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生活波澜不惊，或者说乏善可陈，我试图在我老婆身上慢慢找到感觉，可是，一直到她为我生下一个八斤七两的小子，我也没有成功。这期间粮管局的领导曾有意调我去局里工作，我拒绝了。领导亲切地说，这么好的机会，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哪。我说我知道，但我还是要留在红星粮店。领导向后一仰，靠在真皮转椅上，用很奇怪的眼神结束了和我的谈话。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说，只是笑了一笑。我也笑了。我知道，原C城粮管所旗下的三十家粮店此时只剩下四家了，就是这仅存的四家店面，现在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我虽然用尽全力经营着我的红星粮店，但我不能保证下一月，下一年，它还能打开大门。奇怪，我为什么要说“我的”？我恍惚了一下，一巴掌拍在脸上，打掉一只试图攻上我鼻尖的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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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具有加速度的，在你年轻的时候，时间总是很慢，但是当你年纪越来越大，它就变得越来越快了。这种无情的流逝往往让你感到惊慌，但你什么也做不了。尤其在你有了孩子以后，时间更是猖狂，小孩子是精准又粗粝的时间刻度，他们几乎不是一点点长大的，而是倏忽之间就势不可挡地成长起来，让你感到了势不可挡的衰老。
我衰老了，在兢兢业业地担当了七年粮店主任的重任之后。这一年，红星粮店作为C城的最后一家国营粮店终于在越来越高亢的改革呼声中寿终正寝。在这之前，国家正式取缔了粮油关系，人们再也不需要在迁徙、升学、调动的时候，一边骂着娘，一边赔着笑脸跑到粮管局报到了。我以前一直以为，人们总是要吃饭的，要吃饭总是要买油买粮的，所以我很有信心，粮店的门会一直开下去。现在才明白，人们的确需要吃饭，的确需要买油买粮，可是他们已经不再需要粮店了。
我最后一次拉下红星粮店的卷闸门，无比沉重地把大门钥匙交到曾经的赵科长，现在是赵局长的手里。赵局长的身后站着一个穿梦特娇T恤衫、梳小分头的中年男人，他把一只娘们儿用的那种小型号的皮包夹在胳肢窝里，府绸裤子簌簌直抖。我真怀疑他审美畸形。但审美有问题似乎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已经以年租金十五万的标价，标下了红星粮店的地盘。从今往后，红星粮店不复存在，而一个热辣的火锅城将就地崛起。赵局长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又伸出另一只手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拍。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
我学着当年訾会计的样，也痛快地把自己买断了，但这一回，我只拿到四万六。原来工龄买断也是看行情的，这一阵行情反倒不如八年前了。不过没什么，红星粮店都已经没有了，我还有什么可计较的？李涛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在酒楼里做采买。按说这是个油水很足的活儿，要不是绝对信任我，李涛是不会让我干这个的。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特没劲。我觉得这是李涛的恩惠，不光是同学的情分。这让我很踌躇。我姐在电话里倒劝我，你干你的，他该。我一蒙，蒙了之后明白了，原来如此。我操你个便宜小舅子，谁爱干谁干吧。我毅然离开了酒楼。
离开李涛之后，我才发现，以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年纪和资历，其实是很滞销的。我能干的，也就是卖卖保险或者方便面之类的活儿。最后我选择了卖方便面。因为，它是粮食。
这样我就进入了一种很飘摇的生活状态，因为我拿多少工资，能不能保住工作，直接跟我卖掉多少包方便面挂钩。而人们的口味总是变化无常，你不能保证他总爱吃方便面，就算他吃方便面，也不能保证他吃你这个品牌的方便面，就算他吃的是你这个品牌的方便面，也不能保证他吃的是你卖的方便面。我头疼死了。
