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而且是在12日22日，也就是五天前。一个叫约翰·霍纳的管道工被起诉，说他从伯爵夫人的珠宝箱里偷走了这颗宝石。因为有人作证，这个案子很快就到法庭审理了。我想，我应该有关于这事的报道。”他在那堆报纸中翻找着，最后终于找到一张，把它压平，对折起来，他拿起念道：“世界宾馆”宝石盗窃案。约翰·霍纳，现年26岁，管道工，因本月22日盗窃莫夫伯爵夫人一贵重蓝宝石而被起诉。宾馆领班詹姆斯·赖德证明说，案发当天，他曾带约翰·霍纳到楼上莫夫伯爵夫人的化妆室去焊接有些松动的壁炉栅栏。他再次进入化妆室时，他发现霍纳已经离开，而梳妆台已被撬开，台上有一个空空的摩洛哥首饰盒。他后来才知道伯爵夫人的宝石一直是放在里头的。赖德立刻报了案，霍纳当晚被捕，但未发现其身上和家中藏有宝石。伯爵夫人的女仆凯瑟琳证明她曾听到赖德发现梳妆台被撬时发出的惊叫，并说她跑进房间，看见的现场和证人说的一样。警察局二队巡官布拉兹特里特证明说，霍纳归案前拒捕过，并竭力申辩自己是无辜的。但有人指证他有偷窃前科，因而情况对该犯极为不利。地方法官为谨慎行事，已将此案交巡回审判庭处理。霍纳在审理过程中紧张异常，宣布判决时昏了过去，最后被抬出法庭。“哼，警察局和法院就提供了这点情况，”福尔摩斯把报纸甩到一旁，若有所思地说，“那头是首饰盒失窃，这头是托腾汉姆法院路捡到的肥鹅肚里发现了宝石。我们得把连在这两头中间的事情经过给弄清楚。华生，你知道了吗，我们原先的推理突然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复杂的问题了。这就是那颗被盗的宝石，它是从鹅肚子里找到的，鹅是亨利·贝克先生的，也就是这顶破帽的主人的。不知他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得把这位先生找到，找他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所有晚报上登一则启事了。要是这招不灵，就只好再另想办法了。
“启事上写些什么呢？”
“把笔给我，还有纸。就这么写：‘本人于古基街拐角处给拾到白鹅一只，黑毡一顶。请亨利·贝克先生于今晚六时到贝克街认领。’够简明扼要的吧。”
“是的，可他能看到吗？”
“当然。他肯定会留意报纸的，对一个穷人来说，这损失太惨重了。虽然他砸了玻璃，闯了祸，让彼得森给吓得不顾一切地跑了，但事后他肯定会为丢了那只鹅而非常懊恼。还有，报纸把他的名字登了出来，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提醒他去看报的，所以他一定能看到。彼得森，给你，你赶紧把这个启事送到报社去，一定得登在今天的晚报上。”
“哪家报社，先生？”
“嗯，《环球》、《明星报》、《蓓尔美尔报》、《圣詹姆斯报》、《新闻晚报》随便哪家都行。”
“好的。先生。那宝石呢？”
“哦，宝石先放我这儿。谢谢你了，彼得森，另外，你回来的时候买只鹅带到我这儿来，我得弄只鹅给那位先生以顶替你家正吃着的那只。”
彼得森走后，福尔摩斯拿起宝石，对着光仔细地看着，“真是举世无双啊！”他说，“它多晶莹剔透！当然，它也是罪恶的根源。每颗珍贵的宝石都是魔鬼的诱饵。多棱体的每一面都可能沾着罪恶的血腥。这颗宝石是二十年前在中国的厦门发现的，它非常的奇妙，它虽然有红宝石的一切特性，但它却不是红色，而是蓝色的。虽然问世不久，但已经沾染了不少罪恶，为了得到这颗四十克拉重的宝石，已经发生了两起谋杀案，一起毁容案，一起自杀案，另外还有几起抢劫案。谁会想到，这么一个小玩意儿竟然成了绞刑架和监狱的供应商呢！我得把它锁到保险柜里，然后给伯爵夫人写封信，告诉她宝石已经找到了。”
“你认为霍纳是清白的吗？”
“我现在还不能肯定。”
“那你是否认为别的人，比如说亨利·贝克和宝石有牵连呢？”
“我认为亨利·贝克也有可能是清白的。他没想到手里的鹅会价值连城，即使是纯金的鹅也比不上。只要我的启事有了作用，我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了。”
“在那之前就什么也不做吗？”
“什么也不做。”
“既然这样，那我就忙我的活去了。不过我今晚六点会回来的，我很想看看这桩毫无头绪的事情最后是怎么了结的。”
