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卓敏的样子。黑暗中，她戴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口罩，就像薄雾里忽然跳出的一个蒙面大盗，凛然直视。
那是2003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被她劫持。
那时我还不知即将和她发生的故事。
那些日子，整个国家都在与一场来历不明的瘟疫战斗，我是其中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员。空气中尽是消毒水的味道，电视整天播报上升的感染人数。我所在的城市，北京，大街更是洗劫过一样干净，偶尔有车，也是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倘有人不小心在公共场所打个喷嚏，会冲出一些白大褂查体温，体温异常就拉上救护车。
杂志社让我去首都机场采访军警联合排查“非典”行动的时候，我略迟疑，电话那头甩下一句：“你个北漂，无家无室，你不去谁去。”
我想了想，深觉有理，于是拿上车钥匙，去了。
我已忘了怎么到达机场，只记得经过重重安检进入候机楼，像来到世界尽头。惨白的穹灯下，看不到任何旅客，大部分航班已经停飞，平时繁忙的手推车此时静静呆在角落里，扑满灰尘。整个机场像已停摆，只有一队队戴着活性碳口罩的军警、医生组成的联合排查组，如临大敌守在各个出口。
很久，才有一班来自成都的航班到达。穹顶之下渐渐有些人气，小孩的哭闹空旷回荡，大人们则像排队等待火烙的骡马，表情木然地把头凑到红外线测温仪前。体温合格，警察就在登机牌上盖了章放行，稍有异常，马上会被拉进旁边一间铝制小屋里复查。
我们敷衍地拍了一会儿，就要走人。一个警察却挡住去路，说按安全规定必须走另一个出口。我讪笑地举着通行证，说是记者给个方便吧。他粗暴地推开我，我手上的三脚架砰地落地。心里烦躁，让他捡起来。他声色俱厉，“信不信我铐你”，摸出手铐。
出于经验，我扯开嗓子大叫“警察抓人了”。其他记者纷纷冲上去质问那警察，警戒线内外一片大乱。一帮军人涌过来强行疏散以避免交叉传染。一个女军人使劲拉开我，“都冷静一下，散开”，捡起三脚架送我出去。我也不想惹事，赶紧向外走，才发现帮我拎着三脚架的手，是一双漂亮的手。纤细的手腕上，垂着一串漂亮的水晶。
女军人一路送我出去，大檐帽压得很低，军装裁剪得很显腰身，走路有点外八字，婀娜娉婷很好看。我向她道谢。她摆着手淡淡说“不客气”，手腕上水晶的光芒灼灼跳动。
我那辆破吉普就停在外面，再次道谢后便转身上车。她竟也拉开车门跳上车。
我一惊，只听她急切地说：“走，快走。”
我愣住。她见我不动，就使劲抓住我的胳膊，语无伦次：“我只是有点儿发烧，但真的没有被感染，明天学校还要排练，要是被扣下，学校肯定会处分我……”窸窸窣窣掏出一本学生证，“解放军艺术学院。”
我才发现她的肩头并没有军衔，军装显然收过腰身，是文艺款。
骗子，一个蒙混过关的女骗子。她并不是联合检查组的，只是那趟航班一个发烧的乘客，刚才肯定是假装劝架趁乱混过警戒线。她想必知道这几天查得严，出机场乘坐出租、大巴都得出示盖了体温合格章的登机牌，沿途还有几道检查站。所以她要绑定挂着通行证的我，混进城。
我转身想跳下车，她死死抓住我，低声而坚决：“我要是被抓了，你也跑不掉。”
我嘴里发苦，情知交她出去是害了自己。“非典”排查实行连坐，凡发现一例疑似传染源，一周之内接触过的人都脱不了干系。
我一时进退不得，也不敢跟她讲话，就这样对峙。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她固执地盯着我，一言不发。
远处有一队军人走来，钢盔的瓦蓝在夜色中闪动。为首的军人举起手电筒照过来，雪白的光遥遥打在她脸上。一双清澈如湖水的眼睛，昭然若揭。她忽然哭了，喃喃地：“求你，求你了，我不想去小汤山……”
鬼使神差，我慢慢松开手刹，踩下油门，一骑绝尘在机场高速上，开始改变我一生的故事。
一叶孤舟，黑暗如海水包围着我们。偶尔灯光掠过，打在她的眼底，有树枝摇曳的阴影。车厢里很沉默，为了掩饰恐惧，我说：“摘下口罩好吗？”
她敏感得像一根针，反而往上拉了拉口罩。
我说：“我们这是在偷渡，我总该知道帮谁偷渡吧。”
她好像笑了，我不确定，但感觉得到她的眼睛有了一丝温度。我莫名地高兴起来，扬了扬胸前的通行证：“说不定等会儿我就叛变了，把你交出去。”
她瞪了我一眼。我心头一凛。
我试图说笑，可她并不应答。我顿觉无趣，只得闷头向前开去。一路顺利，连过几关到了三元桥，机场高速最后一道检查站。睡眼惺忪的小警察走到窗边检查通行证，我假装大声在手机里跟杂志社汇报采访细节……那警察竟不盘问，挥手放行。内心狂跳，庆幸“偷渡”过关。
横杆慢慢升起。
突然，她打了一个喷嚏，很轻，划破平静的夜空。小警察大声喝令：“下车！”
她猛地转头看着我，惶然无助。
那一刻我只有两个选择：一，逃掉；二，更快地逃掉。
