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出身于河南巩县一个“奉儒守官”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又是一名经学家，兼备文韬武略。杜甫常引以其祖为荣，这对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起着一种楷模和鼓舞的作用。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曾任膳部员外郎，后来做修文馆直学士。其父杜闲，为兖州司马，后来任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母亲为当时著名学者崔融的长女。这样一个既有家学根底，又有诗学渊源的家庭，使杜甫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和教育。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盛而转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他一生经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既看到了“开元盛世”繁荣昌盛的景象，也目睹了安史之乱“流血川原丹”的全过程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既渴望像一匹骏马万里驰骋，像一只苍鹰搏击长安，又一生系念国家安危，关心民生疾苦。
杜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刻苦好学，知识渊博，这给他的将来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七岁时开始吟诗，《壮游》诗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到十四五岁时已成为被当时文坛名宿、著名进士崔尚、魏启等人深为赞赏的青年诗人了。他所生活的洛阳城一带，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他从小就受到高度发达的音乐、舞蹈、绘画和书法等多种艺术的熏陶，这对提高他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力，增强他的诗歌艺术的表现技巧，是很有帮助的。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杜甫二十岁，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前后共三次，历时十年。他从洛阳出发，遍览吴越、齐赵、梁宋等地的秀丽山川和名胜古迹。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路过洛阳，与杜甫一见如故，相邀同游。在大梁城（今河南开封），恰逢高适流寓大梁，三人情投趣合，一起登高怀古，访道寻幽，豪饮畋猎，赋诗论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李白与杜甫，一扫文人相轻的弊习，共同演绎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只可惜这对诗坛挚友，经此一别，未能再次相见。
长期的漫游生活，使诗人有机会领略祖国的锦绣山河和文化古迹，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性情，结交了朋友，也激发了诗人的豪迈气概。写于这一时期的《望岳》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既写出了泰山的苍莽之势，也抒发了诗人的广阔胸襟。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杜甫从天姥山回到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但在当时被视为班固、扬雄再世的杜甫，却名落孙山。杜甫本人并不在乎，继续他的漫游生活。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漫游归来的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京城长安。但他这种火热的政治理想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这时，有“口蜜腹剑”之称的奸相李林甫勾结杨国忠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嫉贤妒能。第二年，唐玄宗下诏，制举天下有识之士，杜甫也前去应试。但在李林甫的阴谋操纵之下，应试者“无一人及第”，李林甫反而上表称贺“野无遗贤”。由于李林甫从中作梗，杜甫空怀满腹政治理想而不得施展，生活上也开始落拓。残酷的现实迫使杜甫违心向达官权贵投诗，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但结果并不如意。诗人不得不过着乞丐式的屈辱生活，开始为病魔所缠绕，并且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正月，玄宗举行祭太清宫、太庙和祀南郊的大典，杜甫进献了三篇《大礼赋》，受到玄宗的赏识，令侍制集贤院，考试录用。但仍然由于李林甫从中作梗，只得到一个有名无实的供奉翰林。三年后，杜甫又连进《封西岳赋》和《雕赋》，还是毫无结果。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才被授为河西尉，杜甫对这一直接压榨百姓的官职，并没有接受，后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但这只是一个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这职务与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政治抱负相比，简直有点滑稽，所以诗人写了一首自我解嘲的《官定后戏赠》。
十年的长安困守，生活潦倒，疾病缠身，诗人天真的幻想破灭了。但也正是这种政治生涯的失意和物质生活的贫困，使诗人有可能深入现实，接近人民，看到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就在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赴奉先咏怀》等一系列为人民而呼喊的现实主义杰作，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千古不朽的名句。从此以后，杜甫就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确定了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这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社会经济和政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残破，生灵涂炭。十二月洛阳沦陷，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长安沦陷。在这一急遽的变乱中，刚刚定官不久的杜甫，不得不带着家小，由奉先先往白水，又由白水再向陕北流亡，诗人和流亡的人民一起感受国破家亡的痛苦。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这时杜甫已逃亡至恢荩八月间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把家小安置在羌村，只身投奔灵武，不料中途为叛军俘虏，被押解到长安。押解途中，诗人亲眼看到叛军的烧杀淫掠，亲身感受到动乱给人们带来的巨大苦难。他身处危难，心忧家国，写下了《春望》、《月夜》、《哀江头》等优秀诗篇。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历尽艰辛，跑到凤翔肃宗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是他朝见肃宗时的真实写照。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负责对皇帝进谏。但就任不久，便因上疏营救房拥陌障啵触怒了肃宗，幸亏张镐援救，方免一死。这年闰八月，唐肃宗特许杜甫回恢萏郊遥实际上是有意疏远他，这对他是一次打击。然而仕途上的坎坷，却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丰收，著名的《北征》、《羌村》就是在这次探家中所写的。这年九月，唐军在回纥兵的帮助下收复长安。十一月杜甫携家至长安，仍任左拾遗，虽然忠于职守，但终因房右话傅那Ａ，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管理地方的祭祀、学校、选举等文教工作。这对于杜甫的政治前途来说是一次根本性的打击，诗人内心抑郁不平。这次离开长安，杜甫再没有回来过，但由于从皇帝侍从出为州县官吏，从宫廷走向民间，却为其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由洛阳回华州的路上，诗人目睹了人民在战争中蒙受的苦难，满腔悲愤使他写下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六首新乐府组诗。在后世称为“三吏”、“三别”的千古名篇中，诗人那种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的激烈复杂的矛盾心情，表现得十分深刻而哀婉。这些诗篇，显示了杜甫在思想艺术上的高度成熟，是杜甫现实主义作品的高峰。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对仕途越来越感到失望，毅然抛弃官职，携带家小离开华州，开始了“飘泊西南天地间”的流亡生活。在秦州、同谷等地几经滞留，不能安居，不得不穿过荒山寒峡来到当时未遭兵燹的成都，寻找一隅栖身之地。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在成都郊西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草堂。这里环境幽美静谧，诗人那饱经忧患的身心得到了暂时的安宁。他与农民相互往来，颇为友好。闲时则养鸡养鸭，种菜种树。但他并没有忘记干戈挠攘、哀鸿遍野的中原，没有忘记流离失所的人民，依然写出了《百忧集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的作品。
杜甫在成都草堂先后度过了四五年比较安定的生活。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屡次照应杜甫的友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凭，不得不携带家人，乘舟东下。先在云安羁留近半年，后来又飘泊到夔州。夔州依山临江、气势雄伟，是长江三峡的起始点。由于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杜甫在这里过了近两年的安定生活。但是长年飘泊，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病魔缠身。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杜甫一共写了四百三十多首诗。这一时期是杜诗创作的丰收时期。他不仅把当时当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以及生活感受写入诗篇，还写了不少自传和传记体的回忆诗，如《壮游》、《昔游》、《遣怀》、《往在》等诗。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七言律诗和七言拗律，不仅在艺术上更加完美，在内容上也大大突破了传统律诗的表现范围。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杜甫思念家乡，于是乘舟出峡，开始最后一次漂泊。他先到湖北江陵，又转公安。他本想北归洛阳，但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不得不被迫南行，居无定所，先后在岳阳、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一带辗转漂泊，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四月，臧卧谔吨葑髀遥杜甫打算前往柳州投靠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得吃的，幸亏耒阳县令相救，总算没有饿死。由于大水未退，杜甫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这年冬天，贫困交迫的杜甫死在从潭州开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奉呈湖南亲友》。此作是诗人辞世前写成的一篇绝笔，不久去世，终年五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