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有时是个很奇特的东西，就像守信，或者遵守某种约定，兑现承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１．玄机
钟涛是谁？
面对这样一个无厘头线索。别说我一个记者，就算经验丰富的侦探遇到这样的问题也照样一头雾水。
我泄气了。
我曾试图再次申请采访珥岱，可又一想，珥岱提到钟涛的名字时，那位看守警官竟然那么的敏感，这背后似乎有着复杂的隐秘和玄机。于是我打消了再次采访珥岱的念头。那么，接下来我该从哪儿入手调查呢？
承诺，有时是个很奇特的东西，就像守信，或者遵守某种约定，兑现承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珥岱哀求我时，我没吱声。是的，肯定是没吱声。但我记得，我点头了。
那么，点头算承诺吗？
我走进家门。青青正在厨房的灶台上炒菜，见我没和她打招呼，径直走向客厅，赶紧把菜炒毕，端到桌上来。
“你好像心事重重的，怎么了，在单位受气了？”青青看我的脸色，而后又自作主张地宽慰我，“在单位呀，你千万别较真，你这人就是犟脾气，就是太认真，太认真了肯定会得罪人。这年头，还是圆滑世故一些吃得开。”
我摇了摇头说：“和单位没关系，也没生气。”
“瞅瞅，你都一脑门的官司了。”青青有时也特没心没肺，或许是她认为夫妻之间犯不着说话动心眼，走脑子。
我很认真地辩驳道：“你误会了，真不是生气。”
为了向青青解释清楚，我把下午采访珥岱的事儿，捡重点的对青青叙述了一遍。她听完后，眼睛瞪得大大的，惊奇得不得了。随后我又向青青讨教：“你说我冲珥岱点了一下头，算不算答应了帮他找钟涛。”
青青想都没想便说：“那当然是了。”
我又问：“这算承诺吗？”
青青皱着眉头，想了一下反问我：“你打算帮他吗？”
“你说呢？”
“我觉着，只要不是原则性、犯忌犯法的问题，能帮就帮一帮吧。你想，他一个死囚犯，那样求你，也是迫不得已了。”
青青这话像给我打气、鼓劲。我决定帮珥岱找钟涛。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想到的唯一办法还是求助公安局。找人的事儿，最快捷、最有效的去处还是公安局。
第二天上午，经过大院门口保安的细致盘查，我走进了北江市公安局。这是一幢新建的十五层高楼。内部装修和一般的机关大楼差不多。公安局原来的办公楼在一条商业街上，据说一个开发商看中了原先那个地片的商业潜力，说服市政府，通过市政府的干预，把市公安局搬迁到了现在的地方。这里还没有完全开发，四周是些等待开发的麦田，严格地说，也不是麦田了，是荒地，麦田是两年前的事儿了。这些麦田，据说也被房地产商买了，房子没建起来，农民也不种田了，就这么撂荒着。与市公安局新办公大楼毗邻的是一座教堂，有百年历史了。过去，从市区出来，一眼便可望到教堂塔尖上锈迹斑斑的十字架。现在，被掩藏在了大楼的背后。到了夜间，公安局楼顶上闪动着“１１０”字样的红色霓虹灯，颇像海岸边的灯塔。夜晚，从高速公路驶向北江市的车辆，老远就能看到这醒目的霓虹灯，便知道要进入市区了。
约好上午九点见面。我赶到史副局长办公室，庆幸他没有食言，正坐在办公室里等我。史副局长四十多岁的样子，在市局的领导班子里算是最年轻的。
史副局长边给我倒水边问：“怎么？你还准备再采访珥岱？”
我说：“不是采访的事儿，是想请您帮我查一个人。”
史副局长很爽快地应道：“好啊，有困难找警察。你说吧。”
我说：“我想查一个叫钟涛的人。”
史副局长突然一愣，追问道：“谁？”
我加重了语气，又重复了一遍：“钟涛。”
史副局长松开饮水机的手柄，用很职业的目光审视着我，追问道：“钟涛的事儿你了解多少？”
我说：“我只知道钟涛这个名字，其他的什么都不清楚，所以才来请您帮忙。”
史副局长沉吟了一下，又问道：“这是报社给你安排的采访任务？”
我摇摇手说：“不是采访，是朋友托我帮忙。”
史副局长皱了下眉头，警觉地问我：“什么朋友？能说说吗？”
我是想说珥岱来着，话到嘴边，又犹豫了，觉得还是别提珥岱，一个杀人犯嘴里说出的，人家史副局长能信吗？便改口说：“是我老婆柳青青的一个朋友托我，我也不好拒绝。”
假话是骗不过警察局长眼睛的，史副局长显然不信：“对不起，这个忙我还真的帮不了你。如果是采访的事儿，我还可以请示局长，特批一下。至于你妻子朋友的事儿，我理解，这算是私事吧。我们得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有些信息不能随便泄露出去。实在对不起了，请你理解。”
