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它指的是具有“和魂”、“和心”，以本集团为家，视集团的荣誉高于一切，习惯于顺应大势的人。如加藤周一言：“所谓‘日本人的血’这种象征一种符合日本人感情及文化知识的混合体的东西”，“把日本人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民分隔开来了”。近代以来，日本人成为达尔文自然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热信徒，并养成了将人种和文化等同起来的思维习惯。许多日本学者认为，由于日本人普遍具有强烈的血统观念，认同世界上的人种有优劣之分，且多多少少具有种族上的优越意识，因而，血统、人种在日本起到了一种宗教的作用。二战后，尽管日本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所谓“日本人的血”和“日语的心”仍能“很容易唤醒日本人的亲族式心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政策一方面产生了西方崇拜情结；另一方面导致天皇崇拜中封建意识抬头及对上位之人、民族的崇敬和对下位人、民族国家的轻视。从社会心理学看，对西方国家的卑劣意识和对非西方国家的优越感如影随形，一直影响着现代日本政府的现代对外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选择。而“欧化”与“事大”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日本人对外存在的奴才和主子心态。即，“既心甘情愿地当奴才，又想当主子。”这种所谓的“和辻哲学”实际上是“欧洲哲学与大和魂国粹哲学的组合，是日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形式”。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生活的日本人，普遍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不同集团界限明确，他们心照不宣地按照“福在内，鬼在外”原则，对集团成员和外人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即，对日本人来说，集团外部不是被理解为内部的延伸，而是被理解为与内部性质不同、由另外的机制体系所支配的空间。因此，他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奉行顺应大势主义，即，随大流，跟着集体做事，即使犯了错，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过。如福泽渝吉言：“明治初年之有志者，明治十年之有志者皆为日本人。若今日世上亦有风波，其趋从大势之趣将丝毫无异”。“‘日本人’在100年之后改变了吗？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改变。”福泽渝吉还以和歌：“今日有位伯夷官，明日又有两位叔齐拜命，首阳山头复不见人影”，隐喻西乡隆盛失败后，武士争相到新政府谋职的顺应大势主义。加藤周一认为，由于在日本集团规范取代个人信仰和良心发挥作用，人们对于过去顺应过去的大势，现在顺应现在的大势的做法没有什么抵触。加藤周一还指出，对日本人来说，“1937年当时的大势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侵华战争的爆发在日本议会进行抵抗的只有斋藤隆夫一个人。”1937年，日本诗人中原中在题为《大家一起来吧——》一文中称：对有集团归属感的日本人来说，“大家一起是重要的，而大家一起做什么并不重要”。因为，“无私奉公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不过问集团的目的。在打算做什么的时候，只要顺应那个时候的、现在的大势就可以了。”再如，加藤周一指出，“1945年夏天，日本人以集团为单位，‘大家一起’差不多在一个晚上发生了变化。昨天的军国日本的居民近日成了焦土上的和平主义者。”“人们还发明了‘一亿人总忏悔’这样一句很方便的标语。不管以前属于哪一类人，现在一下子都不约而同地将过去付诸流水，顺应今天的大势。天皇也脱去了神的外衣发表了‘人间宣言’。”基于此，法国记者罗伯特·格林认为，“日本国民是速成族，‘就像钟摆一样摆动’。日本人绝不会认真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的弥补方式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葬送‘丑恶的’的日本，发自内心地积善，通过再生之术拼命使期待的‘美好’的日本出现。”即是说，在总体上整个日本社会谁都不会明确承担责任，日本人习惯于不抵抗，很容易自然而然地从顺应一种大势向顺应另一种大势转变。因此，中国对日政策的关键是，如何使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从心里感觉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势已去，国际政治力量和权力的天平开始真正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转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顺应大势总是发自内心而不仅仅是权宜之计，他们倾向于将顺应行为本身作为价值而将之内化。因此，未来的国际大势朝那个方向发展对日本政府外交战略走向具有根本重要意义。虽然目前日本采取了短视的强化日美同盟政策，但这一行为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不是日本战略家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针对中国崛起的一种临时的本能反应。因为，现在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仍没有美国那么强大，同时，日本也吃不准中国真正强大了对日本的意义。由于在美国力量和权力最为强大的时候，日本觉得它能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办法，因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将继续奉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方针。
四、日本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二战中日军的溃败，使日本传统的武家政治从巅峰上坠落。二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被迫实行文治，日本自卫队取代了“皇军”，放弃战争的誓言也写入了日本宪法。但这既不是日本从文化上进行自我反省的结果，也不是注定不可更改的。因而，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未来国家发展走向何方始终萦绕在世人，尤其是日本亚洲近邻国家人民的心中。而要判定日本未来战略文化怎样变？会不会在机会成熟时重走老路等，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对诸如二战以来日本文化传统、战略文化特性有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日本历史上传统的武士及町人的现实主义文化能否根本上被文人的理想主义文化所取代，大日本主义、小日本主义、大陆派、海洋派之间的历史争斗会不会合流，形成某种形式的“新日本主义”等问题，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与界定。我们认为，首先，无论二战以来日本社会、文化、政治思想等形式上有了多大的改变，日本文化素有的自然主义泛神的或非理性主义、以情为本的宿命论的根本特性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其一，与人类文化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比较而言，日本文化不是原创的文明，而是“加上”的文明，其“调色板的底色”就是自然—神。如日本学者中村雄二郎言，对日本人来说，“‘人类的眼睛’并不是从最初就被想象为抽象的、普遍的东西，而是指从相对主义的观点的神话中所得来的东西。”而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其文化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自己原有的自然底色上的“加上”。即，一切外来的，非自然、人为的文化精神、观念等，在它们被日本吸收的时候，与日本原有的自然主义文化底色相“习合”。如山本七平言：“包含在古老文化底蕴中、能够与之共通的部分‘被发掘出来’，并与那些拿来的东西发生‘共鸣’。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共鸣的部分被接受了，而不能共鸣的部分则没有被接受。”在日本文化语境中，所谓“被发掘出来”的东西，指的是远古时期从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岛屿传到日本的“南方物神信仰”。它构成了日本人意识观念的底层。日本哲学家芝丞在《古代日本人之意识》一书中认为，“古代日本人意识中有南方和北方的双重特征。南岛特质充满生命性，北方阿尔泰特质则讲求个人人格。前者接受中国文化旁流的老庄道学及佛教思想，后者接受中国和欧洲的人文主义，因而形成了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迄今，这种双重人格在日本人的生命精神中仍然存在。如，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后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人大多数仍普遍相信宿命论。他们不相信人有能力充分地应对像地震等自然力带给人类的灾害，认为“无论房子建得如何坚固，要发生的事总会发生，在这一点上人是无能为力的。”
