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善于读史的人往往是从“字缝”里读出道理来的，哪一面才是真实的梁鸿，其实并不难看出来，只有那种“从女娃的两腿之间走出”的“道貌岸然的小丈夫”才看不明白。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自古以来就是“好德”难于“好色”的。“好色”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好德”则是需要经过长期而艰苦地修炼的。“好色”既是天生使然，只要“好”而不“乱”，本无可厚非，甚至还会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但“好德”却自有危险在，那是由于因“好德”而成圣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因“好德”变得僵硬乃至虚伪的人却并不少见，尤其是借“好德”之名而逞私欲之实的人，就更加讨厌甚而可怕了。
然而，编谎者还要继续编下去。据说梁鸿与孟光双双隐居之后，孟光每次把饭送给丈夫，总是把盛饭碗的案子端得与自己的眉头一样高，以表示对丈夫的尊重，二人终生相敬如宾客。这的确成了历史上的“美谈”，我们也并不怀疑古人喜欢讲究“礼仪”的真实性，但问题是如果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到了这个份上，那日子应该怎么过？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上床是夫子，下床是君子”。尽管这“夫子”二字还嫌面孔太板，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嗅出一些人间的“生活气息”。中国的妇女再保守、再讲究道德，也还是希望自己的丈夫上床是夫子的，如果什么时候都相敬如宾，白天黑夜地做“君子”，那恐怕这个家庭就不太好维持了。至于梁鸿之类的人是否觉得这样自然有趣，在男权制的社会，好像不必为他考虑。
每当想起梁鸿和孟光的故事，总是觉得那些编谎者似乎虔诚有余而伎俩不足。然而，这样的谎言满篇皆是。史载东汉有个叫乐羊子的人，平庸无大志，其妻却志存高远，总想借机劝勉丈夫，让他干一番事业。有一次，乐羊子外出，在路上捡到一个金饼，高兴地拿回来给妻子看。妻子说：“我听说有志之人羞饮盗泉之水，廉洁之士不食嗟来之食，更何况这种拾来的东西呢？”乐羊子听后，自然也是非常惭愧，一时激起了男子汉的志气，便跑到野外，将金饼抛掉，回家向妻子表示，要远出寻师求学。妻子听后喜形于色，以为丈夫觉悟了，便帮他整理行装，鼓励他早日学成归来。然而，乐羊子外出学习，刚过一年，就回来了。妻子以为他学成归来了，十分高兴，就问他：“你为什么中途而返？”乐羊子说：“我只是离家久了，想回来看看你。”妻子听了大失所望，她怕丈夫故态重萌，为了坚定其信心，便持刀走到织机旁，将织物割断，然后对乐羊子说：“这个织物是从蚕茧抽丝开始，一丝一丝地积累成寸，然后又寸寸积累成匹。如今我把它割断，已经前功尽弃。夫君求学也是如此，如果中途而废，与我割断织物有什么两样呢？”据说乐羊子深受震动，立即离家求学，七年都没有回来。
讲到这里，连史书的作者都被自己的叙述感动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赞扬乐羊子妻相夫有方，可谓贤内助。
然而，他在自觉不自觉中却扼杀了人的生命。中国有一首古诗这样写道：“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楼头。忽见陌边柳色动，悔叫夫婿觅封侯。”这也许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觉醒”。这首诗歌中的少妇就不愿意过那种所谓的富贵生活，而宁愿夫妻厮守，朝暮相伴；宁愿贫穷一些，也不愿虚度了生命中的大好时光。乐羊子妻尽管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但她是不悔夫婿觅封侯的，她从中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成为后代效法的楷模。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她内心的酸楚呢？就像人人都面对着贞节牌坊肃然起敬，但又有哪个女子真正心甘情愿地效法呢？
（参见《后汉书》等）
6.“礼”是什么
这个话问得好像是十分愚蠢的，但其实没有多少人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所理解和使用的礼仪和礼节，其实是从汉朝开始才得以定型并延续变化而来。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当时著名的大学者叔孙通跑去投降了汉王刘邦，得到刘邦的重视，跟随他的学生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一个也没举荐，却专门把过去认识的一群盗贼和精壮的汉子推荐给汉王。
这样一来，学生弟子就对他有意见了。他们都说：“跟随先生好几年，幸而得以跟随您投降了汉军，现在您不推荐我们这些人，专门举荐那些奸猾的人，这是为什么？”叔孙通对他们说：“汉王正在顶着箭镞和滚石争夺天下，你们这些读书人能去打仗吗？所以首先去推荐那些能斩杀敌方将领脑袋和拔去敌方旗子的人。学生们姑且等待着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刘邦让叔孙通当了博士，封号为稷嗣君。
刘邦兼并天下以后，诸侯们一同在定陶把刘邦推尊为皇帝，是为汉高祖。叔孙通完成了汉朝的仪式和号令，但他没有立即实行。汉高祖把秦朝的仪式和法令全部去掉，变得简便易行。大臣们喝着酒争论功劳，有的喝醉后胡喊乱叫，拔出剑来往柱子上砍，皇上很讨厌这种情况。
叔孙通知道皇上越来越讨厌这种事，劝说道：“读书人不能领兵打仗取得天下，但可以守住已成就的天下。如果没有礼仪，您将来怎样治理天下呢？我愿意征召鲁地的那些读书人，与我的弟子们一起搞出朝中的仪式。”
