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丁玲并没有被吓倒。她决心继承丈夫的遗志，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去工作。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约见丁玲，再次听取她要去江西苏区的意见。但组织研究的结果，决定她留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学运动。冯雪峰向她传达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决定。他说：“现在，这里更需要你，有个工作你出来做也最合适。办一个公开的刊物。”丁玲尽管非常向往苏区生活，尽管她的主要兴趣也在创作上，但在左翼文学发展危难之际，在党组织决定面前，她只能咬着牙承担这副担子。就这样，她担任了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这年她才27岁。
1931年7月30日，丁玲想在杂志中间刊登几幅插页，于是，她请求鲁迅先生帮助。鲁迅先生高兴地答应她的请求，给她推荐了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牺牲》这幅作品。这是一幅黑白木刻，画面上，一位悲恸欲绝的母亲，闭着眼睛，悲哀地交出自己的孩子。感天动地的大悲哀、大愤怒和博大的母爱，在强韧的硬朗的线条间，在整个画幅里弥漫开去，在每个观赏者的身心弥漫开去。9月，《北斗》（1932年7月被查封）杂志在上海和外埠书店出现。这是一份作风扎实的刊物。比起此前的一些“革命文学”杂志，《北斗》不标榜口号，不尚叫嚣，重视创作，作家队伍广泛，既有左翼的也有非左翼的。但在“杂色”中，实际上坚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倾向和立场。创刊号上刊载的木刻《牺牲》犹如无声的宣言，显示着刊物的战斗精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反抗。1931年12月，上海文化界组成了反帝抗日大同盟，丁玲参加了同盟的第一次集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感召下，奋起抗战。1932年2月3日，鲁迅、茅盾、叶圣陶、陈望道、胡愈之、丁玲等50余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一二八事变，疯狂侵略中国的暴行，呼吁世界各国的进步作家和进步文化团体，“援助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2月8日，丁玲又参加了上海著作家聚会，讨论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她立即组织人力，走上街头，张贴抗日标语，募集钱款物品，和左联其他作家一起，冒着炮火硝烟，奔赴闸北前线，慰问抗战官兵。参加会议，上街演讲，编辑刊物……丁玲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
自从加入左联，特别是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抉择。而且深切地认识到，面对强大的黑暗专制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惟一的直接的抉择。把个人与党联系起来，这是丁玲发自内心的一种渴求。她向文委负责同志阳翰笙提出了自己的愿望。鉴于她的表现，1932年3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饭店举行。一同宣誓入党的有田汉、叶以群、刘凤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主持仪式，中共中央宣传部瞿秋白、杨尚昆、华岗参加。每个新入党的人都叙述自己的入党志愿。感情冲动的田汉发言过后，轮到丁玲，她说：“过去，我不想入党，以为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我不能满足做同路人，我要做党的队伍中的一名战士！”她的声音很轻，但一字一句都非常清晰。她谛听到自己心脏的激烈跳动，她是在用心灵说话。
1932年下半年，丁玲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她出席各类盟员的小组会议、支部会议，谈国际、国内的政治，谈工作、文学。她主持左联的领导工作，制定方针，策略。她细心地阅读《北斗》杂志的稿件，特别注意发现文学新人的作品。这样，在《北斗》的培养下成长了一批新作家：如芦焚、葛琴、李辉英等，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就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
不仅如此，她不做空头的文学家。虽然活动如此频繁，但仍勤奋创作不辍。她创作了一些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的作品。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和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1931年），虽然描写的是当时颇为流行的“革命与恋爱的冲突”的主题，但作者并没有使主人公陷于“革命与恋爱”不能自拔的悲剧冲突中，而是热情赞扬主人公跳出狭窄的个人生活圈子献身革命的可贵精神。
稍后至30年代前半期，丁玲的创作题材逐步扩大，革命倾向更加鲜明。在此期间出版的《水》（1931年）、《夜会》（1933年）等短篇小说集，已经突破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开始注意反映工农群众及其革命者的生活和斗争。如描写农村革命的《田家冲》（1932年），反映工人家属觉醒的《消息》（1932年），讴歌革命者壮烈牺牲的《某夜》（1933年），以及揭示破产农民流落城市的遭遇的《奔》（1933年）等，都反映了城乡社会生活的激烈动荡和工农群众奋起反抗剥削者与压迫者的革命精神。
