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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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章 李伯元小传

清朝后期,继吴敬梓写了《儒林外史》之后,很多人都应用这种讽刺的笔法来描写官场的腐朽,揭露社会的黑暗,他们形成了一群谴责小说家,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李伯元和他的《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原名宝嘉、宝凯,江苏武进人,生于1867年6月1日。他幼年丧父,是被堂伯父李翼青抚养长大的,因此随着做官的堂伯父,在山东生活了二十多年。二十六岁时才回到了故乡武进(今江苏常州)。

武进的读书人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在李家子侄辈中,很有些与众不同。他的堂兄弟们个个身材魁梧,说起话来带卷舌的山东口音,而李伯元却是中等个头,眉秀齿白,说得一口娓娓的家乡话。他还是个近视眼,戴了一副玳瑁边眼镜。当时青年人戴眼镜的很少,路上遇到尊长必须拿掉眼镜以示礼貌,李伯元却从来不理会这一套,虽然也表现得彬彬有礼。于是,这个“眼镜后生”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李伯元的风头因为他的才学出得更多了。回乡不久,他参加了院试,中了第一名秀才,从此更是声名鹊起。当秀才们赴江阴参加第二步的乡试时,许多人都预料,李伯元是最有希望中举的一个。可是,榜一贴出来,这位才学出众的青年才子,竟然名落孙山。科举考场上,一次不中并不是什么坍台的事,下次再考就是了,可是李伯元却丢了书本,径自去上海谋生了。人们不理解这么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怎么会对仕途灰心丧气,其实,是爱国之心促使他毅然抛弃仕途,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原来,就在这些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事,特别是1894年中日海战中的败北,以及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让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李伯元眼见民族多难、国家危艰,朝廷昏庸,官场腐败,不禁忧心如焚。他想投身于社会,为国家民族多出一份力,这才决定去上海见世面,干事业。十九世纪末的上海,是“通商巨埠,骄奢繁盛,甲于五洲”,可是,“势力之区,逋逃之薮,天生人众,懵懵懂懂在睡梦中,而无有从旁为之大声疾呼者”。谁来振臂疾呼?谁来唤醒这无知无觉的民众?李伯元来到上海,参加了《指南报》的编发工作,他要利用这些人们手中的小报,来针砭时弊,来发聋振聩。一年之后,他又创办了自己的《游戏报》,并用起了“游戏主人”的笔名。

名为“游戏”,其实不然。眼看国家日益贫穷,百姓日益困苦,官场日益腐败,怎么能直截了当地去品评朝纲、议论国事呢?这将被嘲笑为不合时宜,也就会失去听众。所以李伯元借了“游戏”的名,用“隐寓劝惩”来“觉世”。他的想法对了,《游戏报》问世之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十几种效颦的小报也相继出现。

李伯元在《游戏报》上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他以《申报》、《新闻报》创业之艰为鉴,异常辛苦努力。他一人兼做主笔和主编,有时太阳下山了,写的文章还未脱稿,排字工人等在桌边,有事来商谈的客人等在门口,他只好一边写一边同人谈话,手挥口应,日不暇给。又想到报纸一出,将为千万人瞩目,所以十分认真,哪怕有一个字推敲得不合意,心里都难以释然。《游戏报》获得成功后,李伯元仍不满意,他觉得《游戏报》分类栏目欠细,于是另辟蹊径,创办了《世界繁华报》,分目有小说、讽林、时事嬉谈、艺术志等十几类。上面常有文章讽刺当时的官场和政治,他的《庚子国变弹词》和《官场现形记》最早就是在这份报纸上连载刊出的。

1900年,帝国主义结成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役”。翌年,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李伯元亲眼看到,国难当头时,“海内沸腾,国人大多激于义愤”。而和议签定之后,“骄奢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他为此感到痛惜,感到愤慨,为了让人们记住伤痛,发愤图强,他挥笔写就了一部《庚子国变弹词》。