汉高祖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问：“做到它很困难吗？”叔孙通说：“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制不同。礼制这个东西，是根据时代和世上人情而制定的，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夏朝、殷朝、周朝的礼制内容有所增加和删减也就可以理解了，这就是不相重复。我愿意采用古代的礼制和秦朝的仪式掺杂起来而制成新的礼仪。”
皇上说：“你可以试一试，让新的礼制容易掌握，揣摸着我能够施行并做到它。”于是叔孙通被派去征召三十多个鲁地的读书人。鲁地有两个读书人不肯来，说：“你给十个主子干事了，都是当面阿谀奉承而得以亲近尊贵起来。现今天下刚刚平定，死的人还没有埋葬呢，受伤的人也没有养好伤起床，又想要兴起礼制音乐。礼制音乐的生成，是需要百年积累德政而后才能兴起的。我们不忍心去干您所干的事，您所干的不符合古代的做法。您走吧，别弄脏了我们！”
叔孙通笑着说：“你真是个鄙陋的儒生，不知道时代已经变化了。”于是便和征召来的三十个人往西边进了函谷关，与皇上左右近臣和素有学问的人，以及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用茅草做人竖立在地上，作尊卑的区分。练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上可以去看看。”
皇上让他们施行演练，看后便说：“我能做到这套礼仪。”于是颁令命大臣们学习，这时恰巧是十月朝会之时。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诸侯和大臣们进行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
叔孙通制定的新的礼仪是：在天没亮之前，朝拜的人施礼，被人引导依次进入殿门，宫廷中排列着车马骑兵和守卫的士兵军官，设置兵器，插上旗帜，传声说：“快走。”皇上听政的大殿下郎中们依夹阶而站，每阶都有几百个人。有功之臣、诸侯、将军和军官按官阶大小依次站在西边，面向东；文官丞相以下的官员站在东面，面向西。接待宾客的官使大行安排九卿的位置，上下传话顺序。接着皇帝坐着专用小车从房里出来，众官员们传声唱警，带领诸侯王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依次顺序向皇帝祝贺。从诸侯王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感到震惊、恐慌和肃然起敬的。到礼仪完成后，摆上礼仪用的酒品，那些在大殿上朝拜的官员们都趴下身子低着头，以位置尊卑为序一个一个起来向皇上祝寿。礼仪酒喝过九杯，掌管宾客的谒者说：“停止喝酒。”御史前去执行法令，凡不按仪式规定做的就给带走治罪。整个朝会过程都摆设有酒，没有敢喧哗失礼的人。
汉高祖在亲身体验了这套仪式以后，说了这样一句千古有名也是充分暴露他的流氓本色的话：“吾今知天子之贵矣！”
于是，他让叔孙通当了奉常，赏赐给他五百斤金子。叔孙通趁机推荐说：“我的那些弟子儒生跟随我很长时间了，和我一同做的这套礼仪，希望陛下赏他们做官。”汉高祖让他们都做了郎中。叔孙通出宫后，把五百斤金子全赏给了他的弟子。那些书生们于是便高兴地说：“叔孙通先生是个圣人，懂得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
叔孙通果真是一位通权达变的“圣人”了。
那么，礼仪是什么呢？刘邦以为礼仪这东西不合时宜，鲁地的儒生也认为礼仪要几百年才能建立起来，他们才是真正懂得礼仪的人。礼仪是古人用来教化人的一种文化仪式，是要人懂得怎样做人，怎样才能与别的动物区别开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要有人的精神价值，不能与其他动物混为一体。所以，刘邦认为礼仪不合时宜，而鲁地的儒生认为礼仪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建立起来的。的确，如果按照礼仪的本意来理解，他们是对的。
但为什么叔孙通反而成功了呢？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他把礼仪当做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秩序工具，去掉了它内在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内核，使之成为像军队纪律一样的东西，只是表面上似乎不加强制而已。所以，礼仪在叔孙通的手里变得既合时宜，又能够迅速实现。叔孙通果然很“通”，只是从文化意义上讲，他是个千古罪人！
（参见《史记》、《汉书》等）
7.历史的预言家
在传统的一家一姓的王朝中，帝王们都希望能够“传之万世而为君”，但事实上往往是下了龙种，生了跳蚤，这不仅是由天下为私的封建制度决定的，更与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选择继承人的方式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深入地掌握这些问题，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历史的预言家。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西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题目为《吴问》的竹简，这些竹简简略而又清楚地记载了孙武与吴王的答问。吴王问的是在晋国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先灭亡，其次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来统一晋国。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与孙武所言若合符契，丝毫不爽。难道他真的身怀异术，能预知祸福休咎？
