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出了这个结论后，接着去做的事情是查清犯罪经过，看看它们能给我多少帮助。我同警官一块去了那座房子。看到了我所要见到的情况。我敢肯定，死者身上的伤口是被左轮手枪在四码开外处射中的，因为死者的衣服上并没有火药的痕迹。这样一来，亚力克·坎宁罕所说的什么凶手在同仆人搏斗中开了枪等等显然是说谎。另外，在凶手是从哪儿逃到大路上去的这件事上，父子俩的说法也很不一致。很巧，这个地方有一条宽沟，沟底很潮湿，可是在沟的附近并没有发现什么脚印，因此我绝对相信坎宁罕父子又一次地说了谎话，至于现场根本就没有生人来过。
“现在，我就只剩下考虑他们的犯罪动机了。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必须先搞清楚在阿克顿先生家所发生的第一起盗窃案的起因。从上校口中得知，阿克顿先生，你同坎宁罕父子正打着一场官司。于是，我马上就会想到，他们闯进你的书房的目的，就是想偷取对你们的官司极其重要的文件。”
“说得很对，”阿克顿先生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我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得到他们目前财产的一半。若是他们找到了那份证据，他们就会胜诉。但幸运的是，那份文件放进了我律师的保险箱里。”
“你们觉得怎么样，”福尔摩斯笑着说，“这是一次危险而鲁莽的尝试，我觉得这似乎是年轻的亚力克干的。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干脆见到什么拿什么，故意造成一种假象来蒙骗大家，让我们认为那只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显然，这一点很清楚，但仍然有许多地方含糊不清。首先，我必须先找到那半张被撕走的纸条。我相信是亚历克从死者手中扯去的，也确信他一定是放进了睡衣的口袋里。不然，他会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呢？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是否还在睡衣口袋里。这是很值得下一番功夫去寻找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一块到他们家里去了。
“你们可能还记得，坎宁罕父子在厨房门口见到我们。这时，最重要的是不能向他们提起这张纸条的事。否则，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毁掉那一份重要证据。就在警官要对我们把这张纸条说出来的时候，我装作突然患病倒在地上，才把话题岔开。”
“我的天呀！”上校大笑道，“原来是这样，你突然发病原来是装出来的，害得我们担惊害怕。”
“从职业的观点来讲，这一手干得太漂亮了！”我大声说道，惊奇地看着我身边这位经常用变幻不定的手段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的人。
“这是一门经常用得着的艺术，”他说，“我醒来后，又略使小计，让老坎宁罕写下了‘twelve’这个词，用来和那张纸条上的‘twelve’进行比较。”
“唉，我真是傻透了！”我嚷嚷道。
“我知道，你当时对我的身体很是关心，”福尔摩斯笑着说，“你当时特别着急，为这我心里感到过意不去。后来我们一块上了楼。我走进那个房间，见那件睡衣挂在门后，于是，我就故意碰翻桌子，转移他们的视线，然后溜回去翻找睡衣的口袋。果真，那张纸就在一件睡衣的口袋里。我刚刚拿到那张纸，坎宁罕父子俩突然进来扑到我身上。我相信，若不是你们及时赶来救我，我可能当场就被他们弄死了。真的，那个年轻人的手已经卡住了我的喉咙，他的父亲拧着我的手腕，要从我的手中将那纸条夺回去。你们看，他们感觉到我已经知道了一切，原来万无一失的感觉变成了极度的绝望，结果他们只好做最后的挣扎了。
“后来，我同老坎宁罕谈了几句，问他犯罪的动机是什么。他挺老实，他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个十足的坏蛋，若是他拿到了那把手枪的话，他就一定会杀死一个人，别人或自己。老坎宁罕感觉到案情对他很不利，把一切都坦白交待了。原来，那天晚上坎宁罕父子俩闯进阿克顿先生家时，威廉悄悄地跟在他两个主人的后面，威廉就这样掌握了他们的秘密，后来威胁要控告他们，进行敲诈。然而，对亚力克这样险恶的人物玩这一套把戏，威廉不知天高地厚。亚力克天才地看出来，震惊当地的盗窃案正是清除一个他所害怕的人的好机会。于是，他们把威廉诱骗了出来，杀害了他。只要他们把那纸条完整地搞到手，并且对他们做案的细节稍加注意就完全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
“可是，那张纸条呢？”我问。
歇洛克·福尔摩斯把这张撕走的纸条放在我们的面前。
（如果你十二点三刻到东门口，你将知道一件极为意外、并且对你和安尼·莫里森都有极大好处的事情。但千万别向别人提起这事。）
“这正是我所要找到的东西。”福尔摩斯说，“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亚力克·坎宁罕，威廉·柯万和安尼·莫里森到底有什么关系。但从事件的结局可以看出，这是个安排得很巧妙的圈套。我相信，当你们发现字母‘p’和字母‘g’的尾端都具有相同的特点时，你们一定会感到高兴的。那个老人写‘i’时，不点上面的那一点，这是很特别的。华生，我看我们在乡间的休养已收到很好的效果，明天我们回到贝克街时一定会精力旺盛的。”
