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华古文源远流长，骈文（以及辞赋）和散文共同构成了古文艺苑的两大奇葩。佳制名篇更是笔力洗炼，酣畅淋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真是表里澄澈，形神俱化，感心动耳，荡气回肠，令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为飨现代读者，出版社推出各种古文鉴赏读物经典数百，唯因汪洋恣睢，令一般读者望洋兴叹。考虑到先秦至明清各时期的古文名篇浩如烟海，今专选六朝文26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所谓“六朝”，因唐人许嵩在《建康实录》中记载了历史上在建康建都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而得名。又近代孙德谦《六朝丽指》认为指宋、齐、梁、陈、北朝、隋。本书泛指魏晋南北朝，因北宋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以具有继承关系的魏、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作为正统编年纪事，后人将此六个朝代并称六朝。后来人们研究古代文学史，常利用政治上的王朝更迭，用“六朝”这一称呼兼括三国及北朝。由于代表曹魏时代的重要作家大多在曹丕建立魏国（220）之前去世，因此在文学史上，六朝文学通常总要习惯性地上溯到东汉末年献帝建安时期（196）开始，到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589）结束。隋代因为时间短促，又是六朝文学的自然延伸和总结，有时也被附于六朝中，一些文集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六朝文絜》也收隋文。这个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处于重大变革的阶段，社会长期分裂，政治风浪险恶，“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这时期文坛上则呈现出崭新特异的面貌，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谓“丽文”，这里指华美之古文。“丽”指情调的清丽哀婉和辞藻的华美斐然、风姿绰约，不取骈俪之意，与《文心雕龙》的用法有别。“古文”作为“文言文”，主要是指在1914年以前的文言文的统称。狭义上是指秦汉使用的散体文，后泛指以文言所写的散体文章；广义则指古代以文言所写的文章，包括骈文、以骈体写成的辞赋。所谓“赏析”，也即鉴赏、赏奇析疑之意，要求文中有评点、导读之类的分析。在古代，其目的、用途自然是为当时读书人应科举来服务的；而今天我们鉴赏古文似应以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挖掘其思想内涵，提高文学情操为主要目的。“至于带有评论鉴赏性质的选本，就我所知，当以南宋吕祖谦选的《古文关键》为传世最早的普及读物。因编选者所加评论带有简单导读性质，故以‘关键’为书名。……评点诗文之风虽始于宋，却盛于明。茅坤之评唐宋八家，归有光之评《史记》，皆为后世所称。到明末清初，乃盛极一时。金圣叹的《才子古文》实启其端，与其相后者有吴乘权（楚材）、吴大职（调侯）的《古文观止》、林云铭（西仲）的《古文析义》，以及稍后的过珙（商侯）的《古文评注》、浦起龙（二田）的《古文眉诠》等，所选篇目虽有出入，然实大同小异。除正文外，各书不仅有注释，更主要的是有赏析性的评语，这就是今天大量鉴赏辞典的不祧之祖。……‘五四’以后，评点派已不为人注意，文学鉴赏几乎无人问津。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辟了一个‘阅读和欣赏’的专栏，专就一首诗或一篇文章进行分析欣赏，后来还把广播稿附原文分册出版，刚出了四本，十年浩劫即已来临。到70年代末，上海辞书出版社借鉴了域外经验，开始编《唐诗鉴赏辞典》，而山西的《名作欣赏》杂志亦公开面世，于是鉴赏历代诗文的风气一时形成时髦的新潮，且一发而不可收。到80年代末，各种文学作品以‘鉴赏辞典’为名的出版物竟如雨后春笋，以致泛滥成灾，互相蹈袭，粗制滥造。”（崔承运、刘衍主编《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吴小如序言）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有些作品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因编者选文的标准、用意不同，加上选文较少，本书自不能与博大精深的古文鉴赏辞典一类的工具书相比，也不能代替具有示范作用的古文选本，这点还望读者注意。
本书的主要特点、选录原则是：
1、时间跨度短，选文数量精少，把六朝古文精品尽入吾彀。现代六朝文选本在选文时间上多为汉魏六朝，六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对独立的，有“中古文学”之称。不知为什么非加上汉朝？虽然现代研究文学多不受王朝断代的限制，截然把两汉与六朝分开也并不容易，尤其六朝人的许多风气、文体多源于东汉，但两者总归断代又不断代，与文学史又不对应，编者觉得还是不妥。六朝时期的文学总集《文选》收录先秦至梁代作品754篇（首），不但有文而且有诗，实际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文体。隋代《北堂书钞》、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宋《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类书所节录或收诗文更是数目繁多，尤其《文苑英华》上起萧梁，下迄唐五代，选录作家近2200人，文章近20000篇，可谓卷帙浩繁。此外，明王志坚《四六法海》选魏晋至元代骈文702篇；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录作家103家，有赋、文、诗，数量庞大；清林云铭《古文析义》收录先秦至明末的古文560篇；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收入周代至明末的古文222篇；浦起龙《古文眉诠》收古文807篇；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古文774篇；李兆洛《骈体文钞》辑入先秦至隋的作品31体620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共收唐代以前作者3400多人，全书746卷570万字，分代编次为15集；近人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选录上古至清同光间文章近9000篇，也是鸿篇巨著。以上类书或选本收录古文都较多，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许梿《六朝文絜》选录西晋至隋代的骈文72篇，是选文质量较高、篇数较少、时间跨度较短的优秀骈文选集。
