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光荣”，并不是辞典上解释的光明、光彩，更不是指荣誉和为国争光一类的意思，而是指去见马克思，去死——包括冤死、“自尽”等种种让人猜不着、想不到的意外死法。
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1966年底1967年初，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反复多次接见千百万红卫兵，发动全国大串联，“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全国各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阶段。北京的“三家村”已经砸烂，北京市委已经改组，四川的“三家村”已经揪出示众，凉山的“三家村”已经露出“端倪”。凉山州委工作组已于1966年7月进驻报社，我在8月4日被宣布停职反省，并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打入“牛棚”，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劳动。
就在那段时间，机关、单位、街头和农村，就像一锅烧沸了的开水，热闹、喧嚣、混乱，工作、生产和生活全乱了套。报社在会议室举办了“王传廷罪行展览”，每天都有许多干部群众来参观，他们看陈列出来的“实物”（主要是报纸，我修改或审定的报纸大样写的稿件、改稿和剪报等）；听造反派的“解说”，除了按报纸、稿件上的文字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地分析，还将我平时在会上会下的讲话，凭群众的大字报、小字报，东拼西凑，无中生有，上挂下联，进行大揭发，大批判。
院子里，除了进进出出来看我的罪证展览的人，还有戴着红袖套、排起队、喊着口号的人群，他们站在球场上朗读毛主席语录后，又高呼几遍“打倒王传廷，保卫毛主席”，离去一批，又来一批。声势之大，吼声之高，火药味之浓，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接着发生的几件事，进一步把我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老红军、凉山州副州长陈占英同志死了！他的死，使我想通过申述、辩明是非、用事实和对党、对毛主席的忠心证明我的清白和无辜的决心与信心彻底破灭了。在我刚被“揪”出来、在全州进行重点批判、声讨时，陈副州长曾对我爱人（她在州政府办公室工作）说：小张，你不要担心，过一阵子等运动一过，你们老王的问题会搞清楚的。才几个月，这句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抱着希望的话言犹在耳啊，他怎么就走了呀？他是爬雪山过草地、打过日本鬼子和蒋介石、多次负过伤、脸上还留有疤痕的老红军呀！得知他的死讯，犹如五雷轰顶，我的思想一下子就垮了。
昭觉县公安局长贺培俊死了。我不仅认识贺局长，而且采访过他。他也是经过战争考验、还立过功的老干部呀！一个人民的公安局局长，怎么会是这样的下场呢？这一下，我不但垮了，而且傻了。困惑加恐惧，连劳动也失去了力气。
一天下午，下着雨雪，很冷。我在打扫堆放新闻纸的库房，无意中听到几个工人在一个角落里烤火聊天。一个已经退休几年、刚从农村回来造反的刻字师傅，带着几分神秘的口气说：千万别小看这次运动啊！你们揪牛鬼蛇神，斗走资派，就像当年土地改革揪富农、斗地主老财一样，那时是在农村搞阶级斗争，现在是在机关搞阶级斗争，不凶点、狠点行吗？他们几个叽叽喳喳越说越有劲……我怕再给我加上一个“偷听”的罪名，悄悄走开了。
果然，监督、批斗升级了。先是让我们当过头头的几个跪在球场上“示众”，有外单位的人或社会上的人来，就会有人呵斥我们：把腰杆伸直，跪好。我的腰椎就是在“跪好，跪直”的吼声中，被穿着皮靴的脚踢伤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后还住过两次医院进行治疗。
批斗我们的火药味更浓了，形式也有了变化，集体斗、单个批交叉进行。喊的口号是：先扫威风，后剥皮，不现原形不罢休！斗争会上除了抓进来（由人抓住衣领强推进会场），低下狗头（低头、九十度弯腰），敲脑袋，打耳光，用脚踹，散会时还高叫“爬出去”，侮辱人格、伤害肉体的武斗相继出现了。
发生在报社内外的一连串事情，件件都压在我的心头，并在脑海里不断地、重复地闪现。它使我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沉浸在绝望与悲愤之中。我常常发呆，甚至在劳动中走神，有一次挑了一担百来斤重的粪水，到了厕所竟忘了倒掉，又沿路挑了回去，直到听见有人说话：你往哪儿挑呀？厕所在那边！我才惊醒过来。
