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阿温道：“小兄弟，咱们真人面前不讲假话，你当初曾经说你也有点儿本领，小老看你不付账朝店小二那么凭空地画一个圈就走了，却不知道念的是什么咒语？咱们老少朋友一场，可否让小老学上一学？”
郑阿温原是个贪婪成性、见钱眼开、狗屁不如的混账小人，见了有白吃白喝可以不付钱的咒语如何肯放过？于是就死缠烂打，非要曾秋立说出来不可。
曾秋立被他磨不过，只好说：“说出来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法术。老先生若肯说出菩萨如何会赐药，小生就告诉老先生喝酒吃饭不用付钱的诀窍。”
郑阿温骨碌碌地转动他的那双小眼珠，考虑了半天，说：“小兄弟可不要说话不算话呀，若是我说了你不说呢？”
“若是小生有半句谎话，那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郑阿温见他发了毒誓，就嘻嘻一笑说：“说穿了也不值得一笑，小老制的观音的右手里灌进了磁铁。在制作药丸时，小老10颗中总有那么一颗、两颗搀上少许铁屑，所以嘛，一摆上去，自然而然，就会被吸住了。小兄弟，现在你可以将你的本事告诉小老了。”
曾秋立吁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说：“不瞒老先生说，小生的本事也是稀松平常，人人都会：我每次吃饭前总是先上店里走一趟，事先付足了银子，再给门口站的店小二一点小费。怎么样，不难吧？”
郑阿温情知上当，忙说：
“这……这……小兄弟这么用心良苦地探听小老的隐秘，这……这不是砸小老的饭碗。”
曾秋立道：“哪里的话？这样做正好是救了你。这样吧，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明天你在屋子门口贴一张告示，说这看病都是假的，然后将骗来的钱都去买了米，施舍给穷人；另一条，咱们现在去官府。这尊菩萨嘛，先保存在小生这里。”说着动手夺了他的施药观音。
郑阿温吓得脸都白了。他不敢去抢，怕闹黄了马上招来外人围观，好半天才战战兢兢地说：
“小兄弟饶过小老一命，若被官府拿了，小老怕吃不起一顿板子，明天……明天小老一定将照小兄弟说的办。”
第二天，曾秋立再上郑阿温家去时，只见他正咬牙切齿地给穷老百姓施米。曾秋立只是笑嘻嘻地站在一旁看着，并不作声。回去后，他将这尊观音砸了，免得以后再被人拿了去害人。
【真房主的辩词】
18世纪美国西部有个人新盖了一座房子。一天，一个过路的陌生人经过这儿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过路人走得筋疲力尽，就请求房主人让他住一晚上。房主人看到他赶路很辛苦的样子，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并给他收拾好床铺，请他吃了饭，让他在家里住下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过路人借口昨晚走得太累，身体很乏，要多住两天，房主人心善又答应了。
就这样断断续续住了40多天。过路人每天在房前屋后看来看去，暗暗地数清了房子有几根椽，地上铺了多少块砖，房顶上用了多少片瓦，甚至连梁是用什么木料做的，也观察得一清二楚。
过路人一直这么住着，不仅在房主人家里吃饭，而且吆来喝去让房主人干这干那。房主人有点烦了，便笑着问他什么时候上路，他反而一本正经地说：“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修的，你让我到哪儿去？”
房主人觉得很生气，让你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怎么房子就成你的了？于是，房主人气愤地说：“我好心待你，你不好好回报也就算了，还想霸占我的房子，天理何在？”
过路人看到房主人很恼火，却还是不紧不慢地一口咬定说这房子是他的。
两人争执不休，只好去找法官评理。
法官问他们事情是怎么一个经过。房主人说：“这房子是我新修的。他借住了40多天，他就说房子是他的。”过路人却说：“简直是一派胡言！我敢对天起誓，这房子是我千勤万苦亲手修的。要是这房子是他的，您问问他房子有几根椽，地上铺了几块砖，房顶上用了几块瓦。还有，大梁是用什么木料做的。看他自己说得清吗？”
房主人被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
法官问过路人：“这么说你很清楚？”
过路人得意洋洋地说：“这房子是我盖的，我自然知道得很清楚。”于是他丝毫不差地背出了平常特意记下的那些数字。
法官听过路人讲得非常准确，心中不禁有些疑惑。他想：平常人们盖房子，为的是能住上新房，决不会想到刻意去记这些复杂的数字。这些数字在平常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所以真正的房主人也未必说得清楚。只有想到要用这些数字的人，才会记得这么准确和熟练。看来这里面有问题！
法官仔细地想了一想，对过路人说：“你能记得这样详细，说明你平时很留心。我想问一下，那座房子的地基是用什么颜色的石头砌的？是青色还是红色？”
过路人只能看见露在地面上的东西，埋在地下的东西他哪里知道？听见法官问他，心里有些慌乱，但他装出平静的神态回答说：“地基是用青石砌的。”
房主人一听，插口说道：“不对，是用红石砌的。”
法官又问过路人：“告诉我，房柱子底下有什么东西？”
过路人心里开始发虚，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声音有点变调，轻轻地说：“柱子底下什么也没有。”
房主人却脱口而说：“因为房子东南低洼潮湿，所以修建的时候，我在那边柱子底下垫了方方正正四块石头。”
法官立即派人前去查验，果然像房主人所说，地基是用红石砌的，房子东南面的柱子底下垫了四块方石。
