较近。
若敖、霄敖、蚡冒三位楚君，在位时恰逢两周之际。后世的楚人往往将享国仅六年的霄敖略而不计，径称“若敖、蚡冒”。
从文献的零星记载来看，若敖和蚡冒都治国有方。后来，连晋人也承认是这样。《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楚战于邲之前，晋大夫栾武子说“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庄王教育民众要发扬这个传统，要懂得“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当时的国君，像若敖、蚡冒这样，因艰苦和勤俭而受到别国称扬的，绝无仅有。
岂但如此，后来西晋的江统也曾上书谏太子说：“蚡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若敖、蚡冒勤俭建国、奋发图强的事迹感人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在熊渠时，楚人挥大手笔，开疆拓土；在以后的几代———尤其在若敖、蚡冒时，楚人费细工夫，固本宁邦。对楚国来说，或者对一切为发展而奋斗的国家来说，大手笔和细工夫都是不可不有的；挥大手笔以求跃进式的扩张，费细工夫以求渐进式的建设。一武一文，一张一弛，彼此交相为用。楚人能达到这般境界，可见他们善于在开创中总结经验。
《国语·郑语》说：“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庄、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秦国占领了关中，晋国帮助周朝迁都于洛邑，齐国为诸侯盟主，楚国则伐濮获胜，这些，是东周初期的大事。蚡冒伐濮，并非必欲占其地而有之，估计只是为了安定后方。楚人大举开拓，必先安定后方。熊渠就是这样的，为了解除东征的后顾之忧，先去西征。蚡冒也是这样的，但他为天年所限，走了第一步就与世长辞，把第二步留给他的后任去走了。
不妨顺便说到，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为了北出祁山，先要南渡泸水，其战略方针也可能是效法熊渠的遗规。
对于蚡冒以前楚国的社会面貌和文化风采，我们所知甚少。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献的粗疏，二是文物的稀少。前者无可挽回，后者尚能补救。我们现在的考古工作，为主观和客观的条件所限，还难得有根据研究意图自行选点做长时间、大规模的发掘的机会。
就研究蚡冒以前的楚国来说，已做的考古工作连筚路蓝缕也还说不上。我们不但对楚国所知甚少，对它的邻国如权、罗、卢、邓、谷、庸、巴等也如此。当然不能说当时楚国的社会面貌本来就恍无定形，也不能说当时楚国的文化风采本来就罕具特色。这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有许许多多的空白，写在书里就只好语焉不详了。
现在能使我们得到少许慰藉的，是湖北当阳赵家湖从1975年到1979年发掘了两周之际至战国晚期的若干楚墓，其中有一些半模糊、半明确的信息。从这些楚墓里出土的随葬品，还够不上“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二级文物”的美称，但物以稀为贵，对于研究蚡冒以前的楚国来说，实不啻为至宝。
按照高应勤和王光镐的意见，这批楚墓可分为甲、乙A、乙B三类：甲类墓是中型墓，一棺一椁，有铜礼器；乙A类墓是小型墓，一棺一椁或者单棺无椁，无铜礼器；乙B类墓也是小型墓，一律单棺无椁，也无铜礼器。乙A与乙B两类墓的区别，主要在于所出陶礼器相异。
上述三类墓无论从墓式、葬制和随葬的铜礼器、陶礼器来看，与中原同期同类墓都不乏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分别说来，见于甲类墓的最多，见于乙A类墓的次多，见于乙B类墓的较少。其中，尤为明显的相似之处是：第一，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第二，铜礼器的基本组合都是鼎和簋；第三，有些陶礼器的形制大同小异。
假如只看这些相似之处，那就可以说，甲类墓与周墓等同，乙A类墓与周墓近似，只有乙B类墓大概不是周墓。其实，所有上述三类墓都是楚墓，原因在于把它们与中原同期同类墓相比，也有许多不相似之处。这些不相似之处是：第一，周人墓头向一概从北，而赵家湖甲类墓头向一概从南，乙A类墓头向多数从南、少数从西，乙B类墓头向多数从西、少数从南；第二，赵家湖墓所出的多数陶礼器的形制虽不脱中原同期同类器的窠臼，但也有并非不足介意的特色，如甲类墓所出的陶礼器一概黑皮，与中原同期的陶礼器迥乎异趣；第三，赵家湖墓所出的少数陶礼器与中原同期同类器显然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尤其是乙B类墓所出的红陶绳纹锥足鬲，蛮风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