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同时，有鉴鳌拜作恶多年，树敌过多，使各种反对势力开始集结到康熙皇帝一边，康熙皇帝也开始了清除鳌拜的准备工作。考虑到顺治皇帝的顾命大臣名重一时，而且多年以来鳌拜一直致力于网罗亲信，纠集势力，宫廷内外多置耳目，公开缉拿恐不免激起事端。因而寻找有利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方式，是这场决斗的关键。早在六年（1667年）七月，为了对其加以迷惑，康熙皇帝对遏必隆“于所有一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鳌拜于所有二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遏必隆原所有一等公，命其子法喀袭替”“鳌拜所有二等公，命其子那摩佛袭替”。七年（1668年），加鳌拜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太子少师。八年（1669年）春，鳌拜称病，要康熙皇帝前往探视慰问。康熙皇帝带着随从和托走进鳌拜府中，来到他的床前。和托看到鳌拜面色略带惊慌，忙一步上前，揭开卧席，见席下藏着锋利的腰刀。康熙皇帝见状笑着说：“刀不离身，这是满州的习惯，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罢，回到宫中，便立即将皇后的叔父索额图召进宫内。索额图，满州正黄旗人，索尼第三子，初为侍卫，康熙七年授吏部右侍郎。从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起，康熙皇帝多次以下棋之名召与其商讨对策。索额图召集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这是一种男孩子们比角斗气力的游戏，每次练习，康熙皇帝都在一旁观看，即使鳌拜入奏进宫，也不作回避。鳌拜以为康熙年少贪玩，每与众少年相嬉欢，心里十分坦然，并不在意。即将采取行动之前，康熙皇帝不露声色地以各种名义将鳌拜亲信派往外地。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因事入奏，康熙皇帝对这些少年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和心腹卫士，那么你们是敬畏我呢？还是敬畏鳌拜呢？大家齐声道：我们只敬畏皇上！康熙皇帝便将鳌拜罪恶一桩一桩讲给这些卫士，命令这群小将立刻上前将鳌拜捉住。一个欺上凌下，作恶多端的权臣，最后竟被一群少年卫士抓获归案。
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帝王，不顾凶险的形势，凭着他过人的聪敏、沉着、果敢和才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干净利落地清除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完成了清王朝历史上这惊人之举。据今人推测，这一重大决策，康熙皇帝很可能由自己做出，而未向孝庄文太后或其他大臣透露，他以坚定的意志，在两年的时间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以一个真正的皇帝身份去统治这个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直到很久以后，康熙皇帝这场漂亮的决斗仍被人们作为传奇故事来颂扬。在满族中，人们将青年康熙皇帝描绘成具有超人智慧和组织能力的神奇人物。每年宫中都要演出这部智擒鳌拜的短戏，以纪念这次皇权战胜贵族权臣的胜利。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康熙皇帝亲自列举鳌拜集团种种罪恶，并下令刑部勘捕鳌拜及其同党。他严厉地斥责鳌拜“通同结党，以欺朕躬”，“恐身干物议，闭塞言路”，“凡用人行政，欺朕专权，恣意妄为”，“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戕害民生，种种恶迹，难以枚举。”并指出：“遏必隆知而缄口，将伊等过恶未尝露奏一言，是何意见？阿南达负朕隆宠，每进奏时，称赞鳌拜为圣人。著一并严拿勘审！”
康亲王杰书等奉旨勘问鳌拜，凡列罪三十款，其中包括欺君擅权，引用奸党，结党议政，聚贷养奸，巧饰供词，擅起先帝不用之人，杀苏克萨哈，擅杀苏纳海，更换旗地，奏阻立后，谬用济世，禁止科道陈言，违旨擅谥，旧疏呈览，呵叱大臣，逼令他人迁坟等，皆属罪行严重。康熙皇帝亲自参加了审讯，所列俱为事实。诸大臣以其所犯重大，拟将鳌拜革职立斩，并连诸子兄弟，发妻子为奴，籍没家产。在事实面前鳌拜已无话可说，只求皇帝开恩免死，他脱下衣服，露出他为清朝政权多年血战所留下的处处伤痕，恳求康熙皇帝从轻发落。康熙皇帝对这个身历三朝的老臣不忍加诛，只准了革职籍没、拘禁。其子巴哈、赵布太、那摩佛都一并免死，革职拘禁。鳌拜之弟穆里玛，侄塞本得则被削职处斩。
另一个辅政大臣遏必隆，虽然身居辅臣，但却处处顺服鳌拜，经康亲王杰书等勘问，也以“不行纠核”，“藐视皇上”获罪，其中有妒忌册立皇后，对鳌拜不行劝阻，不予争执，致苏克萨哈被杀等，凡二十一款。遏必隆自知罪责难逃，即表示“今皇上如杀则死，如留则生”。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其“欺君误国”“审问时不以实供”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康熙皇帝则以其“并无结党之处”免死，仅革去太师及公爵。
与此同时，对鳌拜党羽，康熙皇帝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处理。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恩哈、噶褚哈、泰必图、济世等；都以“倚附权势”，“结党行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而被处死，其他多数党羽，如苏尔马、阿南达等人，皆从轻处置，或“免死，宽其籍没”或“从宽免死，照旧留任”。康熙皇帝发布诏谕，告诫这些党羽随从和依权附势的内外文武官员：“自后务必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职业。”康熙皇帝以惩重宽轻，区别对待的方法加以处置，既惩戒了奸党，也分化瓦解了鳌拜集团的势力，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中央政局的稳定。