2、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着力选择那些篇幅短小、语言精美，以情动人、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达到“圆神方智”顶点的文章。长篇一般不录，像《文选》收录的左冲《三都赋》大赋及篇幅相对较长的李康《运命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潘岳《西征赋》、郭璞《江赋》等。还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此檄乃千古清君侧之作俑也。自外而内，自泛而专，自肆虐而逼主，一步一紧，局大阵坚”（《古文眉诠》卷三七），“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文心雕龙?檄移》）；潘岳《马汧督诔》“氐羌之横，守御之奇，监人之毒，烈士之愤，区区写出。都是一气呵成，腾骧磊落，其筋骨故自不同”（《评注昭明文选》卷一四引清孙执中语），“腾骧磊落，神与古会，得史公之沉郁，含相如之遒逸，骨节强于机，驱迈疾于云，其辞哀且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六章），“予读安仁《马汧督诔》，侧然思古义士，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明张溥《潘黄门集题辞》）；徐陵《在齐与仆射杨遵彦书》“驱旧典以入新杼，隐时踪于揽古躅，极衰飒事，写得奕奕，内无乏思，外无遗物”（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六章），“按陵集中压卷，使陵无他文，亦堪追踪李陵报苏武、杨恽答孙会宗，皆只以一《书》传矣。非仅陈吁，亦为诘难，折之以理，复动之以情，强抑气之愤而仍山涌，力挫词之锐而尚剑銛”（钱鍾书《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陈文卷七》）；又北周庾信名作《哀江南赋》正文概括了一代兴亡，描写人民苦难，以炽热的感情写出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纷披的文采和宏亮的音节中，显出了沉郁苍凉的骨力，在六朝辞赋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这些作品历来评价较高，但由于篇幅相对较长，因此不选录。而《哀江南赋序》则首尾兼备，和赋文相辅相成，也是六朝骈文的典范，故选录。另外，六朝之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诗文多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本书亦多选表现悲音的名文。悲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更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认。古希腊悲剧之所以震撼人的灵魂，正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类诸多的痛苦。人生世相充满了缺陷、灾祸、罪孽；从道德观点看，它是恶的；从艺术观点看，它可以是美的，悲剧是希腊人从艺术观点在缺陷、灾祸、罪孽中所看到的美的形象。本书选文不拘一格，骈散兼收，风格并融，不根据文风或文体发展选录。又由于种种原因，本书未能兼顾各体文章的特点，如诏、敕、教、策问、启、状、颂、述、论、铭、碑、诔、祝文等文体未能选录，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名作及论辩论难文偏于专门的学术、哲学思想，也不录，这都与一些选本不同。自以为所选六朝文略其芜秽，集其精英，但由于选本的特点，古今不论哪种选本，其选录标准总要决定于编选者的文学观和种种主观意图。无数选本所以千差万别，盖由于此。因此去取之间，亦不免议者纷纭。
3、对文学的研究应根植于对文学史、历史的研究。本书不单纯选文释文，试图在六朝文学史框架下，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业。为此，在后记中简要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概况，使读者从总体上较为客观地把握文学现象，了解文学作家和流派，进而把所选文章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来欣赏。对作者生平事迹、作品的写作年代参考了一些史书、地理著作、笔记小说、文学批评著作、文献类编及考订著作等。“史书中的记载，孤立地看，是不大容易看出问题的，只有核对才能发现抵牾矛盾。在做了一番查账式的核对以后，前四史由于可资参照的材料不多，所以问题不大；自《晋书》而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讹误，其中尤以《晋书》、《梁书》、《陈书》为甚。究其原因，可能是唐修《晋书》成于众手，虽有不少旧本《晋书》可供采择，但史臣做得不太认真；姚察父子修《梁书》和《陈书》，已历经侯景之乱、江陵焚书和陈朝灭亡三次****，原始档案散失自是常理，再加上有意的避讳和无意的错记，以及传抄刊刻中的常见现象，问题之多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自序）另外，尽量以所选古文之力为注，以述为作，对古汉语文字、音韵、训诂、版本、词汇、语法、修辞学等知识简要介绍。
4、本书所收古文尽量采用善本为底本，并说明采用的原因。底本选用的确当与否对古籍整理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失误，则其他工序做得再努力也难于补救。编者认为，对于底本的选择应以抉择善本为要。由于避讳、汉字简化繁化类化、形近意近抄写、假借、隶书草书演进、隶定古文、同声讹传、刻印讹误或为牟利加字、后人增补删减及汉字的多义等种种原因，“屡经传写，字多舛误，以羊为缶，以快为决，若此者众”（南宋薛季宣《****集》卷三〇论《焦氏易林》），“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文心雕龙?练字》），各个版本的古文文字往往不同，如“襃”和“褒”、“寶”与“寳”、“厎”与“底”、“髪”与“髮”、“豐”与“豊”、“苻”与“符”、“裹”与“裏”、“汩”与“汨”、“蓟”与“葪”、“矜”与“矝”、“穊”与“概”、“岐”和“歧”、“繋”与“繫”、“鄕”与“鄉”、“胄”与“冑”等。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讹变是免不了的。尤其隶变造成文字的大量讹形变异，成为后世异体书写的渊薮。又六朝时国家分裂、时局动荡，政府无暇组织力量统一汉字，即便有些字书进行汉字规范，也没能在全社会产生约束力，因而俗书连篇、异体纷出。编者认为除文字中明显确凿的手抄刻工的字形讹误外，一般不可据文意或句式臆改底本。如《文选注》卷十、《艺文类聚》卷二七和卷六三、《初学记》卷一八、《太平御览》卷三八一等“鲍照”均作“鲍昭”，并不是刻误，而是唐人避武后讳，后人改并沿袭之；又南朝宋殷芸《殷芸小说》，后多刻作《商芸小说》，是避赵匡胤父赵宏殷名讳而改；宋籍《谢朓集》避赵匡胤的高祖父僖祖赵朓讳将“谢朓”刻作“谢眺”。