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运故居：寿峰剡水育红帮
【生平】
王才运（1879年—1931年），名士通，字才运，奉化长寿乡（今属江口镇）王溆浦村人。1910年，获友人资助，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现上海市中百一店转角处）开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并发展成为上海最完备的著名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1919年，被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1926年春，弃商归里，以分红形式将荣昌祥大部分资产分给店中员工，店堂交给他的学生——外甥女婿王宏卿经营，由此形成“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被誉为“红帮先驱”“模范商人”。
【地址】
位于奉化江口34省道西侧聚英路附近的王溆浦村。
奉化市江口镇的王溆浦村北倚甬山寿峰，东临剡溪碧流，阡陌纵横，禾绿花红。有方家说，这里是个出能人的地方。此言不虚——“红帮裁缝”的重要代表人物王才运先生，就诞生在这个村庄里。
摇篮·志向
我们来到聚英路李家园10号王溆浦村，与村党支部书记王春航电话联系，可他人不在村里，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但他热情地说，你们在原地等着，我马上通知王才运先生的一位本家人，给你们当向导。
没几分钟，一个壮年男子进了院子，他看看我们，沉稳地说：走，我领你们转转。
在去故居的路上，这位壮年男子告诉我们，他叫王永华，和王才运先生属同一个家族，辈分要晚些。
很快，我们来到王才运故居。故居坐北朝南，为两层四合院落，抬梁穿斗混合式砖木结构。据王永华介绍，王才运先生故居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1951年，被政府征用做粮库，按仓库要求，封住了四周的窗户，对各房结构做了部分调整，开了一个可供卡车进出的大门，但主体构架还是当年的。到现在，故居还归属政府粮食系统。
铁门紧锁，壁垒森严。找了一阵，没找着粮库的管理人员。从东到北到西到南，再到大铁门处，我们围着故居转了一圈，怏怏地想：已经被用作粮库五十多年了，里面除了粮食和磅秤，还能有啥！天下粮仓，闲人是进去不得的。可这粮仓，却是声震上海、名扬四方的“红帮裁缝”发祥的摇篮啊！
据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王睿谟13岁时，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王睿谟是王才运先生的父亲。40岁那年，王睿谟东渡打工赚钱。他在日本五六年间，勤学苦练，掌握了一些做西服的诀窍。1891年，王睿谟回国，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张，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1892年，王才运刚满13岁，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一家西服店当学徒。几年艰辛努力，1900年，王睿谟、王才运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王荣泰洋服店”。据介绍，王睿谟曾在该店用三天三夜时间为晚清著名革命党人徐锡麟做过西服。
王才运认为，光靠手艺糊口是不够的，如果能将小门面开成真正的大店，甚至公司，自己进料承接加工，融加工、门市于一体，那才可以赚到大钱。到哪里去筹集本钱呢？一次偶然机遇，王才运结识了慈溪人潘瑞彰，潘是洋行买办又自做生意，颇有一些实力。潘看这位小老弟精明而又忠厚，就同意借钱给他开一家像样的西服店。
1910年，“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在南京路782号隆重开张。荣昌祥是一幢三层楼的沿街店屋，一楼为店堂，二楼卖呢绒衣料兼营批发，三楼为加工场和店员、学徒宿舍。那气势，就上海的服装店来说，荣昌祥是具相当规模、工贸结合的第一家。
王才运确定荣昌祥的经营思路以男式西服为主：一是当时上海风气还未全开，在场面上出头的多是男人；二是他学的就是男式西服，这是他的强项。为搭配西服经营，店中兼营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呢帽、皮鞋及领带夹、纽扣等，从头到脚，应有尽有。
中国人开西服店，这使当年的老外们颇感新奇。王才运对店员说，我们中国人做西装，更要做得有外国人的派头。为此，他不惜花大本钱，直接向英国长年订购西服样本，还从日本神户、俄罗斯海参崴请来老华侨中手艺高超的高级裁缝。不久，荣昌祥就以款式讲究、质量过硬而打响了牌子，成了上海最著名的、最完备的集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于一家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生意好，王才运的管理更加严格。荣昌祥店堂里挂有18条店规牌子，中心思想是“和气生财、顾客至上”：待客户要和颜悦色；生意不成也要礼貌送客；有外国人来要主动用英语招呼……特别是绝不允许与客户顶嘴，谁犯了这一条，就是犯了王才运的“天条”，即便家中子侄，也要严厉处罚。