我的脸一下红了。或许是太自信了，本以为去了公安局就能把查找钟涛的事儿搞定，结果事与愿违，史副局长一点没客气地拒绝了我。
从史副局长办公室出来，站在市局办公大楼的台阶上，我一脸沮丧，不知所措。
钟涛是谁怎么才能知道？一句受人之托的话是否需要兑现？
返回市区的路上，我把有关钟涛的少之又少的细节，在脑子里捋了一遍。先是珥岱，看珥岱的表情，我想到了那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至理名言，我隐约地感到，与其说珥岱在托付我帮那个叫钟涛的人，倒不如说他在拯救自己，不是拯救生命，而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灵魂。这或许就是上帝所谓的救赎。那么接下来，就是看守所的那位管教，再就是史副局长。从这两人的脸上，我突然明白了一点儿。我想，也许钟涛和公安局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史副局长的缄默又让我无从知道钟涛和公安局和那些警察到底有什么关系。
答案在哪里？
钟涛在哪里？
这些疑问像魔兽一样地困扰着我。赶回报社，把珥岱杀人案的稿子写好交上去，报社专门留出了版面，要第二天见报。报纸登了一个整版，大篇幅地报道了“６·２０”杀人案从破案到审讯，以及从画家走向犯罪的心路历程，编辑室还从市公安局要了四张照片，给这篇稿子增色了不少。
２．约见
稿子见报后的第四天，我在报社接到了一位陌生女人的电话，说要约我见一面，地点在凤凰台茶室。那女人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几乎听不出她的口音。
我敏感地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她说：“见面再细说吧。”
我推脱道：“我也和您不熟，还是来报社谈吧。”
她犹豫了一阵，带着恳求的语气说：“还是出来谈谈吧。我昨天到报社找过你，你不在，我觉得你们那些小格子说话不方便。你要是觉得凤凰台不方便，那你来定地方怎么样？”
我又找了个推脱的理由：“你最好把要谈的事儿简单地说一说，我才能决定见不见你。”
那边，没有了声音，像在犹豫。沉静了片刻，她说：“就是你采访的珥岱案子的事儿。”
出于自我保护，我马上拒绝道：“珥岱的案子已经见报了，那报上已经写得很详细了，我知道的也就那些内容，而且我也不打算再做后续报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见面的必要了。对不起，我挂了。”
她急切地说：“你别挂，你听我说完，我不是谈珥岱，是钟涛。”
“钟涛？”我差点失态。
“对，钟涛。你知道钟涛吗？”她的声调也变了。
这个人是谁？从哪知道记者杨凡联系方式的？杨凡是否会去见这个陌生的女人？钟涛到底是谁呢？
“好，我答应和你见面。什么时间，你来定吧。”我没有正面回答我所知道的关于钟涛的情况。
她和我约定下午三时在凤凰台见面，我们又互留了手机号码。
快到凤凰台时，赶上堵车，整个街道宛如一个狭长的停车场，公交车像蜗牛一样缓慢地向前蠕动。我在公交车上焦急地看表，这会儿已经晚了十多分钟了。我是一个很守时的人，尤其是女人的约请。尽管她是一个未曾谋面甚至有几分神秘的女人。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看了眼来电显示，果然是她。我刚按下接听键，她便焦急地问我：“到哪儿了？”
我说：“在路上堵着，不过，快到了。”
她忙又说：“不急。”
不急！鬼才信呢？不急怎么会打电话催呀，分明是着急了。但我并不反感，倒觉得她很善解人意。
总算到了凤凰台。我进去，人很少，冷冷清清的。我一眼瞥见几排桌子后面的角落里坐着位中年女人，她正侧着脸向门口张望。见我进来，她没有向我示意，只是静静地揣测打量着。我径直过去，自我介绍：“我是杨凡，是你约的我吗？”
她矜持地点点头，抬起手示意了一下说：“请坐吧。”
茶室的光线并不十分明亮，她选择的又是一个僻静的小角落，那光线就更显得暗淡。茶室没有那种用灯光刻意营造的朦胧的气氛。这儿全是窗子映射进来的自然光，斑驳地照射在桌子上。
