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让你去把别人搞得身败名裂，也不会再让你拆散别的幸福的家庭。我要干掉你这条毒蛇，你这恶棍、流氓、狗，吃我一枪，一枪，再一枪！”
她手里拿着只小手枪，发着寒光，复仇的子弹一颗又一颗射进米尔沃顿的胸口，枪口离胸口很近，只有两英尺。他向后倒去，手里还紧紧抓着文件。他摇摇晃晃，试图站起来，但是他又中了一枪，这次他彻底倒了下去。我听见他喊了一句“你打死我了。”然后就没动静了。这个妇女看看他，在他脸上狠劲踹了几脚，直到确认他真的死了。这位妇女——正义的复仇者，这才转身离开。
当时我们干涉的话，也救不了他。当这位妇女向米尔沃顿开枪时，我想冲出去，但福尔摩斯拽住了我的手。我明白福尔摩斯的意思：这事与我们无关，正义战胜了邪恶，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和责任。那位妇女前脚刚离开书房，福尔摩斯后脚就迈到另一扇门前，并转动了一下门锁的钥匙。这时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和嘈杂的说话声，看来，房里的人全被惊醒了。福尔摩斯沉着地走向保险柜，双手把一捆捆信件扔进了壁炉，直到扔完为止。这时有人敲门并转动把手。福尔摩斯迅速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那封预告米尔沃顿死期的信，还在桌子上并沾满了血迹。福尔摩斯把它也扔进了壁炉。他拔出通向外面那扇门的钥匙，我们跑了出去，在外面又把门闩住。他说：“从这边走，我们翻墙离开。”
我回头一看，这栋大房子灯光通明，前门开着，花园里闹哄哄的，一个个人影正沿着小道追去。警报传得如此之快，出乎我的意料。当我们走到阳台时有个人发现了我们，边喊边追过来。福尔摩斯对这儿很熟，我跟着他飞快穿过树林，追我们的人也是气喘吁吁。一座六英尺高的墙挡住了我们的路，福尔摩斯一下就翻过去。当我翻的时候，我的脚被人抓住了，我顺势踹了他一脚，翻过墙头后，脸朝下摔在树丛中，福尔摩斯把我扶起来，然后我们一起飞速地穿过韩姆斯德荒地。
我们一口气跑出足有两英里，直到听见后面没有追逐者的脚步声了，这才放下心来，我们安全了。
我已经把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伟大事件记录下来。第二天上午，我们吃完早饭后正在抽烟，这时仆人把满面严肃的伦敦警察厅的雷斯垂德探长领了进来。
“早上好，福尔摩斯先生，请问，你现在有空吗？”他问道。
“就是再忙也得接待你呀。”
“如果您有空的话，我想请您帮助我们调查一个非常奇特的案子，时间是昨天晚上，地点是韩姆斯德区。”
福尔摩斯说：“啊！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子？”
“谋杀——一起让人吃惊的谋杀案。你一向热衷于对这类案件的侦破，怎么样，去阿倍尔多塔帮帮忙吧。说句实话，这个米尔沃顿确实是个恶棍，我们监视他有一段日子了。还了解他用高价收买一些信件，来进行敲诈。凶手没有拿走一点值钱的东西，只是烧了一些信件，由此推断，凶手可能是有地位的人。他们的目的只是防止那些信件对无辜的人造成伤害。”
“他们？做案的不止一个？”福尔摩斯问。
“是的，罪犯有两个，其中一个差点被当场捕获。我们采集了他们的脚印，向目击者了解了他们的长相，我们一定能抓住他们。第一个人身手敏捷跑得很快，第二个人被花匠抓住后，经过一番厮打后也逃跑了，这个人身体强壮，中等身材，方下巴，粗脖子，有络腮胡，还带着黑色面具。”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描述得不够细致，你不会认为华生是凶手吧。”
雷斯垂德用一种玩笑的口吻说：“我确实在描述华生。”
福尔摩斯说：“雷斯垂德，恐怕我爱莫能助，在我眼里，米尔沃顿是个最最危险的恶棍。他钻了法律的空子，使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复仇是在所难免的。不要再浪费口舌了，我十分同情那些可怜的女人，而米尔沃顿是死有余辜。这是我不协助侦破案件的原因。”
福尔摩斯好像忘记了那起他曾亲眼目睹的杀人案件，一上午只字未提。我看见他在那儿发呆，仿佛在努力回想着什么事。我们正在吃午饭时，他突然站起来对我大声说：“天啊！华生，我终于想起来了，快戴上帽子和我一起去！”我们跑出贝克街，到了牛津街。接着又往前走，快到摄政街广场时，我看见路左边的商店橱窗里，挂满了社会名流和美女的大幅照片。福尔摩斯紧盯着其中的一张，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一位身着盛装的、庄严的皇家女子头戴高高的镶钻石的冕状头饰。我仔细看着那略带弯曲的鼻子，浓浓的眉毛，端正的小嘴和那刚毅的下巴。当我读到这位妇女的丈夫——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那古老而高贵的名衔时，我惊呆了。福尔摩斯和我对视了一下，当我们转身离开时，他放一个手指在嘴唇前，示意我对此事一定要保持缄默。