“我很高兴你来。我晚上七点开饭，餐桌上会有只山鹬。对了，因为今天的事情，我得叫哈德森太太好好检查一下山鹬的嗉子，看里面有没有宝石一类的东西。”
我被一个病人耽误了些时间，等我回到贝克街时已经六点半了。我走上楼，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正站在门外，从扇形窗户透出来的光正好照在他头上。他身穿带有苏格兰小帽的上衣，纽扣扣得紧紧的。我到门口时，门开了，我和他一起走进了福尔摩斯的房间。
“我想您就是亨利·贝克先生吧，”福尔摩斯说着，站了起来，一副对客人表示欢迎的平易、和蔼的样子，“请坐靠壁炉的那张椅子吧，贝克先生。今晚真冷啊，我想你的血液循环在夏天会好一些。这是您的帽子吧，贝克先生？”
“是的，先生，是我的帽子。”
他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头大，脸宽，灰白的山羊胡，鼻子和脸颊微微泛红，手伸出时微微颤抖，完全和福尔摩斯的推断相符合。他扣得严严的大衣的领子竖立着，袖口露出一双细细的手腕。他谈吐谨慎，一副落魄文人的样子。
“东西我们留好几天了，”福尔摩斯说，“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你会登遗失启事呢！你为什么不登启事呢？”
“我的腰包不像几年前那么满了，”我们的客人尴尬地笑了笑后说，“我以为我的鹅和帽子被那伙流氓拿走了呢，我根本没想过还能找回，所以也懒得花钱登启事。”
“原来这样。哦，对了，鹅已经被我们吃了。”
“吃了？”客人激动地坐直了身子。
“是啊，要不吃，放到这个时候，准会坏的。不过，我想餐柜上的这只也能满足您的需要吧，重量和您那只差不多，挺新鲜的。”
“能，当然能。”贝克先生长舒了一口气。
“当然，您那只鹅的羽毛、爪子和内脏等东西我们还留着，你是否要——”
那人大笑起来。“除了当我那次历险的见证，”他说，“我看它们没什么别的用处了。所以，如果您同意，先生。我只想带上餐柜上的那只肥鹅。”
福尔摩斯飞快地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微微耸了耸肩。
“那好吧，这是您的帽子，那是您的鹅。”他说，“顺便问一下，您的鹅是从哪儿买的？我对家禽的饲养很有兴趣，而这么肥的鹅很少吧。”
贝克先生把鹅夹在腋下，说：“我和几个人经常光顾阿尔法餐馆——博物馆附近那家。要知道，我们的白天是在博物馆度过的。今年，我们好心的店主，他叫温迪盖特，办了个俱乐部，会员每周交几个便士，到圣诞节，每人都能拿到一只鹅。我每次都按时付了钱，后来的事您都知道了。先生，我真得谢谢您。”他给我们一本正经地鞠了躬，神情滑稽自负，然后大步流星地走了。
“亨利·贝克没事了。”福尔摩斯把门关上后说，“他与这事无关。你饿了吧，华生？”
“不是很饿。”
“那我们把正规的晚饭改成吃便餐吧，然后趁热打铁，沿这条线索追踪下来。”
“行。”
那天晚上，寒风侵骨。我们穿上长大衣，围好围巾，出发了。晴朗的夜空有几颗星星冷冷地闪烁着；路上行人呼出的气凝成白雾，就好像开枪后飘散的烟雾一样。我们大踏步穿过医生住区，威姆波尔街、哈雷街、格莫街、牛津大街。十五分钟后，我们赶到了博物馆附近的阿尔法餐馆。这是在霍尔波恩街拐角的一家小酒馆。福尔摩斯推开门走了进去，向红光满面，围着白围裙的店老板要了两杯啤酒。
“您的啤酒肯定和您的鹅一样好。”他说。
“我的鹅？”店老板有些惊讶。
“是啊，半小时前亨利·贝克先生跟我说的，他是你的肥鹅俱乐部会员。”
“哦，我明白了！但是，先生，它们可不是我们的鹅。”
“是吗？那是谁的？”
“我是在科温特花园市场的一个推销员手上买来的。”
“推销员？我认识几个，请问他是谁？”
“布瑞金利基。”
“布瑞金利基？我不认识。好啦，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再见。”
“现在立即找布瑞金利基，”袭人的寒风中，他边扣扣子边说，“要记住，虽然我们这头仅仅是一只鹅这样的小事，但另一头却关系着一个人是否蹲五年牢的大事。只有我们证实他清白无辜了，他才有可能得到自由。当然，我们的调查也可能最终证实他确实有罪。但不管怎样，既然我们碰巧得到一条警方错过了的好线索，就得把它一查到底。朝南走，快！”我们穿过霍尔波恩街，沿因得尔街直往前走，穿过七弯八拐的贫民区后进入了科温特花园市场。市场内一个最大的摊档上方写着布瑞金利基的名字。我们进去时，看见瘦长脸、络腮胡的店老板正和伙计们收拾摊子。