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记载韩愈之子韩昶校史传中“金根车”时，并轻率推测说：“岂其误欤？必‘金银车’也。”于是把文中“金根车”全部改为“金银车”。其实秦汉时确有叫“金根车”的黄金装饰的一种乘舆。《太平广记》卷七三载王常语“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死”，卷三〇三引作“水银可化”，钱鍾书以为“此则‘死’字作‘化’，语意较醒豁。然窃疑作‘死’为是，校刻者不知炼丹术语，以为‘死’形近‘化’致譌，遂臆改耳。”（详论见《管锥编?太平广记》一三一则）又可见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三（又见《丹铅总录》卷一三）《古书不可妄改》所举其他例子。校书者必须精通校勘学且网罗众本，“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书证》）“非有确证，不敢藉理校而凭臆见。”（陈垣《校勘学释例》）因此采用理校、他校、活校、对校、本校等校勘方法时必须小心谨慎。个人认为，抉择较好的善本，采用死校的校勘方法是一种对古籍负责的态度。死校能保留底本的本来面目，反映各本文字的异同，以便读者自己判断是非。像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于一身的大家晁公武、尤袤、陈振孙、黄丕烈、顾广圻及近代张元济、傅增湘、王重民等校书亦有不少讹误，何况今之某些浅学之人？杨慎更曰：“古书转刻转谬，盖病于浅者妄改耳。”（《丹铅续录》卷三“世说误字”条）片面草率地追求“择善而从”，只会丧失原文的本来面目，从而可能滋生新的淆乱，也使得版本复杂。以《文选》为例，《文选》及《选》注自身的价值、科举制度的需要、以《选》为学的社会需求决定了《文选》刊刻次数多、版本多、刊刻者层次复杂。但今天的《文选》版本众多、难以说明相互继承关系的原因，除不可避免的钞刻讹误、避讳、残脱、文风转化等外，主要就是后世学者、出版者径改原文、注文。擅补脱注、增注、删注、擅改、讹夺、各个版本之间的相互羼入、变乱原来的面貌等人为因素的加工尤其明显，以至于今天版本众多，众说纷纭，仅研究《文选》版本也是当今学者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应学习清代大家黄丕烈刻书之严谨态度。他刻书开雕之前，网罗众本参校，“集腋成裘，以期美备”；开雕之中，绝不妄改古书，“若字之可疑者仍之，而于校语中标出字缺疑之义也”（黄氏《周礼》重刻序）。二十四史校勘本，对改字的处理也是极为慎重的，这应是古籍整理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而现在一些学者仍好臆改底本，笺注尽可在前言、注释或论文中充分申述。贪多求全、择善而从是当今研究、整理古籍的通病。或许这也正是古籍影印本在今天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本书采用死校法校勘，基本保留所采用底本的原貌。在注释中尽量查阅原文，并对各本不同的校勘作出说明。编者觉得善本应以保留作品的原貌为根本标准。首先在编选时间上应较为接近所选作品的年代。一般来说，越古的版本，因为和作者生活的时间接近，错误越少；经过后代著名学者精心校勘、整理过的书籍也较可靠。其次应是像《文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一类的经较长时间集体所成的文学总集。以民国时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要籍的《四部丛刊》为例，这基本是选择善本作为底本影印的。由于主持者张元济、孙毓修都是版本目录的行家，工作又认真，底本绝大多选得好，因此很受学界重视。而一些个人编纂的大型文学总集，由于一己之力视野、精力、财力有限而不免讹误粗疏。像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可谓鸿篇巨制，但以一人之力辑校这样大的巨著，前后失照、疏漏、失考都是难以避免的。尤其该书存在大量的校勘问题，严氏所用之书多为坊间俗刻本，难免三豕渡河，鲁魚帝虎，别风淮雨，乌焉成马，严氏不可能一一校正。《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作者张溥享年四十岁，一生纂述却达三千余卷，一方面可见其用力之勤，另一方面自亦难免粗疏。以本集而论，误收、失收的情况并不少见，又不载诗文出处，自然也存在类似的许多校刊问题。再次，近代学者王国维提出了以地下出土资料参订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法”。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广泛参照古籍、书画、字帖、石刻、碑志碑铭、造像题记、出土竹简、帛书等，立足于出入文物与传世文献的互证，这也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应充分重视古钞本的作用，尤其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国内外公私藏书机构保存的其他写本古籍。这些古钞写本古籍虽多为残卷，但它们大抵钞录于六朝以迄五代宋初，它们淹埋一千多年，未经后代校刻篡乱，保存着当时写本的原貌，也较接近作品的原貌，显然，对整个文字的校勘和整理研究往往有着一字千金的作用。由于本书底本采用《文选》较多，因此在校勘中也参考了《文选集注残卷》、《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等。应注意的是，要以出土材料激活传世文献的研究，不要轻易地以出土文物否定传世文献。通过出土文献发现现存文本的问题固然可喜，能验证传世文献的可信也同样有价值。另外，传世古籍载录的字形、文字，通常只能反映刻书时代的情况，很难反映古人用字的实际面貌。在从写本到刻本转变的传抄翻刻过程中，往往以正字改俗字或以俗字改正字，这一些无不打上了抄刻者所在时代的烙印。尤其宋代版刻兴起，典籍传抄翻刻时，原有的异体字大多被改换成正字，又增补减删，已非原貌。如南朝陈顾野王《玉篇》就并没有完整传下来，目前仅残存唐写本八卷，而现在通行的《玉篇》叫《大广益会玉篇》，曾经唐孙强增字减注、北宋陈彭年等重修改动，已非顾氏原貌。又唐天宝年间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北宋初开宝年间陈鄂更改《经典释文》，而使其书面目失真，古文原本从此不传。后人所刻《文选》亦多俗字、讹字、异体字混用，实非萧统该书原貌。以目前学界最为通行、经清代校勘名家校理的“雕造精致，勘对严审”的胡刻本《文选》之《登楼赋》为例，胡刻本号为重刻宋淳熙本，但其底本与淳熙原刊本之间已经存在了一定的距离，同时承袭部分五臣本、淳熙本用字，又掺入一些后代用字，文中用“皐”（“皋”的隶书）、曽（“曾”的俗字）、“髙”（“高”的俗字）、“郷”（“鄉”的讹省）、“兾”（冀”的或体）、“”（“瓜”的俗字）、“歩”（“步”的讹字）、“遟”（“遲”的籒文）、“”（“憯”的讹俗字）等，文字即已不断地被“当代”化。因此，本书所收古文以及校勘时所据的其他古籍、总集、类书，反映的只是底本当时采用文字的面貌，并非古文作者当时原稿的本来面目。加上本书基本采用现行简化字，更离底本原貌远矣。同时，一些辑本“务得贪多，失于限断”，尤其明人刻书，不按旧式，文字辄多妄改臆改，加上传抄传刻过程中有意无意加以附益，结果失去了原有面目，所谓“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此类刊本亦未为善本也。根据上述原则，选文底本主要采用胡刻本《文选》、《四部丛刊》及一些名家笺注本。