有位朋友听说他要写这部弹词,就问他:“仗也打败了,和约也订了,你又来旧事重提,有什么用呢?”李伯元叹息道:“殊不知我们中国人的心,是有了今日一时的安乐,就忘了昨日的苦楚。我要写出一部好读好记的弹词,让大家常记心间。”《辛丑条约》签订后仅一个月,他的《庚子国变弹词》就在报上开篇,此后逐日连载,约一年刊完。

李伯元在弹词中写了清朝官吏的凶狠,写了帝国主义的残暴,用满腔愤怒揭露了中外恶人的丑恶行径,用深切的同情抒写了普通民众的苦难生活。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中也有对义和团的污辱,有对李鸿章等人的吹捧,但他开创了弹词的新境界,即从才子佳人、妯娌儿女的题材,扩展为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的叙述。他抓住历史的真实,从中外书报和人们的传述中取材,使《庚子国变弹词》不仅成为一部小说,也成为了一部信史,一部中国人民的受难史,一部帝国主义的侵华史。

他用这部七言俚句编成的小说,告诫人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他用这些触目惊心的回忆,激励人们打起精神,救亡图存。《庚子国变弹词》很快流传开来,富民强国的愿望也在更多中国人的心中激荡起来。

李伯元深怀爱国之心,必然要探究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辱的原因,他用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官场黑暗是一个重要的亡国之源,因此对晚清的官场,深恶痛绝。《庚子国变弹词》刊完后半年,《官场现形记》就同样以逐日连载的方式和读者见面了。后来又汇编成单行本出版,备受关注。报上对《官场现形记》的评价很高,说:“中国官场,魑魅魍魉糜所不有,实为世界一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从未有人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有之,则自南亭此书始。”南亭亭卡,是李伯元的别号。他的小说,还被评价为“措词诙谐,不减于《儒林外史》;叙事详尽,不亚于《石头记》”。

李伯元生活的时代,恰是中国历史上官场最为腐败的时代,他的亲朋好友中有不少人涉足官场,因此他对官场内幕,也多有知悉,二将种种丑态尽收眼底。在他看来,贪官污吏带给人民的灾难,要远甚于洪水饥荒,怎不叫人愤恨!他用犀利的笔尖挑去了官之位高、名贵、权大、威重的帏幕,把晚清官场的黑暗,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虎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

官场内幕如此黑暗,中国又怎么强盛得起来呢?他在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的楔子中说:“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盈满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的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地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这一片苦心孤诣也。”

究竟怎样“表扬”法呢?李伯元在《文明小史》中写了三方面的人:官僚、维新党人、洋人。在官僚方面,主要写他们对洋人、商人和传教士的畏惧、屈服和献媚。在洋人方面,是写他们的横行、要挟、纵容教民,公然索取被拘的囚徒,任意勒索赔款,还写了洋人士兵的酗酒伤人、调笑戏女的事。在维新人物身上,李伯元花了更多的笔墨,写了他们中间的真诚提倡者,投机弄巧者,或是碍于上命,阳奉阴违者。最多的是不学无术的投机之人,假借几个新名词招摇撞骗,谋求升官发财,对广大人民仍压迫剥削,横征暴敛。这里,既表现了李伯元对革新的迫切渴望,也反映出对现有的维新变革的不满意。

从1901年到1906年之间,他还创作了另外一些长篇小说和弹词,如《活地狱》和《中国现在记》等。都是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此外,才华横溢的李伯元,还写了不少仿时调的诗歌与辛辣的谐文。包括“仿时调叹五更体”的《爱国歌》、“仿时调送郎君体”的《送郎君》等,用琅琅上口的语句,写出遭侵略的悲愤,写出无力抵抗的哀叹,也寄托了团结民众、反抗侵略的激情。

凭着敏捷的才思,凭着对国家民众的一片深情,李伯元紧握着手中一支笔,让人们正视黑暗,直面现实。1906年去世时,桌上还摆着他准备完稿的《活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