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臣任令尹的时间不长,在公元前627年———成王四十五年,令尹已是子上了。是年,阳处父率晋师伐蔡;子上率楚师救蔡。两军夹泜水而阵,都不愿先渡河,于是各自引退。太子商臣对成王说,子上是受了晋人贿赂才退兵的。这是商臣有意进谗,成王未能察觉。
先是,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子上曾独持异议,商臣为此而衔恨。这时的成王已经丧失了冷静的头脑,偏信商臣,不经查证,便处死了子上。其明年秋,成王发现商臣不是理想的太子人选,打算废商臣而改立其弟王子职为太子,事机不秘,竟招来了杀身之祸。
商臣听到了一丝风声,苦于不明究竟,向其师潘崇求教。潘崇想出一个办法来,教商臣设宴款待正在郢都的姑妈江芈,席间故意失礼,惹江芈生气,听她会说出些什么来。《左传·文公元年》记商臣依潘崇之计行事,果然,江芈骂商臣:“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汝)而立职也。”真相大白了,商臣又去向潘崇问计。潘崇问,你能事奉王子职吗?商臣说,不能。潘崇问,你能做大事吗?商臣说,能。所谓“大事”,就是不择手段自立为王。商臣率领东宫的甲士包围了王宫,逼迫成王自尽。成王要求在就死之前煮一只熊掌吃,相传这是因为熊掌难熟,成王意在拖延时间等候救援。但商臣不允许,成王终于自缢了。
商臣自立,是为穆王。初即位,尊潘崇为太师,以潘崇为环列之尹司宫廷警卫之责,并以先前为太子时所有的财物和仆妾赏潘崇。
商臣弑成王,轻而易举,没有遇到明显的障碍,没有引起明显的动荡,何以如此?关键在于若敖氏的中立。成王是若敖氏拥立的,终其世由若敖氏执掌政柄,当性情随和的子文为令尹时,对成王毕恭毕敬,君臣相得如鱼水。性情刚愎的子玉继为令尹,凡事喜自作主张,对成王不尊重,令不必行,禁不必止,君臣之间就有隔阂、摩擦乃至冲撞了。城濮之败,使若敖氏的一颗明星颓然坠落,对此,若敖氏不会责怪保全了中军的子玉,只会埋怨成王对子玉支持不力。
商臣与若敖氏的关系尚属不恶,他的宫甲曾赶到前线去增援子玉,后来把他送上王位的正是这支宫甲。子上的被杀,若敖氏可能不知是商臣进谗所致,而也归咎于成王。只要若敖氏袖手旁观,商臣就不难办成他的“大事”了。
成也若敖氏,败也若敖氏,成王的一生———早年的喜剧和晚年的悲剧就是这样。
假如置个人的荣辱于不计,专论国家的盛衰,那么,楚国的霸业无疑是在成王时奠基的。假如置北方诸夏的偏见于不顾,专论诸侯的功业,那么,说成王已是霸主也不算过分。五霸为谁,诸说不一。通常以《春秋》所记为准,五霸即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阖庐、句践,年代太晚,而且只是小霸。楚庄王是无可争议的霸主,但年代也较晚,无幸与其他霸主周旋。宋襄公虽曾主盟,但只演了几场闹剧,号为霸主,滥竽充数而已。秦穆公是关中的霸主,在中原却不曾得志。楚成王与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并世而立,论治国的成效,只有齐桓公与楚成王差可比肩;论用兵的艺术,只有楚成王之孙楚庄王可以与乃祖相提并论;论主盟,楚成王虽不及齐桓公而超过晋文公。假如说,楚成王在郑国有违礼之举,那么,晋文公召周襄王就是违礼之尤;假如说,楚成王有城濮之败,那么,秦穆公的殽之败损失更为惨重。总之,不管拿什么条件来衡量,楚成王都曾是真正的霸主。春秋五霸,楚成王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其孙楚庄王的形象更加高大,论者乃舍其祖而取其孙了。
（第七节走向繁荣
晋公子重耳说楚国的物产比晋国的丰饶,这是实情,并非客套。
成王答以“虽然……”换成现代汉语,就是“尽管这样……”,可见,成王也确信天下富国楚为首。
当时楚国的物产,羽毛齿革之类尚在其次,铜和锡才是最使北方诸国自叹弗如的。
当时楚国的铜矿,无论从数量看或者从规模看,都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国。小铜矿且不论,那是北方各国也有的;大铜矿则独见于江南,楚国有,吴国和越国也有,其余各国就没有了。楚国的大铜矿集中在现在的鄂东南以及与鄂东南相连的赣西北,即今大冶、阳新、瑞昌诸地,品位比吴、越的铜矿高,当时的开采规模比吴、越的铜矿大。这些地方的铜矿早在商代中期就已开始采炼了,在春秋时代已达到很高的采炼水平。由其遗址中出土的日用陶器可知,采矿者是扬越。鄂东南和赣西北的扬越是东部扬越,文化面貌与湘水流域的南部扬越是孪生姐妹,其典型陶器为刻槽足鬲、带耳甗和长方形镂孔豆,多有拍印纹。
