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并不贫穷，它是命运的伴侣，与灵魂一起被拷问。
1、女人的反抗
胡丫头儿没有死，仍然活着，她是女人的精魂。在农村饥饿的年代，不死的胡丫头儿和我，印证了那句有哲理的俗话：不是冕家不聚头。她是我曾经的恋人，我们之间有着旁人难以知晓的刻骨铭心的爱与恨。
女人到底是女人，许多时候，对男人有着太多的宽容。
被她称作“流氓”的范娃子，为救她死在公牛的犄角下，村里人就那么的叹息。胡丫头儿没有被牛角从胯下挑出惨死和羞辱来，是她的幸运。姑奶奶们说，因为胡丫头儿，范娃子才那么英勇。一个读过初中的女人还从字纸堆里拾来一句精彩的话，叫“士为知己者死”。
差点儿魂飞魄散的胡丫头儿嗔骂：“你霉不醒！”
村里的女人真的想听听胡丫头儿对范娃子的评判断转弯抹角掏她的口气。
胡丫头儿不说，她心中有数。
由于经历死神的惊吓，胡丫头儿病了。几个姐儿打趣地对我说：“不去看看胡丫头儿么？”
我瞪眼了。赵桂桂走来，我问她。她说：“去看看吧。”
那年头，饥饿并没有告别，穷困是赶不走的财富，我仍然是腰无半文，打趣的姐儿又来馊主意了：遍地都是野花，去摘噻，献一束花就是情人节了。
赵桂桂骂了几个年轻婆娘。她说，去呗，心里有就行了。这又是女人的傻话，洞察秋毫的真话。
我去了。胡丫头儿那苍白的脸，露出了灿烂的笑。她告诉我：觉得心里过不去，范娃子很流氓，奸污了韩小芹，没良心，缺德，但他死得很惨，很可惜。
胡丫头儿鄙弃范娃子，恨范娃子，而她的心是很善良的。
人们宽谅了范娃子，给他举办了简陋的葬礼，仍然动用集体的财产：撤掉一张旧拌桶，做成装殓的火匣子，静静的匆匆送他去墓地，没有端灵执幡的人，也没有送葬的队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功过相抵了。悲剧在继续，被指责的人反倒成了朱秀：不管怎么说，到底是夫妻一场呀，为什么连人影儿都不见，太薄情了！
后来才知，冕枉了朱秀。范娃子风雨兼程，匆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离婚的朱秀已经改嫁到国营煤矿了。她是流着眼泪走的，对生活两年的乡土有着太多的牵挂，并且想到了范娃子，想到另眼看待她与她分道扬镳的男人，如今孤孤单单，加上奸污未婚闺女的坏名声，还会有女人嫁给他吗？而她不得不远嫁——养母一再说服她：离都离了，还有啥留恋的！还嫌没有被作践够吗？要改嫁就嫁远一点，眼不见心不烦。你还年轻，不比那些未出阁的女娃子差。走吧，走吧，别留在娘身边当“地主”了，娘会照管自己，只要你心里记住养父母就大德大孝了！朱秀哭着，无声无息地重新嫁了人。那个年龄偏大的煤矿技术员对她很好，煤矿里的上上下下，没有人把她看成“地主”崽子，也没有把她上升为“贫下中农”，而是很平常的，把她看成一个远方去的好女人，这是朱秀的幸福。
农村公共食堂解体以后，也满足了陈牛的心愿，不再让他担任生产队长了。悲哀的是，当众宣布“撤职”，多没面子！胡丫头儿因此骂了女人的脏话。
在新任的生产队长眼里，陈牛是“下台干部”。据说，陈牛被撤职的原因有三：一是右，“右倾”；二是无能耐，被婆娘夹在腋窝里；三是胡丫头儿垂帘听政，骚来。究竟是不是这三大罪状，只有管最基层干部的公社领导知道。总之，曾经属于村官的陈牛，也是“另类”了。两口子都“另类”，旁人还有心无心说到第三个“另类”，这叫胡丫头儿很恼火，骂起话来不粗野也粗野了，不俗也俗了。
那个新上任的生产队长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队里人戏称他“二杆子”。那样的戏称怪怪的，要翻译成各地人都懂的话太难了，只有当地人心里明白，含义也深。那位愣头青队长斗争性极强，连鸡毛蒜皮的事都要以上纲上线的标准来衡量，他一上任就和胡丫头儿成了冕家对头。因为不是队长娘子了，胡丫头儿免不了吃亏，而她不怕，一竿竿杀到底，偏要和那汉子斗，有时还把我扯进去，让我成了冕大头。
而我，再冕也不埋怨胡丫头儿，这让她很感动，心动。生产队里有个小伙子，鹦鹉学舌搬来几句半文不白的话，说“红颜知己”，说我甘愿死在女人的石榴裙下。胡丫头儿没好气，说：“他的红颜知己是你姐！”那小伙子真的有个没嫁的姐，因此惹了祸，大吵一架，闹得脏兮兮的。
