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神经症会受到冲突的影响，但是没人能想到它的影响竟如此巨大。大部分冲突本就存在于无意识中，而神经症患者更是否认冲突的存在，这导致人们很难发现冲突。那么，冲突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呢？两个明显的因素能够证明冲突确实存在，我们从前一章列举的两个案例中就能发现，导致冲突的因素之一是其最终引发的结果，如两个案例中的疲劳和偷窃。实际上，神经症冲突全部是由间接冲突或直接冲突引发的，也就是说，无论神经症症状表现为什么形式，只要有这类症状，就证明冲突存在。渐渐地，我们会理解现在我们情绪上的忧愁、郁闷、迟疑、懒惰、孤独等，都是冲突没有得到解决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在了解了这一层因果关系后，我们就能够看到混乱的表面现象后的根源，不过我们还难以了解根源的实质。
冲突存在的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彼此矛盾。就像第一个案例中的工程师，他清楚地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并不公平，却没有明确反对这种不公平；第二个案例中的主人公也一样，他明明重视友情，却选择从朋友那里偷钱。即便是没有经验的观察者也能够轻易看出这种彼此矛盾的现象，就连患者自己有时候都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但大多数情况下，患者自己是发现不了的。
人体患病的一个标志是体温升高，同样，冲突存在的标志之一就是彼此矛盾。生活中，我们随处都能看到彼此矛盾的事例。例如一个渴望婚姻的女性却难以接受任何男性的感情；一位十分疼爱孩子的母亲却记不住孩子的生日；一个很小气的人在众人面前却很大方；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却难以接受在某种环境中独处；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甚至苛刻的人对待他人却十分宽容仁慈。
在关于冲突本质的研究中，彼此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和症状是不一样的。例如，当某人烦恼众多时，我们可以说此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状况；如果某位母亲疼爱自己的孩子，却总是忘记孩子的生日，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这位母亲的注意力并不是孩子本身，而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好母亲。她一方面希望自己成为一位好母亲，向理想化的形象迈进，另一方面却有无意识虐待自己孩子的趋势，因为她希望孩子能够承受苦难。
我总是强调“神经症冲突属于无意识的”，但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冲突的存在，它没有任何躲藏的机会。听起来，这似乎是两种彼此矛盾的说法，但其实，那些表现出来的冲突只是已经扭曲或者变异的真实冲突。因此，当某人在面临某种重要的选择时，虽然可以逃避，但相比之下，他陷入有意识冲突的可能性更大，甚至会无法自拔。是否要选择婚姻，又应该选择哪个女性作为终身伴侣，应该做哪一份工作，是否应该和他人继续合作，种种问题困扰着他，让他踌躇不前，难以决定，他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更别说做出决定了。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了解自己，不堪忍受困扰的他多半会选择请求心理分析师帮助。但是，这些表现出来的冲突只不过是长久以来内心积压的冲突达到某一程度后的爆发，如果想彻底解决冲突，我们必须寻找更深层次的冲突。也就是说，他现在向心理分析师求助，必然会无功而返。
一旦患者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存在矛盾，就意味着他知道冲突是现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心里的冲突已经外化了。如果人们在自己实现心愿的道路上总是感觉毫无缘由地担心、郁闷、内心矛盾，那么，他也有可能发现了内心的冲突，并且这些冲突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如果我们了解的人出现了神经症外在表现、彼此矛盾和外化冲突的矛盾因素，我们可能更容易感觉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类型和数量都会有所增加，这也有可能让人们更加困惑。此时，很多人会开始思考：在全部冲突中是否存在一个隐藏在背后的基本冲突呢？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分析一段不和谐的婚姻来认识冲突的结构呢？因为婚姻本身的不和谐，导致了婚姻生活中一切和孩子、亲友、财富、饮食等相关的问题都出现了不和与争吵，但从表面观察，这些不和与争吵之间并无瓜葛。
人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这一观点很久之前就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其在宗教和哲学中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明亮与阴暗的对立、上帝和魔鬼的对抗、善良和丑恶的对峙都是这一观点的主要表现。弗洛伊德不仅提出了这一观点，同时还提出了现代心理学中众多具有开创性的理论研究。他假定，人格中的基本冲突是人们冲动地满足欲望的本能驱力与家庭社会的不安环境之间存在的冲突，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假定。从幼年时期，不安的环境就已经成了人格中的一部分，之后，它总是表现出超我的形式，让人害怕。
