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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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李商隐小传

李商隐字义山,别号玉旧、樊南山。他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死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其祖籍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从他的祖父起,全家迁居荥阳(今河南郑州)。

李商隐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推本穷源地算起来,李商隐应是凉武昭王李Φ牡谑五代裔孙,汉李广的第三十一代裔孙,与李唐有同族关系。但王孙这种冠冕堂皇的空头衔,却无法挽回后裔式微没落的命运。从高祖到诗人本身一共五代,不是担任地方中小官吏,就是辗转于幕僚生活,没有担任什么显赫官职。其高祖李涉,是一位县令,安史之乱时曾随玄宗奔蜀,对贫寒的李家来说,这是一桩美谈。其曾祖李叔洪,曾任随州刺史,是一位早露才华的诗人,与贺知章、包融、张旭号为“关中四子”。李商隐的父亲李嗣做过县令,罢官后为浙江东、西道观察使所辟,先后跟从孟简和李作幕僚。诗人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都死得较早,三代孤寡,门庭衰微。

李商隐的童年,是随着父亲在浙江绍兴和江苏镇江一带的游幕生活中度过的。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嗣病死镇江幕府,李商隐含着辛酸的眼泪,侍奉寡母运载父亲的灵柩,和姐弟一起告别了风光绮丽的江南,回到人文荟萃的中州。这段动荡漂泊的童年对于其个人遭遇而言,也许是不愉快的,一个打击紧接着一个打击,给李商隐留下了惨痛的回忆。但是,绍兴和镇江两地的旖旎风光,陶冶了童年时代的诗人心灵,并使他有机会接触东南一带的民情风俗,丰富了他日后咏史诗的意境,孕育了诗人“百宝流苏”的风格。

李商隐的少年时代,是在东都洛阳度过的。由于生计逼人,作为家庭的长子,他经常做些抄写工作和短工零活,以维持家庭生活。在当时世态炎凉的社会,这一家家贫势单的寡母孤儿,居住在纸醉金迷的大城市中,生活十分艰难和严峻。但是,生活的窘迫并没有打断诗人的刻苦攻读。由于他有远大的抱负,“实怀殷浩当世之心机”,而且他急于求仕以重振门庭,所以他奋发读书,求师问道,扎扎实实地在学问上下了一番功夫,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一时期中,给少年诗人以深刻思想的是一位年富饱学的本房叔父。这位叔父十八岁通《五经》,在长安一带做小官。父死后结庐墓侧,隐居不仕;潜心著述,却又不愿传世。他长于散文、古体诗、文字学和书法,对唐朝盛行的骈文和在晚唐占优势的近体诗都不感兴趣。李商隐在父丧归里后,曾和弟弟羲弟、堂弟宣武跟他学习过,对他的操守和文章都十分敬佩,长期受他的影响。

李商隐的少年时代,正处于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愈益尖锐的时期。作为沦落失势的家族一员,李商隐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人世间存在着的沧桑变化。当然,少年时代的艰苦生活也给他的心灵长期地罩上阴影。他没有前辈诗人李白那种汪洋万顷的胸襟,也没有好友杜牧那种豪放挺拔的气度。对没落家庭的嗟叹和死去亲人的缅怀,几乎成为他青少年时期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抑郁的精神状态同尔后的仕途坎坷汇合起来,不仅成为他晚年虔心佛教的伏根,也为他诗歌的感伤成分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商隐十七岁。在这以前,他“以古文出诸公间”,已显示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十一月,令狐楚为天平军节度使,赞赏他的文才,辟他为幕府巡官。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他的骈文很负时誉,甚至和韩文、杜诗并称。他的提携对李商隐一生的政治道路和艺术道路有很大的影响。李商隐迭入太原幕府、兴元幕府,十年之后荣登进士第。而且,他还从令狐楚那儿学到了当时极为流行的骈文技巧,丰富了诗中的用典遣词,使他的诗对偶工整,寄托深邃而措辞委婉。知遇之恩,实非泛泛。令狐楚死后,李商隐写下了沉痛哀悼的诗句:“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

李商隐在这一时期中,积极入世思想十分强烈。他不但蒙恩于令狐楚,还得到崔戎的器重,并且和同僚们频频唱酬诗歌。可惜好景不长,崔戎很快病死,幕府解散,诗人往返于洛阳和荥阳之间,心情萧瑟。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甘露之变爆发,给诗人心灵以巨大的震撼。宦官不仅大批杀戮朝官,而且率领禁军,到处烧杀掳掠,使长安一带“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诗人以愤慨的心情写下诗篇,指责宦官势力“掩遏一阳生”,是扼杀唐王朝复兴一线生机的罪魁祸首。事变三年之后,他由兴元到长安的途中,看到农村的残破荒凉和农民的灾难困苦,写下了《有感》、《重有感》、《行次西郊》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战斗精神的杰出诗篇。