王才运对国际上西服的潮流十分熟悉，对不同国籍客人的审美要求也了如指掌，在裁剪时，还能恰到好处地把握与突出英、意、法等不同国家进口的呢绒毛料的特性。许多外国人在上海做西服都认准荣昌祥，国人出国也到这里定做。后来，包括南京、北京、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顾客，也专程来上海荣昌祥选料定制衣服。荣昌祥当年那个红火啊，别提了。
福荫德泽·百年留芳
王永华见我们因为进不到故居里去而颇为遗憾，笑道：走，去祠堂看看，那里才气派呢！
穿过曲曲折折的民居窄巷，来到村子中央，眼前豁然开朗：隔着一口水塘，坐落着一处马头墙高耸的大宅，正门门楣上“溆浦华宗”四个耀眼的镏金大字，檐顶还立着偌大一个“寿”字……
宗谱上记载，王溆浦的王姓家族是元末明初由嵊县（今嵊州市）迁来的。这个祠堂，过去是族人祭奠祖先、审理族上重大事务以及节庆演戏的地方。如今，经村民们修缮，已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
流连其中，看老人们打牌、下棋、晒太阳的惬意神情，不由得想起当年王才运一家在沪发迹后，不忘故乡、造福子孙的诸多善举：
二十世纪初，奉化屡遭水灾，灾民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圆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成为当年溪口、新昌、嵊县（今嵊州市）等地从陆路通往宁波的必经之桥；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为公田，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读书，每年还另外资助学费……
正因为始终铭记着“溆浦华宗”，王才运十分重视家乡服装业人才的培养。他两次回王溆浦招来百余乡邻加入荣昌祥，在传授服装技术的同时，还聘请教师业余教授他们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王才运对店中员工自立门户也从不反对，他常说：“服装是个大行业，光靠我一家荣昌祥包不下来。”继荣昌祥后，南京路上紧随着开出了和他店名相近的西服店有10多家，像王兴昌、王荣康、王顺泰、裕昌祥、顺泰祥、天昌祥、天兴昌等。这些西服店的开办人几乎都是王才运的乡亲、荣昌祥的学徒。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路上的西服店几乎都为王氏的门生所垄断。这批“红帮裁缝”以人数众多、技术高超在上海闻名遐迩。王才运更以其手艺高妙，经营有道，又待人宽厚，而被推选为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副会长。
1925年“五卅”惨案后，王才运立誓抵制外货，拒绝与外国人经商。他将多年积累的资金以分红形式，赠予众多门生子侄，将荣昌祥交由外甥女婿王宏卿经营。1926年春，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一时间，沪甬两地人们盛赞王才运为“模范商人”。
现在时·将来时
出了祠堂，王永华引我们来到公路上。他淡然地对我们说，王才运故居和家族祠堂可以建成早期奉化“红帮裁缝”博物馆，集中展示他们的事迹，还可以和周边的荣昌祥制衣公司、罗蒙集团公司等串联成一条奉派服饰文化旅游线……
我们有些吃惊：这位汉子不事张扬，考虑起事情来却很有眼光，这才想起问问他在村里做什么。他取出一张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奉化市荣昌祥制衣有限公司王永华总裁。”
有眼不识泰山啊！
而王永华已掏出钥匙，拉开路边停着的一辆轿车的门，坐到了驾驶座上。
这，就是红帮传人，务实坚忍，明理大度。想当年，一间狭窄的房间，一块门板搁在两条高脚长凳上，门板上铺一块灰布，放几样颜色不同的线团、一个熨斗、一把尺子、一把剪刀、几枚针……“红帮裁缝”由此起家，竟在大上海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独领风流数十载。到1950年，上海700多家西服店，宁波籍“红帮裁缝”开的就有420家，占总数的60%。新中国成立后，奉化“红帮裁缝”第三代传人余元芳等更成为我国制衣业的一代“国师”，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量身定做服装……
王永华告诉我们，1927年，王才运先生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正当他为尽快实现甬临线旅客便捷往来而尽心尽力之时，国民党浙江省公路局决定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王才运因不愿与官方合作而辞任。1931年，王才运病逝。
