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清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一位力主改革的思想家。他的诗作中最脍炙人口的要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两句，它引自《己亥杂诗》中的一篇。
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引用这首诗，其目的在于要求全党处理好党内的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提倡开创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并认为只有每个人都有个性，有生机，才能使党内气氛活跃起来，在讨论中求同存异，建立更有活力的党性。
1957年5月在接见苏联的伏罗洛夫时，伏罗洛夫问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回答：万马齐喑究可哀。也就是希望改变学界的沉寂局面，活跃学术气氛。毛泽东倡导在多样性中互相比较、互相学习，在斗争中求同存异，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有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演进。
龚自珍的诗风继承了从庄子、屈原到李白、李商隐等人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继往开来，自成一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身处衰世，社会的黑暗和清政府的无能使他深感愤懑，但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仍是期望与批判并存。他珍视童心，并在诗歌中一再歌咏，使他的诗显现出年轻而积极的心态，充满了绮丽而鲜奇的想象。
龚自珍的杂文却有更多的现实的描绘，展示着那个烂透了的封建社会的图景。既有昏庸腐朽的官吏形象，也有对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的唾骂，有对朝廷上后继无人的惋惜。他的杂文立意新颖，尖锐泼辣，往往匠心独运，别开生面。
对现实的观察总能独具慧眼，与他渊博的知识分不开。他爱读百家之书，又提倡“经世致用”，他善于拿古代帝王来做文章，取其一点，以古诫今，褒贬之中反衬和影射当今皇帝。曲笔的使用在当时改革者孤立的艰难困境中显得尤其重要，清初的“文字狱”留下了阴影，只有用迂回曲折、闪烁其词的笔法来逃脱。
龚自珍重视爱惜人才，认为人才不应受到专制统治的压制，不应受理学思想的束缚，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
正因为满怀对国富民强的热切盼望，他向往着改革，他的诗文有强烈的战斗性。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改良思想也受到了限制。他虽然抨击了专横的君主专制，但不反对帝制，仍然呼唤着明君和良臣。虽然他的诗文中充满了“更法”和改革的政治抱负和叛逆的精神，但是有时在受到打击和排挤时，也会表现出消极来。他晚年的潜心尊佛诵经，虽然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的不满，但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他的彷徨、苦闷，在处处碰壁之后，只好一头栽进佛经之中，去寻求那虚幻的精神安慰。
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时代里，龚自珍的思想也常常在积极和消极之间摇摆，但希望也罢，失望也罢，这个末世的诗人，反复吟唱的，总是他对祖国和民族的挚爱之情！
（方立）
——中国近代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朔，号陶斋，别号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人。他早年科举不第，赴上海经商。较早经营洋务，曾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企图走实业救国之路。他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宣传富强救国，发展科技，振兴工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受其思想影响。青年毛泽东称非常喜爱读《盛世危言》这本书。毛泽东评点郑观应
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了。……
——摘自《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9-1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