李商隐二十四岁时,曾在河南济源的玉阳山、王屋山一带隐居学道。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学士、信道、访道之人极多。李商隐之所以隐居学道,是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屡受打击排挤,精神上颓废苦闷,需要藉宗教来寄托。这反映了他思想中消极出世的一面。但是,他所居住的名山胜景以及流传下来的美丽神话,丰富了诗人的想象,开拓了诗歌的空间,加强了构思的奇特和色彩的变幻。至于他写下《上崔华州书》,则是受老庄思想的浸润,大胆批判儒家正统思想,反对尊经,提倡独创,追求个性解放的明证。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李商隐得到令狐沟耐萍觯考中进士。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聘请他去,爱他的才华,把女儿嫁给他。这时唐朝正逢牛李党争,令狐父子是牛党,王茂元是李党。尽管诗人不以党徒自居,也没有利用婚姻来谋取富贵的意图,但当牛李党争正烈之时,他这种举动大受牛党攻击,因而在政治上受到排挤。按照唐代人事制度,中进士之后要经吏部“释褐”考试合格才能放官。由于牛党排挤,李商隐落选了,不得不重返泾原。有一天,他登安定城楼,极目汀州,写下了著名的《安定城楼》。这首诗抒发了他满怀理想和抱负却不为朝廷所用的感慨。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商隐再应吏部的“释褐”考试入选,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品级不高,但历来被士子认为是清要之职,由此而登首辅的很多。可惜,秘书省的席位还没有坐稳,很快他又被外调为弘农县尉。上任不久,李商隐为了免除或减轻蒙冤犯人的刑罚,同顶头上司观察使孙简闹翻,被罢官。诗人怀着傲岸抑郁的心情,写下了《任弘农县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一诗:“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这首诗表现了诗人的铮铮铁骨。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唐文宗病逝,武宗即位,李党得势,王茂元也从泾原节度使进京为朝官。李商隐被看成李党中人,但他自己并不以李党自居。他目睹皇位的更迭和朋党的纷争,写下《咏史》、《楚宫》等几首比较有识见和立言公允的政治讽谕诗。不过,李商隐命运多蹇。这年冬天,李商隐的母亲病逝,他又不得不离开长安,移家永乐(今山西芮城),过着清闲的居丧生活。有时栽花种树,展卷读书;有时则访问、凭吊永乐一带的名胜古迹。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李商隐服丧期满,重回长安入秘书省。这时,政局又经历巨变,武宗病死,宣宗即位。宣宗由于一直不满李德裕,即位后大黜李党,牛党纷纷得到提拔,这时,被看作背叛牛党的李商隐心中惶惶不安,深感“凤城”之大竟没有“流莺”栖身之所。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三十六岁的李商隐结束了以长安为中心的求仕活动,开始天涯飘泊的幕府生涯。

这一年,李党给事中郑亚外放,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李商隐接受了他的征辟,作为幕僚随之赴任。在任所,郑亚对李商隐十分优礼。奏辟的官职是幕府支使兼掌书记,带京衔员外郎,从六品上阶。不过从六品毕竟是外职,而幕府又处于边远之地,因此这一段岁月,诗人始终是怀着思念故乡的感伤心情度过的。风景优美的桂林被诗人渲染成带着晦冥萧森的气氛,诗篇无一不表现万里投荒的忧郁景象。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郑亚贬循州刺史。李商隐也摆脱浪迹江湖的生活,再次小住长安。这一时期中,他再一次目睹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忧民忧国的心情重又激动起来。他写下《旧将军》一诗,为李德裕平乱功勋被埋没表示不平。刘钍且晃皇都卓越而敢于直言的名士,死于柳州贬所。李商隐连写《哭刘睢返人氖淄焓,表达对刘畹脑廾馈⑼情和哀悼之情。

李商隐继桂幕之后的又一次远行是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参加卢弘止之幕任判官,得侍御史。他得到卢弘止的优礼,频频参与诗文宴游的集会,情绪昂扬。他在诗中抒发这种情绪:“此时闻有燕昭台,挺身东望心眼开。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但是好景不长,大中五年春,卢弘止病死,幕府解散。李商隐从徐州回京,向令狐钩虑椋补太学博士。这时,妻王氏病死。他写了几首诗来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也寄寓了他对朋党纷争的怨愤和控诉。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柳仲郢以河南尹调任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李商隐在东川幕府改判官,加检校工部郎中,官阶从五品上。大中十年,柳仲郢调赴京职还朝,李商隐返回长安,辟为盐铁推官,三年后罢职,回郑州家居。这一时期,他以消极出世的思想为主导,沉浸于佛教之中。为时不久,李商隐就在寂寞凄凉的闲居生活中病逝,终年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