当时，天天批判“工分挂帅”。在庄稼人的心目中，挂不挂帅犯不着去多想，工分是命，不在食堂里舀稀饭了，全靠工分养活自己。在生产队分粮的多少，乃至生命的长短，都与工分相连，没有挣到工分怎么生活？喝西北风？一个农民所得工分的多寡，大有玄机，学问深沉，并非劳力强、技术全面就可以画满贯了。像我这样的“另类”青年，从等级标准到劳动时的折扣，不知要扣除多少，再扣就成“跳楼价”了。因为不是队长夫人了，胡丫头儿也好不了多少，把她和我扯在一起，画上等号，简直成了“折扣店”，让人去联想，丢死人了。
胡丫头儿和那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二杆子”队长没有个完，多次展开火药味很浓的交锋。她骂我：“干吗不革命？就那么饶了二杆子，你冤不冤？”
我不置可否，摇摇头。
她说：“你不冤，我冤！别人会怎么想？”
我能说什么呢。我已经开始木讷了，对很多问题都不去想。这让胡丫头儿非常气，骂我，激我，要疏远我，她又办不到。她大概还明白，新上任的生产队长把她看得很坏，认为她既“浪”又唯恐天下不乱，处处提防着她。因为胡丫头儿，那位多疑的队长对我也不放心了，我的背后随时都有他的眼睛。
说起来，简直可称悲剧，“二杆子”生产队长防备我和胡丫头儿，按照给个人评的劳力等级，我和她都是“次品”，又得常常在一起面朝黑土背朝天。我成了姑奶奶之中的一员，男子汉落在鸡窝里，不知是我捎带着胡丫头儿还是胡丫头儿捎带了我。比我们高一个等级的赵桂桂是女人的统帅，大组长。
和女人一起劳动，年纪轻轻的，唯我一个，“另类”的“另类”。
胡丫头儿说：“你不怕丢人，我怕！”
赵桂桂打趣地问她：“怕啥呢？”
胡丫头儿骂，牛圈里伸出马嘴来。
在年轻女人堆里做活路并不轻松，常常闹得我面红耳赤。身为大组长的赵桂桂，驾驭不了胡丫头儿，她深知胡丫头儿的伶牙俐齿。有一次，胡丫头儿把“二杆子”队长的老婆奚落得眼泪都出来了，女人们都保持中立。这让那位很能干、相貌有点儿丑的年轻女人，既气又屈，回去向丈夫告了状。“二杆子”队长骂了一句有嫌疑的话，偏偏让胡丫头儿知道了。她决心讨回公道。
胡丫头是出格的，她讨公道的方法也绝，还有些损，只有她才想得出来。
一天，“二杆子”队长安排我和胡丫头儿去水田拖高泥。那是一种既累人又不讨好的活路，要用木制的小拖船把高的稀泥拖到过低的地方去，像在河里拉纤的纤夫。做了下来还得由队长点头给多少工分，这不是明宰吗？
胡丫头儿想得更复杂一些。她联想以后，既羞又火，问“二杆子”队长：“就我们俩？”
“对！”
做不了！胡丫头儿直截了当地说，并且讲明理由：她的“亲家母来了”，正“骑着马”。那队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说“无知”，点明“月经”。“二杆子”队长很尴尬，说是另换一个人。她说：不！就她和我。不过，非得再添一个女的不可！她只能勾稀泥，一男一女各拉一只拖船，也不浪费人力物力。
“二杆子”队长扭不过胡丫头儿，也觉得胡家姑奶奶的话有些道理，不好反驳，于是答应了。不过，胡丫头儿点明；非队长夫人莫属。“二杆子”队长有些发毛，差点儿说出：“你是队长还是我当队长？”
胡丫头儿没等“二杆子”队长把话说出来，便来了一竿子：“来了月经的都在田里变牛，你那婆娘不会那么珍贵吧？喂，是不是她也在‘骑马’呀？小产了？”
“二杆子”队长懒得和胡丫头儿多说，斗嘴他不是对手，扭头就走。他果真把自己的老婆叫来了。他想：“你胡丫头儿再厉害，也不可能把她吃了！”可惜他哪里知道胡丫头儿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位老实的新任队长夫人一到，胡丫头儿便向我递个眼色，悄悄的狡黠一笑。我却不知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她有言在先：她来了“月经”，只能勾泥装船，我和那位不知底细的队长夫人拖泥船，当纤夫。
勾泥装船的时候，胡丫头儿泾渭分明，两样心。轮到我拖的船，她装得特别少，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她喝叫：“快拉走！等啥呀？”对那位队长夫人她特狠，装得满满的。那女人也特别逞强，不和胡丫头说一句话，赌气似的，拼着命拖。有一次，她实在拖不动了。胡丫头喊我：“给她推！”