书中对生僻、异读字等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表明声调，主要参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新版《辞海》，少数流行较广的异读、旧读酌予保留。因是古典文学，对人名、地名、碑志、著作、年号、官制、偏僻字以及在可能产生歧义时，正文、注释中酌用古体、繁体（正体）、异体字。有时也是校勘所需，如用简化字，则不易看出形近而讹这类现象，如“覽（覺）”、“顧（觀）”等。又南朝齐女作家韩蔺英，《诗品》卷下作“韩蘭英”，中华书局标点本《南齐书?列传第一?皇后传》作“韩蔺英”。显系“蘭”、“蔺”形近而讹，如用简化字“兰”则不直观。北宋初年活字版印刷术发明家毕昇与锻工冶金家毕升（今均简化作“毕升”），同时代，非一人，书刊常混淆将前者误作“毕升”。其他注释、赏析等如非必要，则一般采用简化字。对下列古字、繁体字、异体字的几种情况，除第三种情况正文在第一次使用时采用繁体字，其他采用简化字。繁体字在注释中择要说明，使读者多得到一些接触繁体字的机会，为进一步阅读古书打下一些基础。一、简化字字形字体古今变化较大的，如“懷（怀）”、“盡（尽）”、“驚（惊）”、“舊（旧）”、“蘭（兰）”、“憂（忧）”等。读者识之，方便认知。还有其他一些繁体字，读者可通过字形的比较，得到认识。二、别字俗字（今日的简化字、正体字）有所本或有文献记载的，注释中略加介绍，以便读者参看汉字的演化进程。如“辭（辞）”、“敵（敌）”、“顧（顾）”、“歸（归）”等。对体现民族文化的关键字“漢（汉）”、“華（华）”、“龍（龙）”、“義（义）”、“國（国）”，在初次注释中亦简要介绍其繁体字。实际繁简各有优缺点，汉字简化，亦古已有之。除书法家使用的简体字和敦煌出土文献中的俗字外，许多书坊为了简易速成，刻书多用简体，如“個”作“个”，“勞”作“劳”、“單”作“单”、“儀”作“仪”、“劉”作“刘”、“婁”作“娄”等。据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惟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憂’，‘言反’为‘變’，‘不用’为‘罷’，‘追来’为‘歸’，‘更生’为‘蘇’，‘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可见早在南北朝时，简体字早已盛行。北宋孙奕《履斋示儿篇》卷一七称宋代“俗书淈乱，失其本真，后学沿讹袭舛，不可胜记。”元人刻本最喜用简体字，元代简体字数量远远大于宋明刻本。就内容而言，小说戏剧图书的简体字是最多的。小说戏剧图书的读者是广大民众，字体笔画由繁到简，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使用的许多简体字在宋元时期已触目可见。三、古今异义字，尤其在古代是两个字，音义都不相同，但现在简化为一个字的。如《登楼赋》“背坟衍之廣陆兮”中的“廣（广）”，《雪赋》“憐枝葉之相违”中的“憐（怜）”、“葉”。此外，现在“冲、丑、党、淀、斗、发、丰、后、坏、几、极、间、腊、里、怜、帘、岭、面、宁、凭、仆、胜、圣、适、术、台、体、听、托、系、御、云、岩、余、郁、愿、征、只、种、筑”等字及其繁体字，在古代都是两个字或多个字，音义大部分不同。本书对正文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古今字略作介绍。针对简体字实施造成的文化断层现象，今日提倡“识繁应简”、“立正存简”。希望读者通过此，略对祖国的汉字文化遗产有所了解。一直以为繁体字代表的是真实的古文化，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对古文字的阐释。应该说，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交际工具。文字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形体简化的必要性。有些笔画繁多的繁体汉字如“邊”、“龜”、“靈”、“遷”、“夀”、“鬱”等在碑刻中往往有十几种写法，许多异体字新旧不同字形甚至讹字也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规范和简化。即便在古代，每个朝代也都有所规范。况且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演进中，汉字的符号形态在不断地变化，从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草书、楷书、行书，文字简化一直没有停止。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大部分是成功的，可现在有人说汉字的笔画还是太多，有必要进一步简化。此说简直在破坏中国文化，从某些角度来说是篡改汉文化。汉字形体简化是以牺牲字形携带的音义信息为代价的，过度简省只会加速汉字符号化的进程。简体字已经在民间使用很长时间了，但创造简体字的人，未必想要用它们来替代正体字。简化汉字的方案，也并不是为整理研究古典文学而设的。汉字在一段时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汉字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对汉字的改革要持谨慎态度，不宜找到一些所谓的简化“证据”就依靠行政、政治手段过于激进地草率简化。文化、文字是一个民族独特创造力的结晶，也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汉字，是文化之根，更是民族文化的寄托。其背后，蕴藏着汉民族千万年进化的信息。很多民族的消逝，都是从文字衰亡开始的。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生命，也是一段历史。说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并没必要老是在老祖宗留下的汉字上开刀。五四运动以来，以颠覆传统文化、启蒙民众、倡导民主和科学为己任的学说占主流地位，中国传统文化被描述为“四千年的垃圾箱”（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鲁迅也认为方块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他说，“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而要“为我们而牺牲汉字”（《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钱玄同更是喊出了“汉字不死，中国必亡。”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启蒙——救亡爱国思潮特定的产物，这些话是警示的意思，并非真正的“汉字不死，中国必亡。”或谓没有五四启蒙运动倡导者的坚持不懈的文化批判，就决不能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而现在却还有人在文字上寻找近代中国衰败的原因，此正如阿Q埋怨赵老太爷不让他姓赵才受穷一样的愚蠢和愚昧无知！