【住院的病人】
我大致翻了翻我记录下来的一连串内容不连贯的回忆录，想找个能体现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非凡智力的例子，但总是找不到一个特别恰当的。因为，一方面，很多案子的侦破，是福尔摩斯巧妙运用他的分析推理法和他独特的调查研究法的结果，但案子本身却往往是平淡无奇、微不足道、没有介绍的价值的；另一方面，也有这种情况，虽然有些曲折离奇的案子他参与了调查，但他在调查过程中起的作用又不是令我极为满意。我曾写过一个叫《血字研究》的案子，后来又写了一个关于“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船失事案，这些都是能让历史学家永远感到惊奇的惊险案例。现在我要讲述的案子，虽然我的朋友在其侦破中没起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它的案情却是古怪离奇的，不应该把它漏掉不说。
那是七月里的一个闷热的阴雨天，我们把窗帘放下了一半，福尔摩斯蜷卧在沙发上，反复地看着早上来的一封信。因为我在印度服过兵役，养成了一种怕冷不怕热的习惯，尽管温度计显示气温有华氏九十度，但我没感觉到有什么难过。不过当天的报纸很乏味，议会休会了，好多人都避暑去了。我也希望能离开伦敦，到森林或到南边海域铺满卵石的沙滩上去游玩，但因为手头一直很紧，我不得不把假期往后推迟。而对福尔摩斯来说，乡下或海滨他都不感兴趣。他只喜欢呆在这个五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对城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案子的每一个小小的传闻或猜疑都特别关心。而对大自然，他却毫无兴趣——除非他要到野外去抓罪犯。
看到福尔摩斯正全神贯注地思考，顾不上说话，我便把那枯燥无味的报纸扔到一旁，靠在椅子上，也陷入了沉思。忽然，福尔摩斯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想得不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用这种方法解决争端，确实很荒唐。”
“太荒唐了！”我大声叫道，猛然惊讶起来，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我坐正身子，疑惑不解地望着他。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福尔摩斯？”我喊道，“这太让我吃惊了。”
福尔摩斯见我这么迷惑不解，不由放声大笑起来。
“你还记得吗？”他说道，“不久前，我曾为你读过一段爱伦·坡写的故事，他在那个故事中提到了一个善于推理的人，他能够洞察他同伴心里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当时你还认为这纯属作者巧妙的虚构。我说我也能看透别人的心思时，你还怀疑呢。”
“我没说过不相信你呀！”
“你只是没说出来而已，我亲爱的华生。但这一切全通过你的眉宇表露出来了。因此，当我看到你把报纸扔到一边，沉思起来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有机会推测你在想什么了。为了证实我有没有猜中你的想法，就把你的思路给打断了。”
我对他的解释还是不满意。
“在你给我读的故事里，”我说道，“那人推理都是根据观察对象的动作去推理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人在被石头绊了一下之后，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此外还有别的什么动作，但我却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的，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你自己没发觉而已。人的五官是表达感情的工具，你的五官自然也不例外。”
“你是说，你是从我的五官看出我的心思的？”
“对，从你的五官，特别是你的眼睛。也许你自己都不记得你是怎样陷入沉思的了。”
“是的，我忘了。”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你扔报纸的动作，你扔掉报纸后，茫然地坐了有半分钟的样子。后来，你紧盯着那张新配了镜框的戈登将军画像看，我从你脸部表情的变化中看出你已经在思考了，不过你想得不是很投入。接着，你又把目光转移到那张放在你书架上的没装裱的亨利·瓦德·比彻的画像上。然后你又看了下墙壁，你的意思很明显，你是在想，要是这张画像也配上镜框，那就正好在墙上的那个空处挂上，和戈登并排挂在一起。”
“你果真把我的心思给看穿了！”我惊叫道。
