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咸丰五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湘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不得不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拢人心而已。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的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得安庆。1860年（咸丰十年）8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遂派三路军马发起进攻：李鸿章率自己的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太平军由于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1864年（同治三年）6月3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扫入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的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接着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但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头衔，给了他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862年（咸丰十二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被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曾国藩急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在取得了大权，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太平军的很多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也不能交出所掳财物，因此他在进京之后，急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他的恭谨态度，更加深了清廷对他的信任，于是又加恩赏以太子太保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还曾打过捻军。捻军首先在淮北一带零星起事，后逐渐汇成大流，又得太平军相助，遂成大势。清廷本想派蒙古贵族僧格林沁镇压，以显示并非只有曾国藩一类的汉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无奈又得派曾国藩出马。曾国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样紧追捻军，而是坚壁清野，实行围堵的政策，后来还是被捻军冲破，终于无功。后经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出马，才算压住了捻军。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术，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主张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提高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曾国藩还亲自实行他的理论，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时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工夫。
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推崇，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吧，才官运亨通。
曾国藩在晚年时，即便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的生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的，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许多告诫子弟的话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自己在去世百余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程、朱熹可以被当做圣人来供奉，可望而不可即，无人去同他们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低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供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被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被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个可供效尤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经历了现代历史的风风雨雨和当代历史的轰轰烈烈，人们也许疲惫了，并没有找到当初为自己设计的人格理想，并且已经感到了理智的枯竭与情感的焦虑，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在被他们所抛弃的东西中再寻找精神支柱。
当他们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
然而，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
（参见《清史稿》、《曾国藩传》等）
4.政治家与艺术家
政治家与艺术家是否可以统一？政治和艺术是否相容？艺术家能否当好政治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根本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中国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禀赋素质来讲，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他们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因此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禀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一个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竟至把陈后主的歌曲当做了亡国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显示出他极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艺术家的气质”，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在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均是。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他们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政治只会越来越腐败，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一个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只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的表达。如果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常人如此，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让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坐在朝堂上，一板一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来处理的事，那是只能做坏，不会做好的，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由此产生了。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第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地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打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吟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只有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诗词不仅使国家灭亡，据说连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唯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的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倾听教坊乐手演奏的《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彩女寻欢作乐了。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是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的。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见《宋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新唐书》等）
5.上床是夫子，下床是君子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般是用来形容夫妻间的互敬与和谐的。这其中有个典故，出自东汉时期的梁鸿和孟光夫妻两人。
梁鸿是当时著名的隐士，情志十分高洁。有一次，他经过长安附近，作了一首《五噫歌》，诗歌虽然只有五句话，但隐含了对皇帝奢华生活的不满和自己不合作的精神，据说还引起了皇帝的愤怒。然而，梁鸿所以“青史留名”，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
据史书记载，梁鸿幼时曾在太学学习。他家贫而有志节，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学成之后，以养猪为生，但贫而不失其志。一次，他家中失火，殃及邻舍，他便用自己的全部家当来赔偿，邻人还嫌不够，梁鸿说：“我别无他物，要不然我给你干活抵债。”邻人竟然答应了，梁鸿便日夜为其劳作。众人知道后，纷纷责备梁鸿的邻人，称赞梁鸿的长厚风度。从此，梁鸿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慕梁鸿之名，欲将女儿嫁他，梁鸿都拒绝了。
孟光据说长得很丑，但品德出众，她听说了梁鸿的名声，表示一定要嫁个像梁鸿那样的人。孟光临出嫁前，请求父母给她准备粗布衣、麻鞋、织布的工具等物，但是出嫁时，她却穿着华丽的嫁衣，打扮得非常讲究。梁鸿以为妻子是讲究奢华的人，后悔自己看错了人，一连七天都不理她。孟光见状，便跪在梁鸿床前问缘故，梁鸿说：“我理想中的妻子，应该是身穿粗布，能与我同去深山过隐居生活的人。而你却身穿绸缎，扑粉描眉，太使我失望了。”孟光听了，欣喜地说：“我这样是在试探夫君的志向啊！”说完便去掉首饰，绾起头发，穿上粗布衣裳，与梁鸿同过起隐居生活。
鲁迅说二十四史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但在这些家谱式的说教中还是不能不露出马脚，人的本性是难以完全遮盖的。据说梁鸿当时并没有看清孟光的模样，过了几天在厨房里相见，梁鸿见孟光长得十分丑陋，吓得调头就跑。结果孟光把他喊回来，居高临下地把梁鸿训斥了一顿，说是女子应该以德事人，不应以色事人云云，而梁鸿却如此看重美色，孟光认为梁鸿不是自己理想中的那种道德君子，而是个徒有虚名的俗物。结果自然是梁鸿十分羞愧，从此对孟光尊重有加，再也不敢嫌弃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