本书涉及的历史纪年，一般用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年字样一般不标。涉及的历史地名，一般用旧地名，括注今地名，省、市、县字样一般不标，并参考了部分最新行政区划资料。编者认为注释还是用今日最新地名为宜，近人吴曾祺云：“凡官制、地名，古今沿革不一；为文者皆须用今语，不可以好古自乱其例。如书札往来，偶尔借用，尚无不可；至如传状、碑志所以传信后世，便一字不可移易。若使今无此官，又无此地，而镌诸金石；恐将来见之，将不知为何代之人，岂不大谬？昔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铭，以示尹师鲁。师鲁曰：‘公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谓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现无其官，后必疑之。’文公怃然曰：‘幸以示子，不然几失之。’此妄称官名之失也。又碑志之文，只宜载其所居邑里。而近人作文称‘李’必曰‘陇西’、称‘柳’必曰‘河东’、称‘崔’必曰‘清河’、称‘王’必曰‘琅邪’；遥遥华胄，当无事实。又南北朝时，土宇分裂，故多置侨郡，如南扬南荆之属。及天下一统，此名即已不用，而唐文犹有仍之者，此妄称地名之失也。”（《涵芬楼文谈?称谓》）其说可参。如《隆中对》中“颍川”，今注或曰“东汉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禹县。”实际应今河南禹州市，禹县是个旧地名，早在1988年就已改为禹州市。《与陈伯之书》中“洛汭”，今或注“洛水汇入黄河的地方，在今河南洛阳、巩县一带。”巩县作“巩义”为是。因在1991年8月撤销巩县，设立巩义市。地名问题本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由于古今行政区划的变化及古代一些皇帝避讳或为标榜新政而随心所欲地大肆更改地名，年代久远，已很难说清，所以有些解释也是莫衷一是。
5、考虑到古文自身的特点，对词句作详尽解释，对有争议的地方以“多歧为贵，不敢苟同”的原则提出看法。同时考虑到骈体文章本以展现语言美为主要特征，译文在体现原作偶对、音韵等方面的风貌时很难传达出原作的艺术精神，就不作全文翻译了。在注释中，除注明典故来源外，重在释字、辨明词义。因古代语言文字经过先秦古文字、秦汉篆隶文字、魏晋行楷、唐宋以来俗字简体字、近代方言字等多次重大变化，六朝古文虽不像《尚书》那样“佶屈聱牙”，但不作注释，普通读者大多是看不懂的。从字体来说，先秦先是大篆，后是小篆，汉是隶书、草书，魏晋后又盛行楷书。从语音来说，许多字的读音有了变化。清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古四声说》认为《诗经》时代只有平声、上声和入声，而没有去声，去声是从魏晋时代开始产生的学说。又如“并、教、看、忘”等，古代多读平声，而不是去声。又“播”作“布种、传播、舍弃、迁徙”义项时旧读bò；“临”坐“哭”义项时，旧读lìn；“三”作“再三”义项时，旧读sàn；“胜”（勝）作“承受、尽”义项，旧读平声shēng；“思”作“思绪”义项，旧读去声sì；“文”作“掩饰、修饰”义项时旧读wèn；“闻”作“名声、出名”义项时旧读wèn；“行”作“行为、造诣、巡视”义，旧读去声xìng；“远”作“疏远、避开”义，读去声yuàn；“听”（聼）作“任凭、听任”义，旧读去声tìng；均与现代字词典中的注音不同。至于读音完全发生变化的一些古今音变字，如“壑”旧读huò；“斜”作“不正”义，旧读xiá；“乐”作“爱好”义，旧读yào；“嘲”作“嘲笑、吟咏、鸟叫声”义项时旧读zhāo；“造”作为“造就、往、到、时代、突然”义项时旧读cào；今人亦多枉然莫辨。从词汇上说，一部分词汇随着社会生活的进程而衰亡，更多的新词产生，有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古文中还存在着大量古字的假借、大批虚词的用法，还有六朝骈文兴行的藏词法、马蹄韵等，一般读者多不熟悉。六朝时期大量使用的藏词法，除常见的“友于”外，还如“贲然”、“殆庶”、“盖阙”、“盍各”、“籍甚”、“居诸”、“具尔”、“孔怀”、“如仁”、“圣善”、“微管”“贻厥”、“则哲”等。恰当地使用藏词法，可使行文简洁，蕴意丰富，但六朝骈文大量地运用此法也带来割裂文意、生涩不通等许多弊端。“颜之推虽对这种风气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但他自己也不能脱俗，如其《颜氏家训?风操》云：‘蓬生麻中，不劳翰墨。’从表面上看，‘蓬生麻中’与‘不劳翰墨’似衔接不上，而实际上是有关系的。‘蓬生麻中’也是一种藏词法。《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蓬生麻中’后省去了‘不扶自直’，比喻人们身处好的环境，自然懂得礼仪，所以紧接着说‘不劳翰墨’。就是由于颜之推使用了藏词法，所以导致了文章表面的句义不通，晦涩难懂，如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就疑‘翰墨’为‘绳墨’之误。”（见陈鹏《六朝骈文研究》第五章第二节，第254—255页）同时，古文中还涉及大量的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什物及各种典章制度等，这些都加大了我们学习古文的困难。比如古人的天文知识相当普及，清初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辞也。‘月离于毕’，戍卒之辞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〇“天文”条）今天我们学习赏析古文，自然不是系统学习古代天文学，但是了解一些基础概念无疑对阅读古文是有益的。又《仪礼?丧服》“慈母如母”之“慈母”乃古代对抚育自己的父妾之称呼，非今谓父严母慈也。《月赋》中“菊散芳于山椒”，山椒，山顶也，不是长满花椒的山，非因多椒而名也。《三国志》中关羽的“汉寿亭侯”，“汉寿”是地名，罗贯中《三国演义》误拆之为“汉”、“寿亭侯”。可见，学问之事，不可不博，不可望文生义。因此本书重点突出注释部分，由于诠释之学，语必溯源，事必数典，编者知识浅陋，参考了李善、五臣注的许多成果，纠正了一些错误。如《洛神赋》“鲸鲵踊而夹毂”中“鲸鲵”，李善注：“北海鱼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此注则过于拘泥，《洛神赋》本为虚构，多用神话和传说。吴曾祺所论最为通达，“文中凡遇有神仙鬼怪之事，总以删去不用为是；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不必加以断语；此存疑之法也。盖遂信以为有者，固属癡人；而必辨以为无者，亦属多事。”（《涵芬楼文谈?