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指出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冲破了人们长期形成的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特定产物的传统观念，打开了重新认识市场经济的思想闸门。其次，这一论断还阐明了市场经济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方法，开始摆脱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作为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束缚。再次，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这种区别不在于市场经济的方法本身，而是二者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最后，论述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方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经济建设的步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勾划和描述，一方面是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继承和扬弃，在八大的基础上将之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是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经济发展模式长期思考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间，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所给予的重要启示。
在此之后，邓小平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曾有过多次重要论述。这些论述虽因所谈论的具体问题不同在表述上有所区别，但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以及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形式与市场运行机制结合的主旨，始终未变，并使其日臻清晰和完善。如1985年针对某些人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种种指责，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多年的经验证明，光用这个办法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1990年12月，针对社会上有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斥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摘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不搞市场，自甘落后，世界信息都不知道。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作了迄今最为明了的阐述。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如果把1979年至1992年间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这些重要论述，看作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链条，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方面由于人们长期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在观念上对市场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形成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就使一部分人难免对改革的市场取向乃至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怀疑。因此，要使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健康地发展下去，必须首先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对市场经济的本质作出科学的回答，以便取得共识；另一方面，这种不断的探索、反复，也使邓小平对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思想上不断升华。
与把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相对应，邓小平在探索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始终把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作为他思考问题的前提。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搞活，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要敢于大力发展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济以及外资独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补充。
在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方面，他也再三鼓励广大干部群众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他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伟大构想，积极支持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并大力倡导要在中国进行证券、股市的试验等等。所有这些重大改革举措，不仅大大加快了我国市场化的进程，而且通过对传统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为我国城乡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走向市场创造了条件。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所以在新的世纪之交即将来临的历史关头作出这一伟大创举，果敢地选择了前人没有尝试过的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定的公有制这个基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给予的启示外，还有更深刻的思想基础：这就是邓小平在理论上的独创性和治国策略的独到性。
就理论的独创性而言，与他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联系紧密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及其科学概括上。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清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党的八大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到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这决不仅仅是一般的理论升华，而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一突破从根本上澄清了以往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种种误解。它告诉人们，既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具体体现，那么我们就必须坚决改革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清规戒律，确立生产力标准，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这一思想，在他探索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联系，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本质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在他看来，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但在目前还比较落后的状况下，我们不仅不能再搞平均主义，还要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个人先富起来，这样就可以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个人更好地发展起来。邓小平关于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伟大构想，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它的巨大意义，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将进一步表现出来。
就邓小平治国策略的独到性来看，至少有三点是与他创立的崭新经济发展模式息息相关的。
一是强烈的机遇意识。在他看来，能不能抓住国内外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我国的经济上一个新台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对我国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丧失许多发展的大好时机有着切肤之痛，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感，迎接21世纪的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和挑战。
邓小平这种强烈的发展自己的机遇意识，是建立在他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之上的。他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发达国家的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有赖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思想，以及我们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环境，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等，都是这种机遇意识的集中体现。正是这种强烈的发展自己的机遇意识，成为他不懈地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是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风范。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不是将之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敢于创造性地付诸治国的实践中。早在60年代初，他就曾提出过著名的“猫论”主张。在南巡谈话中又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的根本标准。这种着眼于社会经济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集中地反映出他治国策略中的人民性，以及指导思想的务实性。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敢为天下先，不被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把别人想也不敢想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大胆地引入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中，并最终创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是果敢的“拿来主义”气魄。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误解和对资本主义的偏见，长期以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谈“资”色变的扭曲心态。直到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曾一度仍陷入姓“资”与姓“社”的困扰中不能自拔。这种心态，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中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正确主张。十多年后，他再次要求国人要“换脑筋”。
他提出的这些主张，其中隐含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正确认识、对待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问题。他再三强调，对于我们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只有大胆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有，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步伐，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他的这种果敢的“拿来主义”气魄，成为他把公有制与市场运行机制相嫁接的重要催化剂。
三、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其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我们党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建国后的不同历史阶段所确立的这两种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政府管理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从不同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体制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及区别，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前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
如果稍许注意就会发现，毛泽东和邓小平所代表的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及其体制，其最基本的共同点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这是他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一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当年党的八大提出的“四个主体”和“四个补充”的论断，与后来邓小平倡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起点，似乎也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但在具体实践中，却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结果：前者确立起的是一种严格的计划管理模式及其计划经济体制；后者确立起的却是市场运行模式及其市场经济体制，并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中间除了这两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主客观条件不同等制约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心理认同趋向，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具体说来，这种差别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待所有制的结构形式方面，毛泽东强调的是，尽快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升级，扩大公有制经济的比例，限制、乃至根除作为“补充”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而邓小平则从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这个最基本的依据出发，强调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要大力发展作为“补充”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前者把那些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时时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隐患，后者将之视为搞活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不同的意旨，使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内涵，在运作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是在发展经济的策略选择方面，毛泽东主要采用的是单一的计划管制，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本质体现，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排斥价值规律、市场竞争的僵化的计划体制，并从各个方面使之得到强化，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要消灭商品、货币交换的极端。而邓小平则更青睐于市场，把计划与市场都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并把市场取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贯穿始终。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计划神圣”的束缚，还计划功能的本来面目。
也许有人会问，作为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邓小平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心理认同趋向，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在我看来，造成这种认同趋向的差异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由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感受所决定的。
如果把毛泽东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作为一个整体比较，就不难发现，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追求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式的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追求的是一种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之所以把那种脱离实际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又是与他当时所面临的特定环境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对于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具体方案。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从没有论述过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列宁以其独特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他不仅从理论上作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国、而且有可能首先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论断，而且将之变成了现实。这就给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一个重大、然而是前所未有的课题，即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究竟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列宁的晚年，虽然对此有过一系列正确的主张，但终因时间短促未能在实践中付诸实施。而代之而起的是斯大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曾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经济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楷模”。随着斯大林模式弊端的显露以及他本人的离去，苏联模式的“楷模”地位很快遇到了挑战。
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开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经济发展模式，毛泽东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可能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这就有可能同时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难以摆脱苏联模式的消极阴影，一是难以跳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某些描述性的框架。后来中国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反复说明，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以及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从而形成了某种脱离中国现实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僵化的经济运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