中篇小说《水》是这一时期丁铃的代表作。它以1931年中国南方16省的水灾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觉醒。
第十九路军被迫退出上海后，蒋介石继续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大批兵力，疯狂围剿江西苏区。在上海，也更加疯狂地实行“文化围剿”。1932年7月，《北斗》被查禁，书店经理被逮捕。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她被押到南京，押到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不过，她没有被推向刑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从现实中得到教训，酷刑，屠杀，只能激起更强烈的反抗。他们不得不考虑策略。丁玲被押解到一个阴森恐怖的所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天，她读到国民党支持的小报制造的谣言，说她已经叛变自首，她与逮捕她的特务同居等等，卑鄙肮脏，肆意捏造。她怒火中烧，她痛恨国民党反动派以流言杀人的下流手段，但身陷囹圄，她到哪里申说清白？她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她自问可以无悔无愧地面对人民，面对历史。
终于，她的命运出现转机。几经曲折，在党的周密安排下，1936年9月，丁玲逃出南京，秘密返回上海。三年多的铁窗生活的考验，不仅没有减损她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她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决心。她决心到陕北去，到保安去，到党中央的身边去。临行前，她收到宋庆龄馈赠的350元钱。当冯雪峰把钱转交给她时，她内心一阵灼热，她衷心地感谢孙夫人的关怀、信任。1936年9月，在组织安排下，她与聂绀弩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改名换姓，来到西安，等待去保安的机会。
10月21日，一个巨大的噩耗传来：鲁迅先生逝世！当她读到这个消息时，泪水打湿了手中的报纸，她只想大声喊叫，吐出胸中的郁积。囚居南京的日子，她知道先生与蔡元培等人一起极力设法营救自己。逃离南京寓居上海，她多么想见先生一面，为了先生的病情和安全，终于未能如愿，没想到如今竟作永别了。颤抖的手在纸上移动，悲恸化作一纸唁函：“许遐女士：我是今天下午才得到这个最坏的消息的！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心头。尤其是一想到几十万的青年骤然失去最受崇敬的导师，觉得非常伤心。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的精神！现在却传来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陨落了的巨星——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信未署名，她写了“耀高丘”三个字。原来，1933年6月，鲁迅被谣言所困，以为丁玲已经殉难，悲愤地写下了《悼丁君》。鲁迅先生在诗中后两句说：“湘瑟凝尘幽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丁玲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告慰鲁迅先生的亡灵：湘女未死，湘瑟将重新弹响。
Δ脱胎换骨
在东北军的护送下，1936年11月10日，丁玲到达了梦寐以求的“红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苏区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丁玲真正飞到了一个广阔、自由的新天地。在这块充满阳光和热力的红色土地上，丁玲和解放区的群众共同生活和战斗了八九年之久。她曾担任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领导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后又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陕北这段不平凡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实践中，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和延安整风运动，则是其变化的重要分界线。
晚上，一间宽敞的大窑洞灯光明亮，炉火暖融融的。欢迎丁玲的晚会在这里举行。她是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来到苏区的知名作家。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欢迎晚会。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凯丰、李克农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讲了话。毛泽东主席也参加了晚会，他进来的时候窑洞已经坐满了人。晚会上，毛泽东没有讲话。后来，他赠丁玲的一首词，写到了这次欢迎晚会。丁玲感到被温暖抚慰着，被幸福浸泡着。她回忆说：“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同志，就是在一间大窑洞里举行的欢迎我的晚会上。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样亲昵地喋喋不休地饶舌……”