“晚上好！今晚真冷啊！”
店老板点了点头，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
“看来鹅全卖完了。”福尔摩斯看了看大理石柜台后说。
“明早就可以给你五百只。”
“那太晚了。”
“哦，那家亮煤气灯的摊档上还有几只。”
“可别人是介绍我到你这儿买。”
“谁介绍的？”
“阿尔法餐馆的老板。”
“哦，他呀，我给他送过两打。”
“很肥的两打。告诉我，你是从哪儿进的货？”
这句话一下子惹恼了店主。
“得了吧，先生，”他脖子一歪，双手叉腰，“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已经直说了，我不过想问一下，你卖给阿尔法餐馆的那些鹅是从哪儿进的货？”
“就问这个吗？我就不告诉你，怎样？”
“不怎样，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为这种小事发这么大的火？”
“发火？你要像我一样被人纠缠着，你也会发火的。我买鹅是我自己的事，凭什么别人老来问？！一会儿是‘那些鹅在哪儿？’啦，一会儿又‘你卖给谁了？’啦，一会儿又是‘要以怎样的代价才能换回这些鹅？’这么唠唠叨叨地问个不停，好像世界上没别的鹅了。”
“对不起，我和问这些话的人毫不相干，”福尔摩斯一点都不生气，“既然你不肯说，那我也不问了。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我赌5英镑，赌我吃的那只鹅是在农村养的。”
“嘿嘿，你输定了。那是城里养大的鹅。”店老板说。
“不可能的。”
“我说是就是。”
“我不信。”
“别以为你对家禽比我在行。我还是伙计的时候就和家禽打交道了。老实告诉你，卖给阿尔法的那些鹅，全是在城里养大的。”
“我还是不信。”
“你真要打赌？”
“我想从你这弄点钱，我相信我是对的。我情愿赌一个金镑，好好教训你一下，以后别那么固执。”
店老板笑了，“比尔，给我把帐本拿来。”他喊道。
小伙计把一个薄薄的小帐本和一个大大的、封皮全是油迹的大帐本拿来了，翻开后摆在油灯下面。
“好啦，固执的先生，”店老板说，“我赢定你了。看见小帐本了吗？”
“怎么了？”
“这是我的进货清单。看见了吗？喏，这一页记的全是乡下人，名字后面的数字是它们记在总帐上的序号。再看看另外这页，看见红墨水写的字吗？这是我在城里的供应商名单。你给我念念第三个名字。”
“欧可夏特太太，普里克斯敦路117号——249。”福尔摩斯念道。
“好啦，现在到总帐后查相应的那一页吧。”
“福尔摩斯翻到了相应的那一页，“在这儿，欧可夏特太太，普里克斯敦路117号，家禽供应商。”
“再看最后一项记的是什么？”
“12月22日，24只鹅，每只7先令6便士。”
“好了，那下面一行呢？”
“转卖给阿尔法的温迪盖特，每只12先令。”
“你现在信了吗？”
福尔摩斯很气恼地掏出一个金镑往柜台上一扔后，转身就走。没走多远，他在路灯灯柱下停了下来，以他独有的方式无声地笑着。
“你以后要是遇到不肯把事情真相告诉你的人，就和他打个赌，他准会把你想知道的东西泄露出来的。”他说，“我敢说，刚才我给他一百镑，他也不一定会把这么完整的信息给我。华生，我想我们的调查接近尾声了。我们是连夜赶到欧可夏特太太那里去呢，还是明天再去？从店老板刚才所说的话来看，显然，除了我们，还有人对这件事很着急，我该——”
从我们刚离开的那个摊子传来的一阵吵闹声把福尔摩斯的话打断了。我们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在昏黄色的吊灯灯光里站着；而那个店老板在柜台口堵着，气势汹汹地向那个缩头缩脑的男人举起拳头。
“你和你的鹅让我烦透了！”他大声吼道，“你见鬼去吧！要再胡说八道，我就把狗放出来！你把欧可夏特太太找来吧，我跟她说！我的鹅是她卖给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其中有一只是我的。”那小矮个男人快要哭了。
“那你找欧可夏特太太要去！”
“可她让我来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