我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地想着、问着：我真的反党、反毛主席？我真的犯了错误，是一个罪人？我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我犯了什么错误？我怎么成了一个罪人啊？这个问题就像一枚铁钉，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上，它挥之不去，拔也拔不出来。我感到气紧、心痛，我的心在流血。
又一天，也是一个下午。叫我出去拉煤，给熬胶房生火熬胶。我不会骑三轮车，只好找了另一位蒙冤参加劳动的伙伴，拉一架板车去煤炭公司。好久没上街了，正好经过昭觉最热闹的烈士纪念塔，在旁边新修的民贸公司大楼，有一条白带像瀑布从楼顶直泻街头，仔细一看，是用一米多宽的漂白布、写了一条从三楼垂到一楼底的巨幅标语，非常夺目刺眼，吸引了许多行人驻足观看。
我们也停下板车看稀奇。真是不看不吓人，一看吓死人。大标语从上到下用排笔写着斗大的一行字：“王传廷反党反毛主席，凉山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还在我的名字上，用红色打了一把又粗又大的叉，血淋淋非常刺眼。我的眼前一黑，又一次坠入“冰窖”之中。
晚上，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做了一个简单的排列：一是攻击毛主席，罪证是报纸上刊发一首民歌，其中有：“金河涉不过，走到河边转回来；高山翻不过，走到山脚转回来”的字句，被定罪为：明目张胆地在党报上公开诬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行不通；二是篡改林副统帅的指示，已经在报纸付印的审样上查出，我用红笔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中的“顶峰”，改为“高峰”，白纸黑字，罪证确凿；三是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江青，封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妄想抵制文化大革命，罪证是：蓄意扣发“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全军文艺座谈会”的长篇报道。以后因形势所迫不得不发时，又挖空心思不发在一版，只作为一般电稿发在四版等等。
其次，诬蔑我利用职权，把持报纸版面，通过自己采写和编写，在报纸上发了几十篇大毒草，支支毒箭，箭箭射向党和毛主席。尤其罪不可恕的是，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恶目的，深感自写、自编之“不足”，还别有用心地转载和改写“三家村”的《燕山夜话》，连续编发了《调查研究的故事》（此书是响应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号召编辑出版的）十多篇文章。不仅把党报变成了“三家村”的分店，当上了“小掌柜”，而且早已堕落成“封资修”的孝子贤孙了。
天呀！只要在上述累累“罪行”中随便拣出一两条，我就是死三五次也不为过，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我真冤啦，我不甘心。我才进入“而立”之年，刚刚满了三十三岁呀。难道真的应了我们川北老乡在扔破草鞋，或者打碎了坛坛罐罐时的那句口头禅：“去他妈的三十三”吗！
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那时刚解放，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干什么不行？偏偏选择了做文字工作，干上新闻这一行呵。那种一支笔，一台相机，在凉山采访还要加一把手枪的记者生涯，都是过眼烟云。现在才知道，那是在笔尖上舐血过日子哟。
急剧的变化，巨大的反差，使我头晕目眩，手脚冰凉，心如死灰。
人若遇到大悲大喜的事情，总容易进入遐想，甚至想入非非。特别是遭到冤屈、走投无路时，更会从最坏处去推测和猜想。我把自己的问题东想西想，横比竖比以后，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结局：大祸临头躲不过，只有一个“死”字了结。
一旦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想经过一番分析、比较和梳理以后，反而使我平静下来。既然无路可走，那就随时准备“光荣”吧！为此，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从一个青年工人那里买来像护身符那样的一个烫过金的“忠”字，贴身挂在胸前，睡觉也不摘下来；第二件，是用毛笔写了几张毛主席语录，分别放在家里和劳动用的工具箱里。目的是，万一“熬”不过来，“光荣”了，它可以证明我的心是紧贴着毛主席的；我是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的。并借此告诉世人，我冤枉啦！我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