“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看走眼过呢——随后，你的思绪又回到了比彻身上，你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画像，好像要从他的相貌琢磨出什么似的。后来，你的眉头舒展了，可还是继续凝视着比彻，你的脸上显出沉思的样子，可见你是在追忆他的经历。我想你一定是想起了他在内战期间代表北方所担当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曾对他的不公平的遭遇表示愤慨，你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所以我知道你盯着比彻时肯定想到了这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你的目光移开了画像，我想你又在想内战的事了。当你双唇紧闭，双目炯炯有神，双拳紧握，我想你肯定正好想象到敌对双方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奋勇拼杀的场面。可这时，你的脸色又渐渐阴了下来，你摇了摇头，显然你是想到了战争的残酷、可怕，以及无辜死伤了的人们。你的一只手慢慢移到了你的旧伤疤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知道，你当时是在想用战争去解决国际争端是多么的荒唐可笑。我也认为这很荒唐可笑——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推论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我说道，“不过，虽然你已经解释得一清二楚了，但我仍然对此感到很惊讶。”
“这其实很简单，华生，老实说吧，要不是你那天有所怀疑，我是不会打断你的思绪的。你看，今晚有些风，我们一块到街上去散散步怎样？”
我早就在这小屋里呆腻了，于是立刻高兴地同意了他的提议。我们到舰队大街和河滨大道逛了三个小时，欣赏着芸芸众生潮汐般千变万化的生活场景。福尔摩斯的独到见解和他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以及他巧妙的推理能力，都让我很感兴趣。我们返回贝克街时，已经是十点钟了。有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停在我们的寓所门前。
“哈！我看这是一位医生的马车，一位很普通的医生！”福尔摩斯说道，“他刚开业不久，不过他的生意倒蛮不错。我想，他是来找我们帮忙的，我们回来得真是时候！”
由于我熟悉福尔摩斯的观察方法，所以能跟上他的思路。马车里面的灯下挂着一只柳条篮子，篮里面装有各式医疗器械。我知道福尔摩斯正是根据这些医疗器械的种类和新旧程度作出判断的。楼上我们的窗户里亮着灯，这说明这位医生确实是来找我们的。我暗暗有些奇怪：是什么事使得我这位同行这个时候还来找我们呢？于是我紧跟着福尔摩斯走进屋里。
一个脸色苍白、面颊尖瘦、长着土黄色络腮胡子的人见我们回来了，立刻就从壁炉旁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年龄顶多四十岁，但他面容憔悴、气色很差。生活差不多耗尽了他的精力，赶走了他的青春。他举止羞怯腼腆，像一位敏感的绅士。他站起来时，扶在壁炉台的那只白皙纤长的手却不像是一个外科医生的手，倒像是艺术家的。他的衣着质地朴素，颜色暗淡——黑色的礼服大衣，一条深色的裤子和颜色不怎么鲜艳的领带。
“晚上好，医生，”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我很高兴我们没让你久等。”
“你问过我的车夫了吗？”
“没有，我是从桌上点着的蜡烛看出来的——你请坐吧——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是珀西·特里维利医生，”我们的客人自我介绍道，“我住布鲁克街403号。”
“噢，你就是《原因不明的神经损伤》这篇论文的作者吧？”我问道。
他听我说起他的论文，高兴得脸都红了。
“我很少听到别人谈论这部著作，出版商说这本书销路不好，我还以为没人知道它呢。”客人稍停了一会儿问道：“我想，你也是医生吧？”
“我是个退了役的外科军医。”
“我对神经病学很感兴趣，我希望能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不过，一个人先得解决他的生存问题。当然，这是题外话。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时间很宝贵，但在布鲁克街我的寓所里，最近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今晚，事情更严重了，我觉得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所以赶来请你帮忙出出主意。”
歇洛克·福尔摩斯坐了下来，点燃了烟斗。
“你来请我帮忙，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福尔摩斯说，“请你详详细细地把那些让你感到不安的事情说给我听。”
“其中有那么一些事情是不值得说的，”特里维利说道，“一提起这些事我就惭愧。不过，这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莫名其妙，而且它最近变得更复杂起来，我只好把事情都说出来，让你给我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