法官把房子判给了真正的房主人，又命手下人抽了过路人30鞭子，并判他如数付给房主人一个月的饭钱和住宿钱，为真房主讨回了一个公道。
【遗书上的字迹】
今天是井村侦探的助手石原从夏威夷度蜜月回来后的第一天。可他一上班，却显得愁云不展。
“新郎官，怎么了，”井村侦探一看助手一副苦恼的样子便上前问道。
“我岳父去世了。”石原悲伤地说道。
“什么？”井村不禁一惊，脑海立马浮现出婚礼上那个和蔼可亲、谈笑风生的老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到夏威夷后不久，就接到电话说岳父出了交通事故，并立马往回返，可当我们回来以后，岳父已经去世了。本来老人入土为安便没什么事了，谁知岳父留下了一份遗书说是‘生前多蒙哥哥的照顾，无以为报，故将遗产的一半赠送与他。唯恐儿女反对故立此遗言’。于是，伯父，也就是岳夫的哥哥与我们争执不休。
“那份遗书是你岳父的笔迹吗？”
“不知道，所以感到很难办。”
“为什么？”
“听说岳父因交通事故负了重伤后在医院的病床上卧床不起，这份遗书是仰面躺在床上用圆珠笔写的，所以上面的字迹就像蚯蚓一样七扭八歪的，无法用生前的笔迹相比较，也就无法判定遗书的真伪。”
“的确很难办啊。你岳父在写遗书时，都有什么人在场？”
“只有伯父一人，伯父说是岳父在他一人去探视时写的。”
“这么说没有证人。”
“是的，所以觉得非常可疑呀。”
井村侦探想了想，忽然问道：“那份遗书是用什么笔写的？”
“是最普通的圆珠笔，就是这种。”石原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黑色圆珠笔。
井村侦探右手拿着那支圆珠笔，左手拿着纸仰面朝上写了一阵子什么。然后把纸递给石原说：“遗书是伪造的，你看看这张纸就明白了。”
石原仔细地看了看那张纸，又仰面写了试试，顿时恍然大悟，他兴奋地说道：“我明白了，如果是仰面朝上用圆珠笔写字的话，在纸上没写几个字，圆珠笔就不出油了，所以说遗书肯定是伪造的。”
【空屋】
1894年，发生在伦敦的一件案子引起了全伦敦人的注意，令人敬佩的罗诺德·阿德尔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案子发生的时候正值春季，上流社会也为之震惊。大家对警方调查公布的详细案情都知道了，但事实上，有很多细节被删掉了。理由是起诉理由十分充足，没有公开全部证据的必要。直到现在，十年快过去了，我才有了一个机会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短缺的环节。这是个耐人寻味的案子，但是这个案子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比故事的趣味性更重要。我一生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冒险事件，这个案子的结局最让我震惊和诧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一想起它来就感到毛骨悚然，并且重新体验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那种心情像潮水一样涌向我，完全把我的神志淹没了。让我向那些读者大众说一句话，我知道他们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我要说的是：不要怪我没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假如不是他曾亲自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首要义务。就在上个月3号这项禁令被取消了。
我对刑事案发生浓厚兴趣是因为我和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就在他失踪以后，那些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仔细细读过，从无遗漏。为了个人兴趣，我不止一次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尽管不是很成功，可是，所有的疑案都没有像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吸引我。当我根据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的罪时，我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敢肯定，在这件怪事中，有几点一定会非常吸引他。作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凭他训练有素的观察能力和敏捷的头脑，绝对能够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而且能够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天巡回出访，脑子里总想着这件案子，却总找不出一个自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宁愿冒着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重述一遍在审决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