她是那种走在人群里极普通的女人。看得出身材还不错，鼻梁上有一副金丝边的眼镜，颇有几分知识女性的气质。但是她过于的矜持又让我也很拘谨。她边往我的杯子里倒茶水边说：“我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茶，我点了一壶铁观音。你要不喜欢，我再换，我觉得铁观音适合你们记者。”
我顺着她的话题闲扯：“你对茶很有研究？”
她笑了笑，还是那副矜持的神态：“谈不上有研究，我是为了钟涛才了解了一点有关茶道的知识，很肤浅。”
用一个“茶”字很恰当地进入主题，而且含蓄地透漏出她和钟涛的关系。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极聪颖的女人。
我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她。看我盯着她，她端起茶杯，呷了一小口，以此来掩饰尴尬。因为看上去，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很有可能被人理解为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可能更像情人幽会。
尽管我猜到了她和钟涛的关系，但为了进一步确认，还是追问道：“你和钟涛是什么关系？”
她很平静地说：“钟涛是我丈夫。”
果然猜中了。其实不是我有多么聪明，像算命先生似的能先知先觉一下子就猜中，是她已经给了我这样的暗示。
我又问：“那怎么称呼你呢？”
她说：“我姓宋，叫宋梅，梅花的梅，在一家科研所工作，同事们都叫我宋老师。你叫宋老师也行，或者直接叫我宋梅也行。”
我说：“那我还是称呼您宋老师吧。”
宋梅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那就说说钟涛吧。”我觉得该提这个问题了。
“珥岱向你提过钟涛吗？哦，不，或者说，他在案子里讲过有关钟涛的事儿吗？”宋梅马上抛出了她最关心的问题。
我有些讨厌这样的交流，至少缺乏诚意。因为，宋梅一讲到实质性的问题，总是带着试探的意味。既然你不信任我，干吗还要约我出来呢！所以我也没有直接答复她，含糊地敷衍道：“这重要吗？”
宋梅的眼神像淘金人猛然发现了闪闪亮亮的东西：“这么说，他是提到过了。”
我更加惊叹于这个女人的细腻和敏锐。她对我说她在一家科研所工作，依我看，这哪像整天钻在书堆里搞研究的，她不做记者真是浪费了。
没办法，我点了点头，承认了珥岱确实提到过钟涛。见我点头，宋梅突然伸过手来，一下子抓着了我的手说：“你快说，你快说，他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说那案子不是钟涛干的，钟涛是冤枉的。”随后，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脸突然红了，急忙把手缩了回去，目光也游离到了别处。那样子，竟像羞涩的少女。
我只好打破尴尬：“珥岱只告诉我，让我帮一帮钟涛，别的什么也没说。”
“哦。”她失望了。
我忙又解释：“珥岱是想说什么来着，可是没机会，他刚开口就被警察带回监室了。”
宋梅先是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随后又自语道：“哦，我明白了。”
我问：“钟涛现在在哪儿？”
宋梅轻轻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不知道。”
我又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答应过珥岱一定帮钟涛。”
宋梅犹豫了片刻，缓缓地说：“钟涛卷进了一桩杀人案。我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他一定是被冤枉的。”
我好像听明白了一点，试探地问道：“这么说，钟涛是逃亡了？”
宋梅很重地又叹了口气：“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自作聪明地提醒道：“那你们怎么不求助警察呢？既然是冤枉的，就该去公安局，就该找警察澄清事实，怎么能选择逃亡呢？”
宋梅苦笑了一下说：“钟涛就是警察。”
我一听，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