我一脚油门踩到底，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狗拼命逃窜。后来传来威严的“站住，不准跑”。警车嚣叫着警笛迅速追来，大灯打在反光镜上晃得我睁不开眼，我甚至一度能听见警察的对讲机噼叭作响地在呼唤增援。毛发悚立，魂飞魄散，虽然我一直用光碟遮住半边车牌号，但我知道前方很快就会出现路障封堵，我很快会被抓住，我那张铤而走险的嘴脸会出现在电视新闻里，按刚刚出台的“非典”条例，判个两年三载。
她一路尖叫，使劲掐着我的胳膊。
幸好逃出不远，国展那片正待拆迁的胡同出现在眼前。我猛打方向盘冲过绿化隔离带，冲进了黑漆漆的胡同。关掉大灯，再拐几个弯，黑暗淹没掉我们仓皇的身影。
汗，冷渍渍地沾在背心，我关掉所有的灯，让车不为人所知地前进。方向盘忽然剧烈摇晃，才发现车胎爆了。我艰难地把车挪到僻静角落，见四下无人，迅速跳下车，一边换胎一边聆听警车声音隐隐远去……抬头望去，她也在看我，像一个躲在草丛里逃避追捕的小羚羊，眼神凄迷，脆弱无助。
我打开电台，想让她放松一下。她“嗯”了一声，调出一些西藏民谣……一会儿又听见她在车上说话，可能是给男朋友打手机……我莫名有些沮丧。
等我满手油腻回到车上，发现她拿的是一支录音笔。
发现她并非给男友打电话，我竟有些高兴：“没被抓进去就录口供？”
“我在跟它说话。”她赶紧关掉录音笔，“录了刚才电台一首好听的西藏民谣……还对它说，谢谢你帮我回家。”
“你怎么谢我？我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盯着她的眼睛。
她却别开头去：“你已经听见我的声音，为什么一定要知道我的样子？”
车重新上路，悄无声息从一条胡同穿到另一条胡同，穿过新疆街，到达白颐路--她的学校，那所著名的军队艺术学院。她的情绪像消退的洪水渐渐平静，我才发现手臂被她刚才掐得生疼。
她扭过头来，眼神如水地说：“谢谢你送我回家。”
我说：“真想看清你的脸，能不能摘下口罩？”
她转身跳下车，羚羊般轻灵，回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如果有缘再见，我就摘。”
她的声音有一丝倦怠的忧伤，让我觉得刚刚去接了一个从上游漂流下来的婴儿。
“你叫什么名字？”我对着她的背影大声喊道，她没有回答，头也不回隐身在夜色中。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长相，我甚至没来得及要到她的手机号码，但不知为什么，我仍顽强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她的样子，清丽夺人，骄傲凛然……我突然为这一夜的疯狂举动感到很快乐。
那天晚上，学校栅栏两侧迎风摇曳的槐树叶子清清亮亮，几只夜鸟在树梢上歌唱。这样美好的景色根本和“非典”无关。我打了一个呼哨，学了两声狗叫，引得四周民宅里养的各种狗们跟着我欢快地“汪汪”起来。
机场“偷渡”回来后，我一连几天没出门，警察竟也没有找我。一连几天，我涣散地倒在沙发上，瞳孔放大地望着窗外肃杀的街景。北京突然变得很干净，干净得像一座假城，过去世间的一切繁华，皆是幻觉。
电话疯狂地响，苏阳问：“活着？”
我答：“理论上是。”
“我们正准备在八宝山给你买一块墓地，以供凭吊。”
“多好的一居室，麻烦帮老子把物业费也交了吧。”
“出来透口气，再不出来混，不被‘非典’毒死也在家里闷死，怕什么，早死早投胎。”最近苏阳总爱这么说。
我赶到后海时，苏阳又在电话里跟留学加拿大的女友大吵大闹。她总让苏阳去国外定居，苏阳觉得国外太无聊，“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这里是好脏好乱好快活”。和往常一样，两人谈着谈着就在电话互相大骂对方傻逼或二逼，最后恶狠狠掐掉电话。
苏阳是北京纨绔子弟，与别的纨绔子弟不同的是，他很讲义气。他热衷户外、雪山，本来好好开着一家广告公司，竟租给别人，自己却要成立一支户外探险队。今天纠集我们这些狐朋狗友，就是正式宣告队伍成立，还给它取了一个怪怪的名字：“敌人。”
苏阳说，我们的队伍就是其他对手的敌人，而且我们要打败所有的敌人。这是他的理想。
我没有理想，伙同大家玩户外，不过关于生活的一个团伙形式。有时候我会堕落到帮人地下飙车赢钱，或进藏区帮人带几包虫草，但这更让我充实。
我和苏阳有太多的不同，他帅气挺拔，热烈自信，父母当着不大不小的官却极有神通，他开着X5飞驰而过，总会引来艳羡的目光；而我只是一个“北漂”，前途莫测，外强中干，偶尔用杂志社那张证件招摇撞骗，让自己看上去人模狗样。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和苏阳成为朋友。几年前，藏东五百里无人区，我救过他的命。
那一年，玩户外的都特别流行寻找河流源头。那天我轰着油门刚刚冲过丹巴，就见一辆神风越野四轮朝天，泥石流淹没了大半个车体。从车牌号，我断定是那个眼睛亮亮，喜欢在对讲机里大声讲段子、唱情歌的北京小伙。我用羊角钩把压得如捏扁的可乐罐一样的车拖出来时，副驾驶已经没命了，苏阳肋骨断了，可能是扎进了肺叶，身体已开始水肿。我翻开他的眼皮，眼睛混浊，瞳孔放大……只剩下不到半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