这一假设十分正式，如果我们认真讨论，需要一一列举分析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这有些欠妥。因此，我们不需要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条件上花费大量时间，如果有精力，不妨直接探寻理论本身的意义，即便只是冒险。那么，看法只有一个：利己驱力和良知之间的对抗从根本上引发了各种冲突。我认为，这种对抗（或者在我看来与这种对抗等价的东西）在神经结构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大多数人对于我的这一观点都是认同的，只是在其基本属性上，我们产生了分歧。接下来，我会详细论述我的观点。在我看来，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冲突具有继发性，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会发生的。
我认为，由私欲和恐惧对峙引发的冲突与神经症患者严重的心理分裂状况之间没有关联，更别说具备摧毁一个人生活的能力了，也正是这一原因使我形成了不同于众人的自己的观点，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在之后的论述中，我会详细解释其余原因。根据弗洛伊德的假定，神经症患者如果不害怕，其精神状态是足够支撑他完成某一目标的，他具备这种能力，并且会为之努力奋斗。但我认为，神经症患者的全部心愿都是破碎的，且彼此处于对抗状态，他们不可能全心全意为某一个目标努力奋斗，所以才引发了冲突。患者的精神状况十分复杂，绝不像弗洛伊德的假定中描述的那么简单。
与弗洛伊德认为的基本冲突相比，我认为的基本冲突具有更强的破坏力。但是，在对解决问题可能性的看法上，我却比弗洛伊德乐观很多，我认为这并不难。弗洛伊德对此有些悲观，他认为从理论上讲，基本冲突是无解的，所以在普遍存在的基本冲突面前，我们只能选择向更好的方向调节或者是更理性地掌握自我。但是我认为，神经症患者表现出来的冲突是完全有可能解决的，即便是神经症的基本冲突也不例外，只是分析解决的过程并不容易，这要求患者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来承受这一艰难的过程，只要他愿意努力尝试，冲突一定可以迎刃而解。我和弗洛伊德的不同出发点，是我们得出不同结论的真正原因，这不是简单的乐观和悲观的差别。
弗洛伊德关于基本冲突的解答在哲学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即便我们忽略了他思想中的各种提示，只谈论他关于生存与死亡的本能理论，也可以将其视为人类的创设性能力和破坏性能力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并不认为这两种力量和冲突有关联，他对两者间的协调方式更感兴趣。例如，他认为虐待驱力和被虐待驱力的产生是性本能和摧毁性本能联合作用的结果。
想要把我的观点应用到研究冲突中，只能先引进道德观。这一点弗洛伊德和我的区别很大，他竭力创建的心理学和道德观的关系不大，在他看来，道德观和科学领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弗洛伊德的理论研究大都围绕着“忠诚于科学”的观点，所以他的理论及由理论展开的治疗办法都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不可否认，弗洛伊德在该领域中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他并不明白冲突是如何影响神经症的，所以他的努力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荣格也十分关注人类的冲突。根据每一个个体都有很多类型的矛盾，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某种元素存在，它的对立面就一定存在。外表柔弱的人，内心必定强硬；看似活泼的人，性格一定腼腆；看似将理性和思维作为行动准则的人，内心一定对感情极为重视。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荣格的观点，他认为冲突是神经症患者的根本特点，只是在荣格的思维中，冲突的两面是可以完美共存的，个体能够全部接受，所以他后来还说，所有的对立面都是互补存在的，一切冲突都不存在。荣格的“互补原则”认为，除非人们对某一方面极度重视，否则他不会走进困境，更不会发展成神经症患者。我承认，完整的人格中包含着一些对立互补的因素，但是，患者坚守这些因素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这些因素解决冲突，换句话说，这些因素是由神经症冲突导致的。例如，一个人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他只关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不愿和人交流，对他人的事情丝毫没有兴趣。如果我们将其当作正常，认为这种行为是由个体素质决定的，并在多年的阅历中得到了强化，那么，荣格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想要彻底治愈，我们需要按照以下方法治疗：首先告知患者，他有“外向”的一面，只是现在还没有表现出来。然后，将过度内向或者过度内向可能引发的危害性后果全部告诉患者，再鼓励他将外向和内向两种性格融合在一起，并运用到生活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患者逃避冲突是他的内向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神经症孤单表现）导致的，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劝他表现出外向，而是让他了解隐藏在外在内向背后的冲突。只有彻底解决这些冲突，患者才能够拥有完整的人格。
现在，我开始论述我的看法。我认为，当一个人面对他人感觉纠结的时候，就会产生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在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说说“化身博士”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对矛盾采取了戏剧化的处理方式：海德被塑造成了一个冷酷无情、凶狠暴力、自私自利的人，但同时他也富有激情、心思细腻、具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可以说，海德是特征鲜明的神经症分裂症状，当然，我并非在暗示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具有类似的症状，我只是想表明，从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中，我们能够看到根本性矛盾的存在。