【黑彼德】
我的朋友在1895年的时候身体和精神都特别好，这种情况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大，太多的案子使他忙不过来。我哪怕打个小手势或使个眼神给光临我们寒舍的某些头面人物，便会受到责备，原因是不够谨慎。福尔摩斯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来追求，除了霍尔德尼斯一案外，他很少为自己伟大的功绩而索取高额报酬。他特别讨厌帮助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在这些人面前他显得特别清高，或者说是非常倔强，因为他对这些人的案子不感兴趣；而有时候他常常连着好几个星期为一些普普通通的当事人奔波忙碌，尽职尽责地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案子离奇古怪，有时还有动人的故事发生。这无疑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使他的才智得到了考验和体现。
1895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福尔摩斯经办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案子。对红衣主教托斯夫突然死亡的著名调查（这项工作是在教皇陛下特别指示下进行的）和抓获那位臭名远扬的养金丝雀的威尔逊（伦敦东区从此又少了个祸害），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随后又发生了彼德·卡里船长之死的疑案，也称伍德曼李庄园惨案。如果把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算全的话，就必须把这桩非同一般的案件加进来。
记得是7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朋友经常不回家。一到这时候，我就知道他手头肯定有案子。那几天，有几个长得让人讨厌的野蛮人来访，并不时地问一些有关巴斯尔船长的问题，我马上想到这是福尔摩斯不想让人知道他那令人生畏的身份，而在某处乔装改扮、隐姓埋名地办案。福尔摩斯在伦敦至少有五个不同的住处。在这些住处里，他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份。他没有透露他正在办理的案子，既然如此，我只能不闻不问。有一天他没有吃早饭就出去了。我刚坐下来吃饭，就看见他头戴礼帽大踏步走进来，腋下夹着的雨伞像一把有倒刺的短矛。
“福尔摩斯！你就这样带着那把破伞在伦敦转悠吗？我的天，我真不敢想象。”我大声叫了起来。
“我一路跑到肉店，然后又跑了回来。”
“肉店？”
“是啊，我亲爱的华生，早餐前锻炼一下身体是非常有益的。现在我的胃口好极了，我敢打赌，你肯定猜不出我今天早上进行了什么样的锻炼。”
“我没有兴趣猜那些无聊的事情。”
他边倒咖啡边笑着悄悄对我说：“要是你刚才在阿拉迪斯肉店的后面，你就会看见一位穿着衬衫的绅士正把雨伞当成武器，疯狂地去戳一只挂在天花板上的死猪。我没费什么劲就把死猪戳穿了，我太高兴了。你难道不想试一试吗？看起来，你的精力和我一样旺盛。”
“我，我才懒得动呢！真弄不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
“因为我觉得这与伍德曼李惨案有关。”
“我可以进来吗？”这时有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啊，霍普金斯，欢迎欢迎。昨晚收到你的电报后，我一直在恭候您。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
我们的客人30岁左右，虽然身着素雅的花呢衣服，但仍保持着那种穿制服时的笔挺，这就显得他非常干练和机警。我认出他是福尔摩斯寄予厚望的年轻警探，全名叫斯坦莱·霍普金斯。我们这位著名的业余侦探的科学办案方法，使这个年轻人像小学生一样对他充满了钦佩和敬意。看样子霍普金斯遇着麻烦事了，神情十分沮丧，一进门就坐了下来。
“先生，不用了，我已经吃过早饭了。我昨天来伦敦汇报，晚上没有回去。”
“你汇报的案件现在怎么样了？”
“先生，失败了，完全失败了。”
“一点也没有进展吗？”
“丝毫没有。”
“啊！上帝，不管怎么说，我一定得查查这个案子。”福尔摩斯说。
“福尔摩斯先生，您知道，这个案子本来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却没有把握住，现在您查这个案子，我太高兴了。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帮人帮到底，您去我那里帮我好吗？”