其实，孙武的预言是完全建立在对现实状况分析的基础上的，他对吴王说：“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平方步作为一亩，这样他们的亩制就相对较小，收入就相对增加，养的家臣、武士也就多。如此一来，他们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因此背离，定会最早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好一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灭亡；再次，韩、魏的情况和智氏基本相同，也会相继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了许多租税，办事从俭，养的武士较少，民心也归属于它，虽然历经困难，但最后必定能统一晋国。”
在中国历史上，人心的向背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政权的存亡，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除了其他的一些人为因素外，战争的胜利主要决定于军队的思想状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当时各诸侯国的土地一般都比较狭小，国君和臣民的关系也比较直接。国君制订的政策、法令及国君的个人行为都迅速而又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因此，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国君的概念也就十分清楚。对于残暴的国君，人们往往编出歌谣来诅咒他们，战争时要么退缩不前，要么干脆逃跑，甚至临阵倒戈；而对于爱惜民众的国君，他们则倾力相助，因为保护国君就等于保护自己较好的生活。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得最响的是“仁政”的口号，谁得到了人心，谁就能稳定国家，谁就能在战乱频仍的多事之秋取得发展。
赵国灭掉其他国家而统一晋国，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国每走一步，都是本着“爱民”的方针，往“仁政”的理想发展，因此，赵国走向强大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出现，即所谓的“政在豪门”，晋国国君根本左右不了臣下。栾书杀掉了晋厉公，晋悼公即位后却不敢奈何，仍让他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这些极有势力的卿族中，数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最为突出。不久，因为范氏、中行氏行不仁之政，弄得朝野怨谤，他们被赶出了国都，于是剩下了后面的四家，这四家开始火并，旧史一般把这一时期当做战国的开始。
在这四家当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人民。这四家同为晋卿，各自的性格特点却大不相同，这就埋下了日后兴败的种子。在晋阳之役中，智氏彻底灭亡了。
当初，智宣子准备让他的儿子瑶做继承人。智果说：“他不如宵。瑶比别人强的地方有五点，比不上别人的地方有一点。瑶美而长，是他强的地方；射箭、驾车有很大的力气，是他强的地方；技艺很完备，是他强的地方；巧于文辞，辩论机智，是他强的地方；刚强坚毅，敢作敢为，是他强的地方。他比别人强的地方如此多，但却极不仁慈。凭借他在五个方面的才能而凌驾于别人之上，却用不仁慈的行为来行使政权，难道有人能像对君主那样地好好待他吗？你果真立瑶做继承人的话，智氏宗族必定灭亡。”智宣子不听。
智果就到太史召那里与智氏家族分开，为另一家族，成为“辅氏”（这样做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将来就不会招致灾难）。
赵简子的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简子也要确立继位人，不知道应该立谁为好，便在竹简上写了些教训和勉励的话，把它交给两个儿子说：“认认真真地记住它！”
过了三年，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关于竹简的事，伯鲁说不出竹简上面的话；又问及竹简，伯鲁已经把它丢失了。赵简子问无恤，无恤能背诵竹简上面的话，显得十分熟练；又让他拿出竹简，他便从袖子中拿出来呈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德，便立他作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问道：“把它当做茧抽丝呢，还是当做城堡的屏障？”赵简子回答说：“要做屏障啊！”于是，尹绎减少了晋阳城的户数（这样一来就可以少交赋税，有利于城中的百姓）。赵简子对无恤说：“晋国如果遇到灾难，你不要以为尹铎的人少，不要认为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把它当做你的归宿。”
等到智宣子死了，智伯在掌管晋国的政权，智伯同韩康子、魏桓子饮宴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段规。智国听说了，说：“人主不做好应付意外变故的准备，灾难必定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