丁玲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问：“丁玲，你想做什么事呀？”丁玲非常干脆地说：“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
丁玲在奔赴前线之前，参与筹备发起了陕北苏区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11月15日，也就是她到达保安后刚5天，便负责召集发起中国文艺协会的座谈会。11月22日，成立大会召开。100余名文协会员挤满了院子。会上，选举了干事会。次日，干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丁玲当选为主任。
丁玲感到肩上的重负。但她已经是红军战士，在冲锋陷阵的时刻不能彷徨犹豫。文协在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编辑“红中副刊”，丁玲动手编辑它的创刊号，在“刊尾随笔”上，她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但对于丁玲来说，首先却是拿起枪。当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她已经走在奔赴前线的红军行列里了。
她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人和人的关系明朗而和谐。她一直跟随总指挥部行动，英气勃勃的红军将领给她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情不自禁地挥笔绘下了彭德怀将军的速写像，意犹未尽，还用文字写下一篇文章——《速写彭德怀》。这大概是彭德怀将军在文学家笔下的第一张肖像。丁玲的文笔显然比画笔娴熟，描写、叙述、映衬使彭总的形象浮雕般呈现出来。
她抓紧一切时间去感受新生活。因为没编入建制，便没有分配具体任务，因此，她自己去找工作做。她四处串门，跟战士谈心，跟老乡聊天，缠住那些红军将领请他们讲种种战斗故事。在她的笔记本上就记下了这些故事和讲故事人的神情语态。后来，整理发表的有《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到前线去》等。
丁玲的工作得到了红军统帅部的赞扬。据丁玲回忆，1936年12月30日，她在随军经甘肃赴三原途中，收到了由红一方面军转交的《临江仙》词电文。毛泽东写这首词的具体时间现在无从得知，但从上述情况及“阵图开向陇山东”一语来看，大约写于西安事变发生后丁玲随军由定边南下去甘肃之时（一说是为欢迎会后所作）。由此可以断定，这首词不是即兴之作，而是在对丁玲有了相当了解、经过比较充分的酝酿之后写成的。全词出语亲切，无大开大合之处。但情感真挚，自然纯真，又远非一般赠词所能相比。词的上阕在描绘当时的自然景象和在洞中开宴会招待丁玲的生动情景中，对丁玲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的一段历史作了肯定，说明她是一个革命者。下阕对投身革命根据地的丁玲予以鼓励。“纤笔一枝谁与似”两句，一问一答：“纤笔一枝”与“三千毛瑟”对举，肯定了丁玲的工作，高度赞扬了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巨大作用。在写丁玲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变化中，肯定了丁玲投身革命后所起的巨大变化，一文一武，判若两人。这是毛泽东所称赞的，也是丁玲本人所向往的。
一天，红军总司令部派通讯员接丁玲回去，赶到三原，原来有外国客人需要她陪同。这位客人就是史沫特莱。不久，丁玲又奉命陪史沫特莱回延安。那时，中共中央和苏区政府已经由保安移到延安。
丁玲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丁玲，还想做什么呀！”她毫不犹豫：“当红军！”她太留恋这段短暂的红军生活了。毛泽东同意了。这样，在1937年春丁玲从前线回来就担任了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那段时间，她和毛泽东接触也比较多。毛泽东每周都到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警卫员都来通知丁玲去听。有时，丁玲也到毛泽东的窑洞去，和他聊天。毛泽东常常迸发诗情，随手挥毫抄写自己以前填写的词，题赠丁玲的那首《临江仙》，便是这种情形下抄写出来送给丁玲的。
后来，因为忙于中国文艺协会的工作，丁玲离开了中央警卫团。除了组织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编辑文协的刊物《苏区文艺》，丁玲还写作了一些散文和小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小说描写了一位掉队的少年红军，藏匿在农民家里，被来乡下“剿匪”的东北军发现。小红军临危不惧，慷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他的英勇行为感动了一连东北军。这篇充满浪漫英雄情调的故事，其实是根据真实的素材写成的，反映了全民族要求抗战的真实情绪。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为了全面真实地反映前方的战斗生活，让全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鼓舞大家抗战的信心。丁玲与抗大教员、作家吴奚如商议：“我们组成个战地记者团吧，到火线上去写通讯。我们不要花多少钱，但要走好多好多的地方。”倡议发出，报名参加的人很多。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就此扩大成战地服务团，任命丁玲为服务团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8月1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团员有2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