患病的孩子在一个潜伏着敌意的世界中会感到孤立无援，这种感觉被我称为“基础焦虑”。只有理解了这一概念，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中会表现出根本矛盾。外部的复杂环境很可能是孩子不安的来源，例如：间接教育或者直接教育；冷漠；冲动的行为；对孩子的请求视而不见；父母在争吵中强迫孩子支持某一方；不公；轻视；谎言；孩子能够感受到敌意等。
家长应当注意，孩子能够意识到环境中存在虚假的善良，对此，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孩子可能会意识到父母的爱并不真实，可能会意识到父母做出的慈善行为不真实，他们的诚实和慷慨也都不真实。实际上，孩子只能确定这些行为中的一部分是不真实的，这大部分都是孩子潜意识的一种感觉，因为他们意识到父母的很多行为之间自相矛盾。那么，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对孩子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恐怕连精神分析师都无法快速解答，因为这些因素总是联合产生作用，且我们只能看到表现出来的一部分，一些隐藏起来的我们很难意识到。
这些情况让孩子感觉着急不安，感到烦闷，甚至会开始怀疑、恐惧。为了应对生活的环境，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他们开始采取毫无意识的方法应对生活，尝试多样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发展的不仅是应对生活的技能，也是某一面性格倾向，这最终成了他人格中的一部分。这些方向就是我常说的“神经症倾向”。
想要了解形成冲突的原因，我们只能普遍观察孩子在这些状况中可能做出的或者实际做出的行为，如果只是重点观察个体的倾向，这一研究不会有任何进展。我们目前还无法了解孩子具体的行为，但是我们却很清楚他们对外界环境的态度。一开始，我们观察到的孩子的态度可能比较复杂多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孩子的态度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孩子靠近他人、孩子抵触他人、孩子回避他人。
虽然孩子和他人的亲近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且有时会带有恐惧感，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希望得到他人的喜欢，希望为自己找到依靠，这是他们和别人安心相处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们愿意为之努力。当家庭内部发生争吵时，孩子会快速做出决定，支持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这样才能够马上找到归属感、安全感，不至于和以前一样孤独无助。
当孩子感觉到周围的环境中存在不安全因素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出对抗行动，这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其最终结果都是孩子开始抵触他人。他们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人的情感和目的有问题，却总是难以完全相信，所以他们会尽力反抗。他渴望成为更强的自己，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攻击他人、战胜他人。
当孩子认为自己很特殊，周围的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时候，就会开始回避他人，他只想独处，既不依赖他人，也不对抗他人。他会用书本、玩具、理想和大自然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独处。
孤独无助、敌对和孤单，是这三种态度中突出的三种倾向，其实都可以划分在焦虑的范围内。实际上，只要孩子表现出一种态度，这三种倾向的痕迹都会包含在其中，区别只是它们占有的比例。因此，即便是孩子自己也不可能只表现出这三种态度中的某一种。
接下来，我们直接说一说神经症的充分发展问题，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前面所说的内容。在很多成年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表现出上述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其实这时，其他的倾向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相信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例如，我们会发现，一个渴望寻找依靠的孤单的人，希望能够顺从他人，但我们在他的身上依然能够看到攻击性；一个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喜欢独处的人，也有顺从的一面；一个对世界充满敌对情绪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同样渴望友情。
那么，人们最终会怎样行动呢？这是由处于核心地位的倾向决定的，当我们面对他人的时候，这也会成为我们的第一反应，我们会首先采取这样的方式方法。一个孤单的人不知道怎样和他人相处，因此总是与他人保持着安全距离，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举动。此外，对患者而言，容易被其接受的倾向更容易占据核心地位。