更让我头疼的是，我老婆提出跟我离婚。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离婚，如果她敢不要脸地提出来的话，无非就是我没钱。当然她是个很要脸的女人，所以她就说我们夫妻感情不和。当然啦，贫贱夫妻百事哀嘛，再加上我们一直也没培养出什么深厚感情，所以要合得来很难。我本人没什么意见，唯一的意见就是处理好我儿子。说起来我不是个好爸爸，我甚至比不上丁善水做爸爸做得尽职尽责。但是事已至此，我只能叹气。我妈就比我活跃多了，上蹿下跳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企图在内部解决矛盾。她是个话痨，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从王三姐守寒窑说起，扯到刘翠萍苦斗了一十六春，又说孟姜女哭倒长城，小寡妇誓死不改嫁……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我老婆终于给弄烦了，披头散发地跳起来：你去问问你儿子，他一个月往家里拿几个钱？要不是我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早散了。没钱就没钱吧，还装什么穷大方，硬往乡下犄角旮旯儿寄什么善款。好，就算我不吃不喝，我儿子也不吃不喝呀？月月要寄九百八，凑不够还问我借，什么人这是！我老婆啪啪啪这么一说，把我妈给说傻了。一个月九百八？你自个儿不吃不喝把钱寄给别人？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妈逼着我问。我实在是不想说，可我妈逼供的本事比中统特务还厉害，我只好承认，钱都寄给淮北农村的袁世明和他老娘了。
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有个腻歪的大疙瘩解不开，我一想到袁世明埋在麻包里血糊啦啦的样子和袁家老娘的断肠哭泣，就直打哆嗦。袁世明和他老娘回老家后，我开始给他们寄钱，我把我工资的一半拿出来寄给他们。起先我工资四百的时候，就给他们寄二百，到了工资八百的时候，就寄四百，我的工资水涨船高，寄的也就越来越多，我当粮店主任时，最高的工资拿过一千九百六。下岗之后，我就照着这个标准给自己记着账，到月一准得寄出去。这是我欠的债啊，我跟我妈说。我的眼泪流下来，是滚烫的。
离婚之后我轻松不少，老婆还算通情达理，孩子她带着了，每周来爷爷奶奶家过一天。至于抚养费，有就给，没有，也就算了。强过你这当爹的死了，她说。我当然不能让孩子以为我死了。所以我拼命干活，挣钱，还债——给儿子的抚养费也是一笔债。有时候我很迷茫，我他妈怎么老是欠账呢？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把账都还上。这些问题都特哲学，神神道道的，搞得我差点儿都和陈群一样要吃舒必利了。
这一年过到头的时候，我接到了李涛的电话。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他干他的宏图伟业，我穷忙活我的债务问题，不是一个档次的，所以也没什么对话的平台。但这一次他请我吃饭。
“我说哥们儿，聚聚吧。”李涛拖着浓重的鼻音，齉齉的。
“怎么？感冒了？”我问，这么久没见，还真有点儿小亲切，毕竟是一起喝过酒打过架追过女孩子的。
“没事儿，擤几把鼻涕就过去了。就是……有点儿想你们。”
我一听差点儿没笑岔气：“是你吗李涛？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可不就兄弟我吗。”李涛忽略了我夸张的笑声，依旧齉着鼻子有点儿伤感地说，“聚聚吧，见一面少一面了。”
“不至于吧，才四十。”
“至于。”李涛固执地说，“黄土岗上无老少。”顿了顿，又说，“昨儿，把叶薇薇送走了。”
“怎么个意思？”我没听清，走了？出城还是出国了？
“嗐，车祸，挂了。”李涛抬高了一点儿声调，“就昨儿夜里的事，侧面撞上来，颈椎给摔断了。”
沉默，我愣住了。
三十秒后，我抹了把脸，说：“我去找你吧。”
叶薇薇的样子我还有印象，苹果脸，马尾辫，天一热挺秀气的鼻梁上就沁出露水一样的小汗珠，水嫩嫩的。她坐前排，我坐后排，她一回头，飘起的长发就扫得我鼻窟窿直痒痒。那时候天气真好，阳光从窗棂子洒下来，照在她的油光水滑的小辫子上，一跳一跳的……这么美好的女孩子，怎么说走就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