罗诺德·阿德尔是贵族后裔，他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和儿子阿德尔还有女儿希尔达一块住在公园路427号。阿德尔经常在上流社会出入，就人们所知的，他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曾经同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伍德利小姐有过婚约，但就在几个月前，经双方同意，他们解除了婚约之后也并没有看出阿德尔有多少留恋之情，他把自己的时间都消费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这个圈子里充满了保守的气氛，他选择这样的生活，与他天性冷漠，习惯于无变化的生活有极大关系。但是，1894年3月30日夜里10点20分，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受到死神突如其来的拜访。
罗诺德·阿德尔酷爱打纸牌，他一打起牌来，就停不住，但是一般下的赌注，从来不会很大，否则有损他的贵族身份。他有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证。就在他被害的那天晚饭后，他还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那天下午他也那么打过牌，那天同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可以证明他们那天玩的是惠斯特，那天他们每人的牌好坏都差不多，阿德尔那天牌运稍差，大概输了有五镑，但不会更多，他继承了一笔十分可观的财产，所以这样的输赢对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差不多每天都在打牌，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是在那个俱乐部，他打得非常小心谨慎，而且经常是不赢他就不会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有一条，就在几个礼拜以前，他和莫兰上校对家，一口气赢了可德菲·米尔纳和马尔莫洛勋爵大概有四百二十镑之多。在调查报告中有关他的近况也就这些。
被害那天晚上，他离开俱乐部回到家中之时是夜晚整10点钟，他母亲和妹妹都不在家，大概她们都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说，看见他进入二楼的前厅——就是他常当作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女仆说她事先已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有烟冒出来，她就把窗户打开了。直到11点20分的时候，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之前，院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梅鲁斯夫人回来后，想进她儿子屋中道声晚安，她发现房门已经锁上了。母亲在外边无论怎么叫喊、敲门都不见有回答。情急之下，母亲叫人把门撞开了，只见这个可怜的青年躺在桌子旁边，脑袋已经被击碎，是一颗左轮手枪子弹。他死的模样非常可怕，但是在屋中看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有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被码成了十小堆，数目多少不等。另外还有张纸条，上面记着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这个可以推测出在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在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得案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第一，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所以很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了。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大概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但从花丛和地面来看，似乎并没有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道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所以，很明显的一点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了。如果是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造成如此的致命伤，此人必定是一个出色的射击手。另外就是，公园路是一条繁荣的大道，行人车马川流不息，距这些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一个马车站。这儿已经出了人命，还有这样一颗像所有铅头子弹一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在当时居然没有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所有这些情况，由于寻不出任何动机而变得那么复杂，因此，正如我在前面所提过的，没有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