存疑》）在音韵﹑训诂﹑考订等方面重点参考胡克家《文选考异》、梁章鉅《文选旁证》、胡绍煐《文选笺证》、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在文义、评论方面重点参考何焯《义门读书记》、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本书校勘所依《文选》版本主要从《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正文校勘中简称明州本）、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六臣注《文选》（赣州本）、《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宋建本）、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所据汲古阁本《文选》（汲古阁本）、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胡刻本）。
另外，注释尽量全面，以免出现疑义。如《哀江南赋序》中“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有注为“西晋陆机兵败于河桥，为司马颖所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给人感觉是陆机、司马颖是交战双方，河桥一战陆机被司马颖打败并诛杀。实际陆机事CD王司马颖，带兵攻打长沙王乂，败于河桥，回来因受卢志、孟玖等所谗而为颖所诛。本书还增加了一些文学知识，修正了一些观点。《哀江南赋序》注释“张平子见而陋之”，有选本注“班固作《两都赋》，衡乃拟之作《两京赋》。”实际张衡只有《二京赋》，没有《两京赋》。一些注释说《文心雕龙》评论王粲《登楼赋》为“魏晋之赋首”，查《文心雕龙?诠赋》没有这样的说法。刘勰是说王粲等人“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亦魏晋之赋首也”，意思是说这些人赋成就突出，算得上是魏晋时期赋方面的代表作家了；并不是说《登楼赋》是“魏晋之赋首”。另一方面，作为普通读者研读古文时，似应着重文意、文章章法，对于有些生僻字词、典故及一些校勘、考证亦可不必过于斤斤计较。今天看来，即便《说文》、《玉篇》、《小尔雅》、《广雅》、《埤雅》以及《经典释文》、《十三经注疏》等一些解释古词古义的专著亦不免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或成于众手，不免抵牾，或胶柱鼓瑟，过于拘泥。诚如钱鍾书所言：“《庄子?逍遥游》郭象注曰：‘鲲鹏之实，吾所未详也。……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大极鲲鹏，小至蝇蚋，胥不足‘曲与生说’。言《诗》者每师《尔雅》注虫鱼之郭璞，实亦不妨稍学鹏鲲未详之郭象也。”（《管锥编?毛诗正义?鸡鸣》）
6、注释典故时尽量查阅原始出处，且较为完整地引用原文或相关资料，力求展示古文经典及华美的言辞，亦方便读者翻检、引用。对于典故的出处，详加对比，阐明真正出处。同一典故多种典籍都有记载时，尽量说明最早出处。如《别赋》“惊驷马”二句引《韩诗外传》时，有作“昔伯牙鼓琴而渊鱼出听，瓠巴鼓瑟而六马仰秣”，有作“昔者瓠巴鼓瑟而潜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到底哪种说法正确？该典故实际《孟子外书》、《荀子?劝学》、《韩诗外传》（李善注引本、今本）、《淮南子?说山训》等书都有记载，但略有不同。《与陈伯之书》中注释“吞舟是漏”引用西汉桓宽《盐铁论》“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网漏吞舟之鱼”时，有注出《盐铁论?刑德》，实际《盐铁论?刑德》全文没有这句话。注释“吴子之泣西河”，有注出《史记?吴起列传》，而实际《史记?吴起列传》中未提“泣西河”一事。
7、为帮助读者钻研、揣摩古文，尤其注重赏析部分。赏析应包含三部分：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情形，要弄清楚。“详察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以及考订作者本人的经历身世似更为重要。因为讲析文章首先要认准它的主题思想，不然便无法正确吃透文章的写作目的。当年朱自清先生讲鲁迅的《药》，把文章主题局限于‘亲子之爱’这一点上，便受到后来研究者的批评。我们讲古人的文章当然也不能只从表面看问题，必须从作者所处的大环境即时代背景去找他写作的动机和目的，然后再就作者本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他对时代、对人生的看法进行研究探索，才有可能发现他写文章的真正动机和目的。”（《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吴小如序）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篇完美的鉴赏文字。本书力求参考上述原则，对所选古文从写作背景、文章结构、艺术特色、思想内容、作品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我们赏析古文，不仅要参考其艺术手段，更要从思想内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借鉴。由于文学必须体现人性、阶级性，又须具有鲜明的个人性，赏析古文应从人类历史和人性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对同一作品，不同时代就会出现不同的阐述，各种阐述可能都有其合理性与价值。有的阐述重在寻出作家的原意，有的重在生发。这些观点各有合理性，都不宜走向极端，不得无中生有，失之武断。“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混乱时期。政权的不断更迭，战争的此起彼伏，疆域的反复划分，人口的迁徙流动，错综复杂，构成了这段历史的显著特征。作为社会生活、作家心态反映的文学艺术，不可能不对这样变化多端的现实做出深刻的反映；同样，研究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不对这段历史背景作深入的了解，否则，难免近于隔靴搔痒。沈约有《豫章文献王碑》，铃木虎雄编《沈约年谱》时，仅仅根据《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系于萧嶷死时的永明十年。看似有据，但是如果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就不难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生性谨慎的沈约怎敢冒犯大忌而为府主的政敌萧嶷去写歌功颂德的碑文呢？这些隐情，《南齐书》均略而不载，因为史书作者萧子显就是萧嶷的儿子，当然极尽隐晦之能事。若仅据《南齐书》考述此段公案，必然误入歧途。幸而有《南史》披露，得以略窥真相。……由此可见，孤立地看一篇作品，忽略当时的政治背景和作家的处境，是颇易致误的。