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点访问甘洛县茨普沟的印象
炎黄子孙，有一个传统习惯，见了面总要问一声“贵姓？”一些墨客骚人更会咬文嚼字，文绉绉的，请教了“尊姓大名”，还要询问“字”与“号”。于是乎，人的名字就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甚至上十个的都有。这种现象不仅在社会上流行，就是在深闺大院也不例外，如《红楼梦》的大观园里，虽然是一群足不出户的千金小姐，却因为读过书，有了文化，就感到由爹妈取的名儿不够味道，一个个结合自己的身份、性格和癖好，分别取下了一连串“字”和“号”。有些人，由于“字”与“号”特别响，久而久之，人们就忘了他的真名实姓，只以外号或绰号相称了。这种情况在历史名人和文学作品中已经司空见惯，即使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其例。
在封建社会里，人的姓氏尤为瞩目。随着历朝历代的大姓、豪门和望族的出现，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世风如此，老百姓固然要卷进去。即便是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的皇帝老倌也不能超脱。他们不但要追认一个同姓的神灵或“大人物”做祖先，自称是某某某的多少代子孙，还挖空心思用编书的方法，来抬高自己的姓氏和门第。脍炙人口的《百家姓》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宋代的《百家姓》，因为皇帝姓赵，赵就成了“国姓”，所以开头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列为当然的第一。尽管这本书已经成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家喻户晓了，但到了明代，因为皇帝易姓换人，为了给朱王朝歌功颂德，又另编一本《皇明千家姓》，开篇是“朱奉天运，富有万方”，朱字打头，成了“国姓”，又是当然的第一了。可见，问姓氏、重名号，在中国的过去成了一种规矩和习惯，甚至被一些人奉为“传统”。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许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的浪潮，既冲刷了极“左”思潮及其影响，又荡涤着陈规陋习。如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热门话“姓社姓资”问题。遇事先了解情况，分析一下性质，辨明是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本来无可非议。问题出在由于“左”的束缚、思想禁锢和虽然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批了多年的资本主义，却并未深知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之十年动乱，祸国殃民，人人自危，至今还心有余悸。于是出现了只问姓氏，不求实质，注重标签，不辨真伪，跟随大流，怕冒风险等种种弊端。
就在这个艰难时刻，甘洛县一批敢打敢冲的闯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以他们脱贫致富、振兴凉山的无畏精神，解放思想，冲破禁忌，戴着谈“私”色变这顶骇人的帽子，开矿办厂，把酣睡千年的大山凿开了几百个窟窿，把一个“獐子的世界，野鸡的天地”——茨普沟，硬生生地开发出来，成了一条人来车往、机器轰鸣的工业沟。那里不分白天黑夜，不分民族和性别，也不讲出身和籍贯，除了打洞的、挖铅的、赶马帮的、开饭馆办旅社的，还有拣铅砂的姑娘、洗衣服的妇女、搞按摩和推拿的郎中……可说应有尽有。从衣着服饰上看，赤足布衫的多，西装革履者亦非少数。即便是山区赶马帮的，历来被人嘲讽，什么“天上的麻鹞子，地上的马脚子”。可是现在往来于茨普沟的马帮，固然也是“黑压压的一溜人，丁丁当的一路马”，但行列中也已出现了亮点和光点，平添了若干青年妇女。她们穿红戴绿，描眉涂脂，坐在马背上晃晃悠悠，穿山越岭运矿石，在叮当的马铃声中，掺进了时髦的流行歌曲，给醒来的山沟送去了一股难以名状的香气。
这次，感谢凉山州和甘洛县举办作家、企业家联谊笔会，提供了一个与新人交朋友、与新事打交道的机会，并冒着秋雨到茨普沟一游。摆谈中，我听到了他们发自肺腑的声音：办事情、干事业，只要能挣钱，大伙儿都过上好日子，我们就不管它“三八二十三”。一位读过《邓小平文选》的年轻老板说得更为形象生动：我们山里人，世世代代都是山猫子。过去，人分等级，猫也讲颜色，现在呀，人人平等，猫也不分黑白了。管他是谁，能干会挣、有贡献，就是英雄好汉。
经过短暂的采访，我感到自己的心扉遭到冲撞，并发出一丝丝颤音：百家姓、千家姓，已经不能囊括天下人的姓氏、身份和门第了，山沟里正闪烁着团团火花，出现了不少很难用好与坏、大与小、是与非等简单字眼来作结论的人和事。用个框框，框不住；用个套套，套不了。虽然身临其境，竟判断不了：是改革开放之风吹进了山沟，抑或是山沟里的一股极不寻常的气流，涌向山外，飘向远方……
（1989年《凉山文学》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