我弯下腰去了，她又小声叫我：“注意点儿！”话刚落音，她猛使蛮劲，也推船。那女人冷不防，木拖船倏地向前一冲，“叭”一声，扑倒在水田内，整个胸腹部都泡在泥水里，满头满脸混沌不分。
我惊怔了。胡丫头儿只是笑。
那位倒霉的队长夫人爬起来，哭着骂：“胡丫头儿，我日你妈！”
胡丫头儿竖着眉儿：“你能？”
“二杆子”队长的老婆狼狈地走了。胡丫头儿这才告诉我，她哪有啥“月经”！有“月经”还待在水田里干这活，不要命了？我觉得她对那位队长夫人有点过分了。胡丫头儿骂：“你懂什么？背叛我，向她投降吧！”
我出不得声。胡丫头儿这才气愤地说：“你知道‘二杆子’骂的啥？他骂我和你穿一条裤子！”
那是乡里骂人的一句俗话，有“狼狈为奸”的意思，对于男的和女的混合说，那就有点暧昧了。那位新任的队长把那句话信手拈来，加在我和胡丫头儿身上，确实太欠考虑，怪不得胡丫头儿要作弄他的老婆。事情这样闹下去，够严重的，我猜测，那位吃了哑巴亏的新任队长不会就此罢休。
2、他不会娶你
果然，新任的生产队长要杀鸡吓猴了。他拿胡丫头儿无可奈何，抓我做替罪羊。恰好过了不久，公社布置抓典型，批判“右倾”错误思想，巩固人民公社的伟大成果，这是分派的任务。于是，顺理成章，与虚报粮食增产的数目一样，新任队长得到大队干部的准许，把我推出去了。这是胡丫头儿万万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在拌麦子的时候，全身起疹，其痒难忍，累得够呛，随口把心里想到的说了出来：上下五千年了，想不到还像原始人一样，双手抱着麦把子在石板上拌……当时，胡丫头儿也累得很狼狈，脸绯红，薄衬衫粘贴在身上，头发散落下来，披遮着汗津津的脖子和俊脸。她瞅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想变原始人了？谁和你蹲山洞！”
旁边一个姑奶奶惹是生非，劈头一句：“还有谁？就你噻！”
“撕嘴！闭住你的四颗牙！”胡丫头儿认真了，骂。（四颗牙指牛嘴。）
本是一场玩笑和打趣，成了我的罪责，拿到生产队的大会上去批判。那是午后的出工前，在生产队的大保管室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到齐了，赵桂桂和胡丫头儿看着我，她们知道会是怎样的结果。
主持批判会的是公社驻大队的一个女干部，看样子并不怎么认真，倒是新任队长和两个大队干部如临大敌。也许因为有胡丫头儿和赵桂桂在场吧，我忘了前车之鉴，竟然很激动，拒不承认自己有罪恶之心（我也真没有那样去想），甚至说“事实胜于雄辩”，大概还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话一出口，全场突然静下来了。胡丫头儿盯着我，既急又气。她的两个“铁哥们儿”姑奶奶突然打情骂俏，故意推挤，撞倒撑种子的树樁，哗啦一声，玉米棒子丁丁冬冬地落下来，把会场搅得一塌糊涂。
胡丫头起身便往门外走，顺手拉了赵桂桂一把。赵桂桂也出了门。有了她俩带头，女人们自然不怕，都不辞而别。新任队长呵斥，大队干部也大声阻拦。谁知，那位有过离异再嫁经历、从公社党委副书记位置退下来的驻队干部，却顺水推舟，说：“算了，算了，散会吧！”
出了大院，胡丫头儿在竹林边等到我，趁前后无人，她骂：“谁有你那么傻！想惹火烧身？”说完以后，匆匆走了。
经凉风一吹，我冷静多了，自知说出的话是收不回来的，也感到后怕。那一年，我快满24岁了，按村里的习俗标准来说，早已错过了相亲娶妻的黄金季节。母亲害怕我一辈子打单身，很着急，四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降低要求，只要女子成才，哪怕是文盲也行。可惜，谈何容易！农村公共食堂解体以后，按生产队核算，我所处的队是最穷的，远近有名，加之我的名声有口皆碑，这中间似乎还因为有个胡丫头儿，本队本村的女子对我想爱不敢爱，避而远之，她们的父母长辈只有一句话：就他？免谈！外村的女子，一旦知道夸大了的真实情况，马上拒绝扭头走人。后来，一个职业做媒的汪大娘拍着胸口说：“我给他找一个。这么好的小伙子，哪有娶不到婆娘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