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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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 康有为小传(2)

在民族危亡之际,光绪帝也表示他“不欲为亡国之君”。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辗转送达光绪手中后,“皇帝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而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言直陈于朕前乎。①①见《戊戌变法》(一)第250页。”后来,针对“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的论调,光绪帝表示:“但能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虽无权何碍”?这表明光绪帝已决心寻求新的治国安民之术,实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五天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步骤。鉴于上有西太后扼制,下有顽固旧臣阻挠,康有为献策道:“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①①同上,第251页。”光绪帝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先后擢升候补知府谭嗣同、内阁中书林旭、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和内阁候补侍读杨锐为四品京卿,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康有为也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专折奏事。谭嗣同等军机四卿既是光绪帝推行新政的工作班子,又是光绪帝和康有为之间联络的桥梁。光绪有所垂询则令四卿传旨,康有为有所陈奏,也由四卿密陈。

自宣布变法之日起,光绪帝不断发出有关变法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在此期间,康有为又先后上了三十余道奏议,并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诸多方面提出改革建议,制定政策。应光绪帝的要求,康有为昼夜不息,将所著《日本变政考》加案语其上,“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①①见《戊戌变法》(四)第150页。”。康有为在所进呈的书中,详细阐发了他的变法主张,涉及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农工商矿各事。其中不少案语被光绪帝采纳“以为谕旨”,这些新政之旨“多出奏摺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①①见《戊戌变法》(四)第150页。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上,广开言路,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裁并机构,淘汰冗员;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上,裁汰冗兵,采西法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加强国防力量;文教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及各级学校,废除八股,设立译书局等等。

应该说,戊戌变法的措施是比较齐全、配套的。但是,诏书的发布并不等于实际的执行。各省督抚将纷至沓来的新政诏书搁置一边,并不照办,或推诿迁延,或明从暗抗。除了在湖南得到了巡抚陈宝箴的支持、贯彻,取得了一定实际效果之外,其他地方收效甚微。

随着变法诏令的不断发布,全国上下出现了一个表面上的维新高潮,“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议论新法,高谈变法,成为一种时髦。在高潮的表象之下,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日趋激烈。慈禧太后在变法诏令下达后五天,连下三道指令,撵走了帝党领袖翁同芬怨铝⒐庑鞯郏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控制军队,同时令凡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都要到太后面前谢恩,抓住了用人大权。此后,慈禧“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于是不复防闲,一听皇上之所为①①见《戊戌变法》(一)第261页。”。9月,慈禧太后与荣禄密谋,欲借天津阅兵之机,废黜光绪帝。康有为等维新派虽获悉阴谋,却苦于毫无根基,一筹莫展。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冒险将一线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结果被袁世凯出卖。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废除新法,重行听政。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被迫逃亡日本,戊戌变法就此夭折流产。

康有为逃到日本后,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主动提出和他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康有为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对孙中山派来的代表陈少白等人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举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①①见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初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表明了他矢志保皇的决心。

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远赴加拿大。不久,他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并指派梁启超等弟子陆续在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组织。康有为自任保皇会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抵制革命为宗旨。1900年国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康有为乘机提出了“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方针,主张起兵勤王。在康、梁的鼓动下,唐才常、林圭等人秘密联络长江会党,组织了“自立军”,康、梁等则在海外积极筹款。但康有为始终未以筹集的款项接济军事,唐才常的武装起义被迫一再延期。为此,保皇会内颇多不满,指责康有为中饱私囊。8月,自立军总部被查封,唐才常等被杀,勤王活动宣告失败。

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站在保皇的立场上,诅咒革命,宣称只要“皇上一复辟”就会“立予国民自由自主”,提出了“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观点。这篇文章出笼后,遭到革命派的坚决反击。章炳麟为此写下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全面系统地批驳了康有为保皇立宪的主张。

