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西方文化中心后，重新复活本土哲学，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美国思想学术界的情结。因而，以罗蒂、普特南、理查德·伯恩斯坦等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应运而生。美国新实用主义者吸收了分析哲学注重数学、逻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他们用脑(head)而不是心(heart)从事哲学思考：一方面注重精确的分析，讲求必然推理和形式论证；另一方面放弃了历史的意识，主张一切事物都需要在概念逻辑的分析中被横向地剖析。而随着所谓先验哲学在美国不断被祛魅，美国人愈益关注的只是知识和权力、认识与控制以及话语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美国的人文学者也不再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统治别人还是被别人统治的立场看待科学、道德和艺术。因此，美国的人文学科研究也“聚焦在生产、分配以及权力形式的流通上”。
三、理性、上帝和法的合一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理性精神、希伯来人的上帝意识和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三个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在思想领域逐步完成理性的“神”化和“法”化；“法”的“神”化和理性化及主体人之自由意志的“神”化和“法”化，形而上地完成了理性与神及法三位一体的价值建构，使“理性”不断伸展、“法制”不断完善、宗教组织不断深入到西方国家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上帝、理性和法作为独立存在的思想要素都具有内在结构性、功利性的求发展、扩大自身地盘的冲动。因此，尽管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政治自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导了世界近现代史的发展，西方世界内部理性(科学理性)、宗教组织和法治社会三者也融合得更加紧密，但理性精神、上帝意识和法治传统三个精神本原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张力和冲突并没有减少。由于这些张力是西方个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内在固有的特性所产生的，因而从西方文化自身内部永远也找不到根治的方法。这就决定了，只要西方思想界不能在思想的深层次上认识到，必须在西方文化原有的三个基本要素或思想向度之外加上一个道德主义的向度，即把已经在西方国家国内得到越来越多肯定的道德多元主义扩展到世界范围内其他一切民族国家，西方世界对与非西方世界发展而产生的种种担忧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缓解。
如果任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个体主义思想发展下去，那它必将把整个人类带入万劫不复之路。对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趋势，包括尼采、韦伯和汤因比等西方思想家都持悲观的立场。他们或如尼采那样认为，人类社会在文化和价值领域的冲突是永恒的，因为这种冲突代表的是“生命的真实和它的理性化形式之间的无穷无尽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人才能把握自身的意义”；或寄希望于发掘西方文化传统中原有的非理性思想成分，从中汲取变革的动力，以克服现代性造成西方社会发展片面性和局限性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或如阿诺德·汤因比那样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发展上。他们的悲观反映了西方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个人、团体和国家是西方文化中人与外部世界、与他者关系的基本定式。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西方文化给不出具有实际意义的概念。因此，迄今为止，西方主流文化仍局限在西方文化资源内部寻找出路。如海德格尔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只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再如，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认为，“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思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这段时间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主张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又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哲学代表人，从康德所谓“永久和平”的形而上先验假设出发，主张“把西方宪政国家内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的普遍权力及平等保护扩展到全世界，一切通过合理的、透明的程序，在人性和理性的法庭上被裁定”。罗尔斯提出，“在万民法之下，自由和合宜的人民有权利不去宽容法外国家”；如果必要的话，“法外”国家将被“强行制裁甚至干涉”。哈贝马斯则呼吁，加强民族国家之间的“沟通理性”，让所有人都承认有一个世界性的公共领域，从而实现世界性的理性交往、普遍的人权和有效治理。显然，哈贝马斯的思想主要基于二战后欧盟国家逐步走向一体化的历史经验。但是，欧洲一体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一统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主要是：中华思想中的天下一统在空间上含有无限性，即普天之下的一统，而不仅仅局限于天下的一个地区。这一重要的思想差异表明，欧洲模式只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并不具有欧盟国家一些思想家所幻想的普遍的世界性意义。
“反者道之动”规律决定，西方人游走在人神之间仍将继续下去，西方人权外交的双重标准是西方文化二分式思维方式的根本要求和表现。没有这种分裂也就没有西方社会和西方国家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解决国内不断激化的社会分裂之道是，加强对外扩张，以转移国内矛盾和本国人民的视线，通过对外扩张获得的利益，来平抑国内各个对立势力之间的斗争。结果，西方人在我与他之间的二分法变得越来越突出。我性原则规定的个人天赋的自由权利成为最根本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在这个原则基础上，西方社会中一切都讲理性，什么都要给一个理由。理性的“经济人”形而上假设肯定霍布斯丛林原则，视自私自利为人类本性所然，天然合法的个人利益至上乃天经地义；弱肉强食也是人的自然本性，现代人之所以不吃人，那是因为得到上帝启示的善与爱，是个人面对上帝时自己的良心选择，但这种选择是自我的决定，其权利在我。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中占上风的我，掌握着对立者——你的生杀大权。我可以不杀你，可以宽恕你，但决定权在我。这也是美国军人典型的信条之一。在美国历次内外战争中，战败者只要承认被战败，并同意投降，那么胜者常常对其实行宽大为怀的优待政策。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为了给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披上合法的“神圣理性”的外衣，变本加厉地强调抽象的自我原则。实际上，这一原则在哲学上混淆了应然与实然的差别。它以应然代替实然，即罔顾世界各国人权的实然，去捍卫抽象应有的人权。因此，未来国际关系体系发展的关键：一方面要看西方主要国家自己能改变多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非西方国家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因为，非西方模式的成功将迫使西方国家更认真地审视自己，改变自己的生存策略，更加客观、公正地对待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否则，西方文化中如同骨架和血肉之间的种种张力，包括当今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都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更多的世人看到，西方道德式微及西方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基础已降到了何种低水平。这无疑削弱了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可行性及其自我标榜的道德楷模、治理典范的影响力。而在金融危机中，美国华尔街金融界高管坚持原有的分红制度表明，只要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及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得不到根除，西方世界再次爆发更具摧毁性的危机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其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造成的冲击也更大。由于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受到国内政治越来越大的影响，已成为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因而，“以自由和民主为文明轴心的现代性文化的逻辑所导致的结果是战争的减少与和平的强化”的观点值得商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来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绝非只有一种可能性；人类历史如同任何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存在着多种可能的前景。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可能性。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人可以相信某一种可能性，但历史绝非那么肯定。人类社会达到和平共生的路径肯定不止一种，事实上，主体间、民族国家间的永久和平问题在民族的范围内永远找不到一劳永逸的方法，只要是民族的，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而是不是只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那并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因此，人类必须要跳出主体性、主体间性的个体主义思维方式，跳出自由主义的思维，用整体主义的思维、天下主义的思维、天人合一的思维来解决全人类今天面临的诸如环境和生态恶化等全球性的整体问题。因而，我们应努力将儒家倡导的家庭模式推而广之，乃至国家与民族，以求得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最大限度的“和平共生”。换句话说，个体主义思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体性存在带来的根本问题，个体性要解决的是个体性本身。而解决了这个更为本质的问题，那么个体性也就不存在了，或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另外，我们还应看到，迄今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过一些形式的文明共生模式，如世界主要的各文明古国在早期曾实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式的和平共生(中国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尧、舜、禹三代时期实行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因此，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即使以个体主义的自由、民主为轴心的现代性增长也有可能促使更多的国家之间实现欧盟式的“和平共生”，但如果以为个体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能解决一切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
俄罗斯人避开了人的因素，在野兽和天使之间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