楚成王南抚扬越,北收弦、黄,东征徐夷,控制了大别山南北的通道,使长江中游的铜矿成为囊中之物。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矿井和古炼炉,表明春秋时代的采铜、炼铜工艺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
铜绿山在大冶大冶湖旁,山势作西南—东北走向,长约两公里,宽约一公里,其间所有山头都在海拔一百米以下,山中有丰富的铜、铁矿床,而且有金、银、钴等共生。山以“铜绿”为名,是由于如同治《大冶县志·山川志》所云:“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土石之上。”故老相传,此处为“古出铜之所”。地下有铜矿,则地上有“铜草花”。每逢春夏之际,铜草花星散于山野之间,成为当地颇有特色的景观。1965年发现了古代采矿的遗迹,1973年从古矿井中发现了大型的斧形铜凿,这才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经发掘证实,这里的古矿冶遗址在全世界年代最早的同类遗址中是水平最高而保存最好的,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是至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铜绿山春秋时代的矿井,深度达40米~50米。井巷的组合,大致是围绕着几口竖井,开拓出为数较多的横巷,作扇面形展开,横巷下面又开拓出若干盲井。竖井和横巷都有木构的方形支架。竖井支架长宽各约60厘米,横巷支架高约100厘米而宽约80厘米。在竖井与横巷相接之处,有马头门,高度和宽度一如横巷。矿井中有良好的通风系统和排水系统。照明靠点燃竹签,是最原始的方法。
采矿用斧形铜凿,已知最大的一件重达16公斤。选矿用船形木斗装矿土在水中淘洗,是为重力选矿,可以指导掘进。采出的矿石装在竹篓中,经竖井提升到井外。当时的炼炉已发现多座,都是竖炉,外观为圆台状,由炉基、炉缸、炉身三部分组成,除炉基内有石块外,其余都用黏土垒筑。
在炉缸的内壁和金门的内口,加衬了以青膏泥和石英砂为主的耐火材料。炉缸截面为椭圆形或长方形,长轴约70厘米,短轴约40厘米,缸深约30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铜绿山工作队筑了两座仿古炼铜竖炉,做了两次仿古炼铜实验,结果证明:春秋时代铜绿山炼铜竖炉的冶炼工艺是铜的氧化矿的还原熔炼,只要有足够的风压和风量,就能进行正常的冶炼;只要炼炉的熔化带中有足够的温度(按,纯铜的熔点是1083℃),矿石不论品位高低,不论是块矿还是粉矿,都可以炼出红铜来;使用这样的竖炉,可以连续投料,连续排渣,间断放铜,持续冶炼,不是只用一次就要破炉取铜的;一座炼炉,一天之内,如果投入物料3000公斤,矿石平均含铜量为12%,在正常情况下,可炼出红铜约300公斤。覆盖在铜绿山古矿区的古代炉渣,总重约达40万吨,由此可知曾炼出红铜1万吨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铜绿山古矿区曾多次采集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圆饼形铜锭,每块重约1.5公斤。楚成王送给郑文公的“金”,大概就是这种成锭的红铜。
按当时的条件和习惯,铜矿石采出后,就地冶炼;红铜炼成后,易地铸造。因此,楚国的冶炼中心就在铜绿山以及与铜绿山相连的古矿区,楚国的铸造中心则在郢都和其他通都大邑。
有了扬越的冶炼技术和随人的铸造技术,并在发展中加以提高,楚国的铜器生产就突飞猛进,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赶上并超过了北方。
对待先进事物,楚人是不抱偏见的,心悦诚服,趋之唯恐不及,求之唯恐不获。在湖北襄樊山湾的春秋楚墓中,有邓公乘鼎和上鄀府簠出土。在河南淅川下寺的春秋楚墓中,有巴式剑、鄝子之用戟、蔡侯簠和吕王钟出土。这些不同国属和不同族属的器物成为楚人的爱物,体现了楚国的文化开放方针。然而,早在武王和文王时,北方的铜器就不再是楚人崇拜的偶像了。在仿作的同时,楚人从自己的实际需求、主体心态和审美意趣出发,力求创新。以铜礼器为例,楚人的创新成果就层出不穷。鼎,从来是凡圆形者必圜底,只有个别方形者为平底,而且不束腰。楚人的升鼎虽为圆形,却是平底而束腰,立耳外撇,器周有四只或六只攀附兽,形制特异。楚人的于鼎最初只是模仿北方的一种盖鼎,可是不久就添上了凸棱子母口和装在盖顶的圈形提手,从而别具一格。铜礼器的组合体现了当时的礼制,周人为鼎簋相配,楚人曾袭用鼎簋相配,但在春秋早中期之际就开始改用鼎簠相配了。从实用的角度去看,簠并非南方所必需,簋并非不能满足南方的需求。楚国的贵族舍簋而取簠,显然是要在礼制上做到与周制有同有异。此外,鼎和簋都是圆形的,簠是方形的,楚人变以圆配圆为以方配圆,可能与审美的倾向也不无关系。