这个例子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必须比勘众书，前后披寻，庶几可以梳理出某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仅凭一本书、几条资料来立论，那是很危险的。”（刘跃进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下编第二章第一节，第317—318页。又可参其《中古文学文献学》上编第三章，第87—89页。）同时，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所须，是文人安身立命、著书立说的工具，但语言文字亦有很大的局限性。语言在传情、说理、状物、述事上总不能无欠无余，清晰完整地传达人们内心的思想与情意。人凭语言进行思考，进行交流，但语言却总造成迷误，滋生误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又王安石曾感慨“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历史从来都来难以说清的，即便是在当时也是非难辨，何况在遥远的后世呢？真正美好的东西是无法流传下来的，即便是最出色的画师，也无法描绘出人的精神。又如轮扁讥齐桓公读书所说，“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外篇?天道》）因此，抱着“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察今》）的奢望进行赏析，有些观点也是见仁见智，读书贵在自得，还望读者各取所需，各从所好，在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领悟原作的辞采、布局、气势和神韵等，体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8、对作者、作品增加集评，从中可看出后代的不同理解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这些评论有些以时文之科臼，绳墨古人，尘秽简编，但亦不泛精辟见解者，如何焯、许梿、谭献等人的评论。尤其张溥编写《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时，根据“兴复古学”的文艺思想，为每集的卷首撰写题辞，对作家和作品作出评价，时有精当的意见。当然，张溥非常重视古人的行事和道德操守，其相关题辞大部分都围绕这点展开。同时，欲求评判得中，其唯千载一遇，还望读者自己择取。刘师培强调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的批评为准，“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良以汉魏六朝之文，五代后已多散佚，传于今者益加残缺。例如东汉文章，以蔡伯喈所传独多，而《艺文类聚》所引，宋人刻本《蔡中郎集》已未尽收。南北朝文以庾子山所传独多，而今之《庾开府集》亦非全豹。故据唐宋人之言以评论汉魏，每不及六朝人所见为的；据近人之言以评论六朝，亦不如唐宋人所见较确。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十七）对集评力求查阅原文，标出卷帙，以纠正一些资料的舛误。如熊礼汇评《北山移文》，引《评注昭明文选》清人孙梅材云：“以韵语写责让之意，风致绝佳，至其段落转折，词谐调叶，已近徐、庾一派矣。”（《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第十二章第二节，第269页）但编者水平有限，查上海扫叶山房1919年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及孙鑛评《文选》、孙梅《旧言堂集》和《四六丛话》、孙德谦《四益宧骈文稿》和《六朝丽指》等书未见，亦未查见孙梅材其人，或是出自他本《评注昭明文选》或他书，亦或是熊教授误引。应说，资料准确是一切学术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希望本书能经得起查核。但由于受条件所限，对一些古籍如《文章指南》、《古文眉诠》、《古文翼》、《赋学正鹄》等未能查到原书。因此，错误也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在引用该部分时须覆检原始资料为宜。
本书对作家一般依其卒年归属朝代，所选作品顺序亦略以作家卒年排列。又因六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为更好地反映正文中作者的生活环境，对其生卒年除公元纪年外，标上具体的年号纪年，如庾信生于513年（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二年），卒于581年（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另外，在后记中还增加了36条六朝名句。一者所谓诗文互补，补充介绍其他作家及选文。其次，编者觉得这些名句发人肺腑，让人有一种强烈的震撼感。如《三国志》卷七中“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绝对隐含着陈宫难言的错综复杂情感，令人凄咽久之，辄乎奈何！又魏末李康的《运命论》在探讨士人的出处问题时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可是那些志士仁人仍“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周励在《少女的初恋》中曾引用“木秀于林”六句来暗示一个才子后来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十分贴切，令编者不觉百端交集，感慨万千！读至“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容，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不免戚戚耳！闻虞翻斯语，吾亦为之哀矣。及至“义康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不复得人身，便随宜见处分。’乃以被掩杀之”，乃掩卷而泫然悲之。