在34省道聚英路口的荣昌祥制衣有限公司，我们见到了王才运之子王嘉振的题字：“继承先辈们创业精神，发扬荣昌祥光荣传统。”据王永华介绍，改革开放后，作为这个家族的后人，他们决心重振荣昌祥雄风，在江口建了荣昌祥制衣厂。这些年，新荣昌祥的产品打出了国门，远销亚欧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久前，他们又买进了30亩地，工厂很快就要搬往新厂区了。
永不满足，永攀高峰，这，就是新红帮人对红帮精神的演绎和深化。百余年来，红帮人以其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禀赋，在千姿百态的服装天地里独领风骚。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王才运故居、溆浦华宗，到新荣昌祥，正可以看到红帮群体生生不息、创业兴业的缩影。这种精神，这种文化，也正是我们须臾不可或缺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啊！
王溆浦村，真福地也！
【链接】
第一套中山装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慕名来“荣昌祥”定制过几套西服。1916年4月的一天，孙中山先生又来到“荣昌祥”，希望王才运能做件中国服代表中国。王才运与一些打样、裁剪名师一起，根据先生的意愿，再三琢磨，设计出这款既简朴，又庄重，且具备西服挺、平、直、圆、顺、墩、盛、密、匀等特色的新服装，孙中山先生试穿后十分满意。王才运即为这套服装定型，取名中山装。
据说，中山装紧收的封闭式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蕴涵严谨治国理念；前襟4只口袋标志“礼、义、廉、耻”，系“国之四维”；以倒山形笔架为袋盖表示以文治国；门襟5粒纽扣代表国家行使的“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五权；衣袋4粒纽扣含有人民拥有“选举、创制、罢免、复决”四权之意；袖口3粒纽扣寓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原则。
（原载2007年1月28日《东南商报》）
鱼痴老徐
他是宁波大学的硕导，不管谁来请教，“看家本领”他都愿意倾囊相授；
一年365天，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海边搞研究，给银鲳鱼当了10年“奶爸”；
他的一句话就可能价值数十万元，能让打工者变成小老板……
“徐老师来了。”
徐老师是谁？
如果你在浙江搞海水养殖，连徐老师是谁都不知道，同行肯定会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你：“朋友，养鱼没几天吧？”
有人说徐老师是“财神”，有出奇制胜的“金手指”；也有人说徐老师是“阿拉大师傅”，有问必答；还有人说徐老师是“鱼痴”，做了10多年鲳鱼“奶爸”……
宁波市科技局给了记者一份徐老师的简介：徐善良，51岁，中共党员，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副研究员、硕导，“海水围塘高效育苗与养殖科技服务团队”首席专家，服务基层30年。
看上去挺平常的，徐老师真有坊间传说的那么神奇吗？
上个月，记者跟随徐善良下乡指导养殖户。他身穿T恤、休闲裤，拎一个黑色公文包，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脸上有两块极具标志性的“渔民黑”，与传统教师的书生形象很不一样。
老徐是“财神”
一句话、一个点子能值数十万元
198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徐善良跟着他的老师来到宁海凫溪，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蹲点”，那里出产“凫溪香鱼”，他们搞人工育苗研究，“昏暗的屋里，老村主任给我们床上铺了新稻草，门窗和屋顶透风漏雨的，一日三餐就用‘五更机（一种火很小的油炉）’点点……”徐善良回忆时，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在过去30年岁月中，他“蹲”过的农村、海岛、海塘数不胜数，从虾苗、蟹苗、泥蚶苗、贻贝苗以及各种高档鱼苗，哪里出现育苗养殖难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有过协议的40多家了，养殖户遇到问题临时把我叫去的，那真数不清了。”由于徐老师技术应变能力强，他的办法总能出奇制胜，宁波市区、象山、奉化、乐清一带的育苗厂视徐老师如“财神”。
在温州的育苗界就有这样一则真事被人们当作“传奇”：有一次，徐老师路过一家育苗厂，闻着味道不对，就走了进去。老板正在垂头丧气地放水，叹着气说：“这批苗不行了，不要了。”徐老师一看，急了，赶紧上前阻止：“还有得救。”后来，两个池子的苗竟卖了30万元。那位老板说：是徐老师让我白捡了3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