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铜器的发展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的发展道路。
铸造各类铜器的难度是不等的,礼器和乐器难度高,农器和匠器难度低,兵器则介乎两者之间。铜多了,用铜铸造的农器和匠器也多了,这对生产力的提高起着巨大的作用。
从武王到成王,楚国的发展有奔逸绝尘之势,周代的其他各国都瞠乎其后。何以如此?这是读者自然而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作者孜孜矻矻以求索的一个课题。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重要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长江中游缺乏易于开采的有色金属矿藏,如果楚国没有绥服精于冶炼的扬越和精于铸造的随人,楚国的发展速度势必减缓,即使竭力追赶中原的发达国家,也只能踉踉跄跄地掉在后面。然而,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并不是一条现成的康庄大道。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那么,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仍将是吝啬的,不仅不足为利,而且可能适足为害。
前有殷人,后有周人,北方的诸夏对长江中游垂涎已久。殷武丁南伐,周昭王南征,都是奔着铜来的。如果楚国积弱不振,以随人为先锋的周人就会席卷长江中游,那样,楚人就会备受奴役。求生存尚且不易,求发展就难乎其难了。幸而,从武王到成王,楚人创立了良好的社会机制,养成了良好的心理机制。
是什么良好的社会机制呢?说到底,是楚人在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之时,善于因时乘势,选择了适当的社会形态,良好的社会机制即源于适当的社会形态。一个民族在脱离原始社会之后所迎来的阶级社会,不一定和其他民族的阶级社会一模一样。在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条件下,奴隶制是唯一的道路。假如条件并不那么顺顺当当,农奴制也是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马克思认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楚人在这样的胚胎时期受到特殊的人文环境的制约,北方是奴隶制早已发达的诸夏,南方是奴隶制尚未成熟的群蛮。如果楚人循着诸夏的奴隶制的老路亦步亦趋,就无法与诸夏抗衡,恐怕拖不到战国,就早已在春秋的舆图上消失了。南方比较原始但也比较自由的风气,促使楚人走上了一条新路。奴隶制成分在宫廷和贵族的家室中缓慢地滋长着,农奴制成分在县邑的里社中迅速地增殖着。楚人灭国越多,设县越多,农奴制的优势就越大。楚人以方兴未艾的农奴制与北方诸夏已到垂暮之年的奴隶制竞争,就占了社会机制比较先进的优势。对于楚国社会形态的详细介绍,将在后文适当的章节中展开,此处暂且从略。
是什么良好的心理机制呢?这要分两点来说:一是兼采夷夏之所长,二是追新逐奇。这个良好的心理机制是在楚人创立良好的社会机制的过程中养成的,绝非天生。以生产为例,随人所代表的诸夏长于铸造,扬越所代表的群蛮长于冶炼,楚人则兼而有之。以管理为例,诸夏的长处是有完备的官僚机构,群蛮的长处是简朴,楚人也兼而有之,模仿诸夏而有所损,参酌群蛮而有所益,也建立了一套官僚机构,可是事简职专,不像诸夏那么烦琐,而且有一套特殊的行政系统。这样兼采夷夏之所长,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总之,是一种调适。成功的调适不是拼凑,而是创造。楚人追新逐奇的心理机制,正是在创造的实践中养成的。假如说上文提供的实例还不很多,那么,从下文的若干章节中,读者将发现,楚人实为喜新好奇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