同年,康有为完成了他的《大同书》。书中,康有为具体地描绘了未来的大同社会。在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那时将没有国家和家庭,全世界只有一个总的政府。大同社会之中,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人人有参政权,各级政府皆由民选;人人参加生产劳动,按期为社会服务,各以其劳作收入自由享用。康有为还周密设计了大同社会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至器用、家具、沐浴等细节。他的这部《大同书》很受毛泽东的重视。

自1905年起,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预备仿行宪政,先后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1906年9月正式下诏,宣布预备立宪。康有为闻讯后欢欣鼓舞,说慈禧太后“甚悔戊戌之举,近与皇上相得甚欢”,合力推行宪政。“皇上不危,无待于保”,通告各地保皇会于1907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康、梁等这时更激烈地反对革命,并以《新民丛报》为基地挑起了与革命派的论战。不过,康有为等虽有心投靠,慈禧却不忘宿怨,仍然视康、梁为“叛逆”。1908年7月,还查封了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说该社“内多悖逆要犯”,命令地方官“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康有为满以为可以回到国内,大展宏图,推行宪政,“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不料被拒之门外,只能做一个看客,心中无比惆怅。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这时康有为感恩戴德的“旷代之圣主”光绪帝已经死去。光绪帝没有儿子,由他三岁的侄儿溥仪继承帝位,其父戴沣为摄政王。武昌首义后,各地闻风响应,满清皇室已成孤家寡人,行将倾覆。康有为在日本闻讯后“惴惴恐栗”,连忙写了《救亡论》和《共和政体论》两篇文章,攻击革命,反对民主共和。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①①转引自李新、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第325页,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他建议实行“虚君共和”制,幻想以“旧朝旧君”或孔丘嫡裔充当“虚君”,唯恐满清皇室就此覆没。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推翻。康有为哀痛于清王朝的灭亡,顽固地以清室遗臣自居,念念不忘复辟。他接连发表文章,攻讦共和政体,说共和是祸乱之根源。1912年10月,康有为指使弟子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以尊孔读经、复辟清朝为宗旨的孔教会,并于次年11月就任总会长。他还创办了《不忍》杂志,在该刊发表文章攻击辛亥革命造成“举国礼坏乐崩,人心变乱”,主张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配享天坛,说民主共和制不合中国“时宜”,非复辟不能救中国。1913年8月,他的弟子陈焕章、梁启超曾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1916年9月,康有为还亲自上书北洋政府,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

康有为鼓吹孔教的目的,是企图以此敲开复辟之门。孔教会成立后,拉上了清王朝的忠实走卒张勋为名誉会长。早在1913年,他们就策划过一次武装复辟的阴谋,计划乘镇压“二次革命”的时机,当袁世凯被打得疲惫不堪时,由张勋发动武装复辟。但由于张勋接受了袁世凯的指令出兵南京,袁又派亲信扼守张的后方,使这个复辟计划未能实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不久,康有为即致信张勋说:“挟旧君即以安中国,将军其有意乎①①引自李新、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第326页,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鼓动张勋寻机复辟。

1917年初,军阀政府内部围绕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展开了激烈的“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乘此混乱之机,张勋于6月14日率“辫子军”进京“调停”。康有为也立刻赶到北京,与张勋一道策划复辟。7月1日,他们捧出末代皇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康有为受命为弼德院副院长。

张勋的倒行逆施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7月12日,段祺瑞率“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康有为则藏身美国使馆,复辟闹剧草草收场。这期间,康有为不改其顽固立场,写了《共和平议》一书,坚持认为中国如果实行民主共和,终将毁灭。

1917年后,康有为仍然念念不忘复辟清室,他游走于国内各地,作为亡清的孤臣孽子,与许多反动军阀政客来往。这时,他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已被人们遗忘,丧失了政治活动的资本和影响力。时代在突飞猛进,康有为的顽固政治立场却无丝毫改变。他长住上海,还不忘“大清恩德”,甚至在垂危之际仍上折溥仪,“谢恩”表忠。他野心不死,直至1924年还在梦呓般地讲述他的一套复辟清室的反动计划。

1927年3月21日,康有为抱着他那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复辟梦想,怀着对革命的恐惧和诅咒病死于青岛,终年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