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递过一张报纸来，说：“快看，有个姓谭的，写成都布后街二号！”布后街二号是省文联，与我有关系。这是1979年夏天，我已摘掉右派帽子，在金堂县文化馆工作。当时省文联负责人说我“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拒不召我回省文联工作。此时看到写布后街二号的文章，自然感到亲切。文章写得富有情趣，一读难忘。作者谭楷，名字陌生，从此牢记在心。那年我妈刚刚年过七旬，耳聪目明，喜爱读书看报。孔捷生的短篇小说《我该怎么办》就是她在期刊上读了，大为赞叹，叫我读的。还记得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她正在看《参考消息》，抬头喜悦地说：“你看，国外都在称赞我们国家好啊！”老人家浑忘了戴着地主帽子，已受二十多年的践踏折磨。“文革”一结束，晨曦初现，岂止她老人家一个人，便是莘莘蚁民，莫不看好国运，乐观未来。我也是那一年为朝霞所鼓舞，重新写诗的。啊，难忘的1979，至今已满三十个年头了。不但我，当
年的“谭胖娃”也显露老态了。
现在谭楷老弟叫我为他的这部诗集写序。他明知我二十年来早已告别诗坛，游心古籍，不写诗不看诗了，还要赶跛鸭上架。或许他并不期望我写出什么真知灼见，只是考我的友情吧！好，我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