“没问题，这个案子的侦察报告和已经掌握的证据我刚才都仔细看过了。顺便问一下，在做案现场发现的那只烟丝袋，上面有没有可追查的线索？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霍普金斯好像吓了一跳。
“先生，那海豹皮做的烟丝袋里，有死者的名字缩写字母，这肯定是他自己的烟丝袋。另外说一下，他以前捕过海豹。”
“可是他并没有烟斗。”
“是的，先生，在现场我们没有找到烟斗。他的确极少抽烟，这些烟丝大概是为朋友准备的。”
“就算是吧，如果我来处理这个案子，我会把烟丝袋作为调查的起点，这是我的一点看法。你把这个案子发生的经过和主要情况再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对这个案子一无所知，我也想进一步了解案情。”
斯坦莱·霍普金斯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举着对我们说：“这是份可以说明死者彼德·卡里船长一生的年谱。船长生于1845年，现年50岁，他捕捉海豹和鲸鱼可算得上是个老手，几乎没有失手过。他当上丹迪港的捕豹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是在1883年，一连几次出海都收获颇丰。为了给自己留下个美好的回忆，在1884年，也就是第二年，他就离开了海上。之后，他开始了好几年的旅行生活，直到买下了一个名叫伍德曼李的小庄园，旅行生活才算结束。他在庄园里住了6年，一星期前遇害。这个庄园位于苏塞克斯郡，靠近弗雷斯特住宅区。
“在日常生活中，他算是个严格的清教徒，他性格怪僻，不爱说话。有些时候与人格格不入，这显得他很特殊。他有一个妻子，一个20岁的女儿，还有两个女仆。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一喝醉了，就打人。他经常在半夜把妻子和女儿打得在院子里四处躲藏，直到全村人被惊醒，把他制服后为止。为此，他家的气氛很压抑，女仆们受不了这种压抑，便经常辞掉工作。
“有一次，老牧师到他家中指责他的行为不端，他就殴打老牧师，因此遭到传讯。福尔摩斯先生，你很难遇到比彼德·卡里更残暴的人，总而言之，他不是个好人。据说，他当船长时性格就十分暴躁。他皮肤特别黑，留着一把又浓又密的黑胡子，周围的人都很怕他，他的同行都叫他黑彼德。邻居们对他也是又恨又怕，一见着他都绕道走，惟恐避之不及。自从他遇害后，我还没有听谁说过一句惋惜的话。
“福尔摩斯先生，死者有个小木屋，这点在调查报告中提到过，可能您的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这一点。小木屋只有一间，长16英尺宽10英尺，离他家大约有几百码吧。他天天晚上在小木屋里睡，可能由于怀旧的缘故，他把小木屋叫做‘小船舱’。这个‘小船舱’对于别人来说是块禁地，唯一的一把钥匙装在他自己的口袋里，像铺床、收拾屋子之类的杂活从不用女仆插手，都是自己干。木屋的四壁都有窗户，但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挂着黑色窗帘的窗户从来没有打开过。其中有一扇对着马路的窗户。当晚上木屋里面亮着灯时，路过的人们便猜想着黑彼德是不是又在里面喝酒，并对它指指点点，案件调查中几点明确的情况就是从窗户得来的。
“福尔摩斯先生，有一个名叫斯雷特的石匠您还记得吗？他在出事的前两天夜里，大约是1点钟的时候，从弗雷斯特住宅区往家走。路过小木屋时，由于好奇，他透过树丛朝亮着灯的窗户望去，看到一个人头部的侧面像，而且还非常清楚。这个人留着短胡子，并向前翘着。他对我发誓说，这个人绝不是彼德·卡里，因为船长没有那样的胡子，这一点他非常熟悉。我对石匠的话表示怀疑，因为马路离窗户挺远，不可能看那么清，况且他还在酒店里喝了两个小时的酒。谋杀是在星期三发生的，而石匠说的是星期一的事。
“星期二那天，彼德·卡里又喝醉了，那张通红的脸使他看上去像一头凶暴的野兽。他在他家的周围来回走着，嘴里还不知骂些什么，家里的女人一听到他的声音便不寒而栗，在他回来之前都溜之大吉了。他像往常一样，深夜去了小木屋。凌晨2点，他的女儿听到了从木屋方向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他女儿晚上睡觉没关窗户，听得比较清楚，但她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她父亲喝醉之后经常大喊大叫。有个女仆看到木屋门开着的时候，已是早晨7点钟了。因为黑彼德令人望而生畏，所以一直到中午才有人壮着胆子去悄悄地看他到底怎么样了。到了门口，那屋里的惨象把人们吓坏了，一个个掉头飞跑。回村后，有人报告了警察。不到一小时，我赶到木屋现场，接手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