其二，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一个大国，日本也认识到，“如果没有价值上的确定性和文化上的创造性，就只是被历史主义的‘此刻’所吞没的一个虚无，充其量不过是在一个空间化的等级或尺码上的量值而已”。因而，日本也与其他大国一样积极寻求文化复兴之道，努力以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文化认同来为自我肯定提供动力和方向。历史上日本虽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但其自然—神本主义的精神底色及由此而衍生的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削弱。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不仅保持着自己的讲究尊卑贵贱的世界观，而且还赋予这种等级制以“神性”。他们担心，失却了这一神性的文化根底日本将不复为国、为民。即，也就没有日本、日本民族和日本人了。因此，在日本历史性的“唐化”、“西洋化”进程中，日本统治阶层总是在实质性的精神、观念上不断地向自然—神的意识靠拢与回归，并刻意将之与“直”“武”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只要日本心灵深处的自然—神的观念不变，诸如嗜血、尚武、好战等战略文化特性也将继续影响日本对外交往的行为模式。如，清水几太郎在1970年出版的《日本应该是一个国家》中认为，当代世界仍处于你死我活的战国时代；国际社会本质上不讲法律和道德，所谓和平就是一国的利己行为和其他国家利己行为的平衡。因此，他主张日本应修改宪法，重新加强军备建设。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没有破裂之前，这种主张在日本新保守主义者和新国家主义者的支持下影响日益扩大，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同向所谓“正常国家”的回归。而随着这种“回归”步伐的加快，日本战略思想界围绕“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孰优孰劣、孰轻孰重的辩论，也逐渐地合流，向形成一种“大”“小”日本主义“合一”的“新日本主义”方向发展。所谓“新日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形式的，传统意义上的“日本至上主义”。它的精神内核一是亲近自然，主张人与自然的融合；二是在心底里肯定、赞美日本人自古以来喜欢像地震、火山那样的突然的情绪宣泄或野蛮的自杀性攻击。如三宅雪岭言：受中国老庄思想的影响，“日本人对什么事都轻易放弃。不想成仙，若拘束太多会选择突破或自我毁灭。”
其次，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感性直观与理性思辨、特殊与普遍、精神与物质等相互矛盾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上，日本社会文化历来是由前者占据主流的基本思想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发生根本的变化。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的主流价值一度发生了“贡献价值和个人主义价值此消彼长，社会评价体系的天平逐渐向私人领域倾斜”等变化。如，20世纪50年代，在美军对日本实行统制管理时期，许多日本人“为共同目标奋斗”的决心变得“不那么强烈了，集体中的成员都希望集体活动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一战期间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个人主义价值也开始渗透到日本各社会阶层，连山村中的普通农妇都难免受到其影响”。但个人至上主义在日本并没有成为主流，以报恩、知耻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日本传统文化依然在无形中左右着日本社会。当然，日本人的思想也随着经济复兴和西化的深入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日本年轻人耳濡目染，逐渐被“西化”。日本传统文化在本土的吸引力已不如往常，西方大众文化则大行其道。如，美国作家唐纳德·里奇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日本在与发达国家的融合中，也许有些迷失了自我。”“日本现代年轻人对过去日本的家庭模式不甚了解，在战后急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赖以生存、寄托感情的传统家庭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全球化和市场改革严重削弱了家庭间联系的纽带，也消灭了日本各地区的独特性。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开始否定父母的生活方式，有超过70％的人认为父母的生活方式没有价值。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人，现在已经不再热衷于将生命献给工作”。再如，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克里斯蒂安·卡里尔认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社会似乎是与西方格格不入的另一个世界”的话，那么到了2004年，日本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繁盛、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但是，日本传统文化式微，包括泡沫经济后，日本出现了“每个人都失去了对于自身的严格要求和紧张感的‘耻感文化’”，都不等于日本人在思想的根本上被“真正的国际化”了，因为，日本传统思想的精髓始终控制着日本人的行为。这个精髓之一就是日本独有的所谓的“场所逻辑”。在日本，“场所”具有等同于“生命”的价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包括可以预见的未来，每个日本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某一“特定的场所”。而只要“场所逻辑”在维护日本社会与文化的独自性方面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日本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就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决定了“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既不会甘心当一个“小而美”国家，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大国野心；也不会放弃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继续在“‘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把太平洋变成‘内海’的世界战略”梦想中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