在具体篇目入选上，参考上述原则并根据编者意见作了调整。本书共选收六朝21位作家的27篇作品，大致分为散文12篇，骈文6篇，辞赋9篇，其中《文选》收录14篇，《艺文类聚》节录22篇，自以为其词奇丽超绝，翰墨畦迳，可以讽诵，真正体会到古文的精髓。所选作品均是历来传诵的传统名作，但不全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一些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著作。作品主要分为六类：一、《登楼赋》、《雪赋》、《月赋》、《恨赋》、《别赋》、《枯树赋》六篇是文人******晚年病重时最喜诵读的作品。******爱雪，不论是在陕北抒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怀，还是在***不忍踩碎琼玉的清赏，都反映了他对冬日皑皑白雪的热爱与赞美。阅读《雪赋》也是一种寄托，但它是在“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时，“梁王不悦”的感伤型的寄托。《月赋》寄寓的是“悄焉疚怀，不怡中夜”的凄情，可以想象******长夜不寐、百感交集的情景。《别赋》中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抒发了“摹暂别之状，写永诀之情”的哀伤；《恨赋》中的“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则是另一种倾诉。《枯树赋》的寓意十分明显，******联想到饱经风吹雨打、水火摧残、虫蛀鸟啄的老树“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的惨状，从心底里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喟叹。（参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晚年的思想和心态》）******一生博览群书，对古典文学有着独特的评述和精辟的创见，偏爱上赋当有其鉴赏的魅力。二、《芜城赋》、（《恨赋》、《别赋》、《枯树赋》）、《哀江南赋序》是骈文、骈赋集大成者鲍照、江淹、庾信的代表作品，也是辞赋史上的经典作品。三、《登大雷岸与妹书》、《与朱元思书》、《答谢中书书》三篇是南朝山水尺牍佳作，亦是尺牍文学史上的名篇。《水经注?江水?三峡》仿佛是一幅瑰奇多彩的山水画长卷，虽是地理学著作，但文辞优美，千古流传。四、《又与吴质书》、《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五、剩余之《让县自明本志令》、《洛神赋并序》、《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陈情事表》、《隆中对》、《答卢谌诗并书》、《兰亭集序》、《归去来兮辞并序》、《桃花源记并诗》、《五柳先生传》、《北山移文》、《与陈伯之书》等十三篇，或抒情言志，或疾世愤俗，或怀旧伤感，多为体现中国艺术传统，古代士人心灵世界和思想传统的经典文章。
水本无华，相荡乃兴潋滟；石孰有火？互击而闪灵光！正像《偶然》小诗所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希望读者能够讶异欢喜，“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掌握资料不足，沧海遗珠，势所难免。考虑到古代所谓“文”包容范围极广，其面貌亦极为纷繁复杂，六朝时亦作品浩繁，本书仅就所选的作品简要介绍，所涉足的知识仅为沧海一粟。虽然编者用力较勤，又有前人成果为基础，但由于孤陋寡闻，又无扎实的基本功，较少调查考证和学术交流，只能是闭门造车，诚如近代丁谦批评一些治《水经注》者所说，“诸公矻矻类于故纸中讲求水道，绝不于实地上探寻水道，以故作者愈众，谬戾愈多。余每取其书与舆图合读，辄懵然如坠云雾。”所选之文仅为编者欣赏，正所谓管中窥豹，是否真正把握古文概念，是否真正代表六朝古文名篇，还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批评击中要害，自然是良师益友；不中要害，至少说明批评者读过这本烦琐而乏味的书。同时，六朝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文中的许多叙述渗入了不少编者的主观臆测，古人是否也这样认为，不可确知。又或如戴燕所说：“因为古代跟我们相隔，还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距离，有时候我们说，八世纪的唐诗、十二世纪的宋词并不一定就比十五世纪的明诗、十八世纪的清词离现代的读者更远。当我们面对古代，遥想当初，事实上很难做到无动于衷、铁面无私，毕竟那些逝去的岁月，以及与之相伴的多姿多彩的文学，跟我们有着血缘的关系，我们是它的后裔、它的亲族，因为有它们，才有了今天的我们。我们与古代之间，就存在有这样的基因遗传性，这决定了我们和古代的距离，始终只能是一种在心理上和主观上努力保持的距离，而现代人的研究古代文学，也往往会像子孙后代追忆自己的祖先那样，无可避免地要在叙述当中，渗透感情，表达认同。”（《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引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一、“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敢言直谏、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可以看到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勤劳与反抗，还可以看到祖国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雄伟的山川等等。但无可否认，作家的陈腐的封建意识，消极的人生态度，甚至反动的官僚立场，也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且是精华与糟粕同在，腐朽与神奇并存。”（谢楚发《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因此，我们学习古文、弘扬传统文化要注重实质，取其精华，全面认识。二、本书参考吸收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因限于篇幅、体例，仅就主要部分列出参考书目，沿用一般学界公认的成果则不再出注，许多受益及掠美之处不及详说。三、书中定还存在不少讹误之处，例如文中释字多引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实际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音、义都经历种种变化和发展，很多字义的源流不好确定，故二书对字形的分析和对文字本义的解释也间有错误，前人已指出不少。限于水平，编者在引用时未能一一辨析。在字原方面，历史上曾有些学者把《说文》的540部首作为字原。随着出土古文字资料的不断丰富，多数学者认为《说文》部首有些虽与汉字字原有一定关系，但二者并不等同。《说文》部首是从秦篆中选定的，它的形体同早期汉字已有很大距离，有些字体原形已失，许慎已不能准确地说明它们的原始结构，误解之处很多。许氏建部目的在于归字，主观因素很大。四、本书只是编者平日读书略有所得并选录摘编，作为一种通俗普及读物，与学术著作相去甚远，亦无甚新意。仅就现有的一些材料博览众长，汇集甄别。一些知识过于粗浅重复，难免贻笑大方。尤其作为古典文学选本，而以简化字为之，在版本、校勘、注释各方面问题多多，正文、注释部分繁简混用，难于取舍，终属不伦不类，差强人意。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二课《文学辨体》云：“言无藻韵，弗得名文。”在这些观点、认识的指导下，选文、注释偏爱那些辞采华美、风姿绰约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