当然，我并不是说那些没有占据核心地位的倾向不具备影响力。例如，一个看起来希望顺从和依赖他人的人，内心也会有控制欲，只是他的控制欲表现得不够直接、不够明显，那么，他究竟是想依赖他人还是想控制他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潜在的非主导倾向的影响力更大，很多案例都能够证明这一点。在这些案例中，主导倾向和非主导倾向经常会转换，这种转换在成年人和儿童中都可能发生。典型的人物有思特里克兰德，这是英国小说家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同理，女患者也经常出现这种状况：一个豪放不羁、雄心勃勃的假小子，一旦遇到了爱情，可能就会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转变成一个温柔贤惠的淑女；一个和众人都存在距离感的人，在经历了重大的灾难后，可能会变得十分黏人。
补充一点，以下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就需要用这些转变解释：成年之后的经历对我们到底有没有用呢？结束童年时代的我们，还有机会改变自我吗？大多数人对于神经症发展的看法并不完美，我们想要找到恰当的答案，只能从冲突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例如，以下状况就是常见的：如果幼年时期的孩子没有受到严格的教育，那么以后的人生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会对其性格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孩子在童年时期就循规蹈矩，那么无论他以后经历过什么，他的性格都很难改变。由于他的刻板，他无法接受新的事物，孤僻的性格也使他人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没有勇气靠近，或者因为依赖他人的思想早已成为了其思想的一部分，他很愿意接受他人的掌控。此外，他的传统思维也使得他难以接受新事物，他习惯采用传统思维看待问题，一旦遇到新的事物，这种倾向就会变得更加强烈。例如，一个具有攻击性的人，总是会习惯性地认为善意待他的人有些愚蠢或者心怀叵测。青春期和成年之后的经历对人的性格具有改变作用，但是其影响力很小，因此，一旦某位神经症患者在态度上和以前出现较大的差别，他就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他只能放弃占据核心地位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冲突一开始就存在，这种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从理论上讲，这三种倾向相互排斥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三种倾向中，可以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和谐共存。我们应该清楚，一个人完全可以在坚守原则的同时顾及他人的情感，即便拒绝社交也可以。某一倾向占据核心地位是因为人们期望在某一倾向上过度发展。
我们能够从神经症中找到很多证据，证明这些倾向是彼此排斥的。面对外界复杂的环境，神经症患者通常会强迫自己思考究竟应该顺从，还是对抗，或者逃避，他们总是忽视环境的影响，不知变通，有时甚至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导致自己害怕。因此，当三种倾向同时增强时，患者自身会陷入剧烈的冲突中。
各种各样的倾向会逐渐影响患者的完整人格，就像是恶性肿瘤细胞会逐渐影响身体的各个器官一样，简而言之，这些倾向的影响范围并不会局限在人际交往中，冲突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最终，这些倾向不仅会操纵患者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操纵患者和自身、患者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这是无法逃脱、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冲突引发的后果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爱与恨，依从与不屈，顺从和对立等，我们只有明确这些支配的全部性质，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只会误入歧途。例如，我们不能根据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对待某一问题的态度有区别（如对宗教和权力的不同观点），就认为它们是不一样的。虽然态度不同确实是两者的区别之一，但是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是两种对立的哲学，如果只简单强调态度的区别，很容易导致我们忽视其本质差别。
虽然一些冲突是在我们和他人的关系中产生的，但其最终作用的对象包括我们自身的人格。人际交往对个体至关重要，它可能会影响我们性格的形成、人生目标的设定和信念价值观点的形成。同样，这些与人际交往相关联的因素也会作用于我们的人际交往中，和人际交往彼此支撑、互相依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既然不能将神经症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和对待自己的态度区别对待，那很多神经症疗法刊物中的观点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和对待他人的态度，二者中必定有一种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中更关键。——原注）。
我认为基本冲突是神经症的核心，基本冲突是由矛盾的态度引发的。这里说是“核心”，是为了强调它是神经症的关键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同样也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部核心，该观点认为神经症的标志是人际交往杂乱，从广义的角度考虑，这是对我先前理论的扩充。至于其具体的含义，将会在后文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