康熙皇帝这个青年君主，在亲政两年后，彻底翦除了鳌拜集团这股保守反动的贵族势力，成功地向世间展现了政治上早熟的帝王特有的气质和胆魄，为清朝政府强化和发展皇权赢得了时机，扫清了道路。一场发生在满州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惊心动魄的夺权之战就这样以皇权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擒拿鳌拜，掌握全部中央政权之后，康熙皇帝又采取各种措施，清除鳌拜多年擅权所造成的各种严重后果。
首先是平反了苏克萨哈、苏纳海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其次，对于四大臣辅政时期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恢复内阁制，严厉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腐败之徒；第三，一反四大臣辅政时的保守政策，开始考虑照顾广大汉族人民和士绅的利益，明令禁止圈地。这一政策为安抚汉族人民起的作用殊大，而惟有广大汉族人民生活安定、心理安定，才能有邦国的安定。
康熙终于由一个被权臣欺凌的、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皇子的小皇帝，开始成为一个真正安邦定国的英主。
四、志趣各异，皇子修身治学的谋略故事
1.聪明睿智、倡导儒学的皇子刘德
西汉孝景帝刘启有皇子十四人，得袭大统者是刘彻，其余均外封为王。这些藩王品德不同，学问修养各异，其中佼佼者则是河间王刘德。
刘德是景帝妃栗姬所生。他“修学好古”，一生致力于儒学的研究。刘德以皇子的身份，于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三月立为河间王。由于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他就专心励志振兴儒术，并网罗了一批当时第一流的儒学专家。
刘德所生活的时代，从他封王的那一年算起，距汉朝建立约有半个世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汉王朝正从初创时的实力恢复转向国力强盛；与此相适应，在统治思想方面，也正处于一个转变的阶段，这就是由单纯的法家思想或者法道结合的统治思想转向儒法结合的统治思想。在这一转变阶段，刘德认识到了要真正使政权建设巩固起来，达到天下大治，不借助于重礼乐的儒家思想的指导是难以实现的。他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那时候，思想流派主要有法家、道家、儒家。法家、儒家的区别，主要在于一刚一柔、一阴一阳的不同。因此，仅仅利用法家思想（有时也利用一个道家思想）而舍弃儒家思想是不容易实现汉王朝统治者当时要求维护长治久安这一长远目标的。汉王朝建立之后，受到秦王朝焚书坑儒严重打击和摧残的儒学开始逐渐复苏，但直到半个世纪后河间王刘德所生活的时代，儒家学说还没有正式被统治者采纳和利用，然而向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已经开始了。当时，一个方面的情况是，儒家学说的传播和学术活动有了一定的发展，《诗》、《书》、《易》、《礼》、《春秋》等都有专家从事研究，学习儒家学问的人也多起来了，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影响；而另一个方面是，当时统治阶级中关键人物还偏爱法道思想。汉王朝建立后，统治阶级承袭了秦王朝以法家学说为核心的统治思想，其中有的又特别喜好道家思想，孝景皇帝的母亲窦太后就是这样，应该说，道家思想，特别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主张对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到了刘德生活的时代，利用儒家思想进行统治已经成为形势发展的趋势，窦太后等人仍然崇尚道家言论，就成了儒家学说上升为统治思想的一种障碍。这两种对立的倾向相互作用的情况表明，儒家思想被接纳为统治思想还必须经历一个准备时期。
河间王刘德，就是以他儒家学者的威望和汉王朝藩王的政治地位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为了提倡和繁荣儒学，他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首先，大力收集儒家典籍。这是繁荣儒学的基础工作。刘德每当从民间得到的好的儒家书籍，必定认真抄写，把抄本交给原主，自己留下真本，并给书的主人以大量金帛作为酬谢。很多人都带着祖传的藏本来找刘德。所以，他收集到的书，内容之广、数量之大，可与朝廷相比。这些书，除儒家典籍之外，还有六艺群籍。其次，广招儒学专家。他在自己的王国之内设置毛氏《诗》博士和左氏《春秋》博士。治《诗》学的毛公和贾谊的弟子贯公都曾当过他的博士。再次，他本人就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他既精通儒家学说的理论，又能认真按照这种理论去实践，所以当时儒家学者中的杰出人物都肯归附于他。在修身治国的实践方面，他的一切行为准则都无不体现出他是一位儒者。他建造了一座日华宫，但这不是他个人享乐的地方，他在这里兴办了一个拥有二十多套客房的宾馆，用以接待四方儒家学士。在生活标准方面，招集来的学士宾客享有与他同等的待遇，他自己的奉养绝不超过外来宾客。他自身的行为端正，王国治理得很好。当时的人认为他具备了温良、仁爱、恭敬、俭朴、谦让等儒家的品德。他了解王国内各种情况，关心人民疾苦，鳏寡孤独者大多得到过他的恩惠。最后，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宣扬推荐儒学。汉武帝时，他从封国前去帝都长安，朝觐皇帝，携带了平时所收集整理的“雅乐”献给天子，天子交给大乐官保管，时时排练演习。朝见时，武帝提出三十余条策问，他都按照儒家学说进行阐述，讲得异常中肯。刘德的儒学活动为后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河间王刘德立为王二十六年死去，大行令奏道：“按照谥法，‘聪明睿智叫做献’，应该谥为献王。”刘德死后就被称为河间献王。
献王确实从文化层面为巩固西汉皇权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的礼贤下士的作风，至今亦堪称统治阶级尊重知识分子的楷模。
2.“博涉经书”的学者型皇子刘羡
刘羡是东汉第二代皇帝汉明帝之子，开国皇帝光武帝之孙。因为是庶出，他在诸皇子中的地位也就难以比上别人。永平三年（公元60年），初封为广平王，其封地就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东北。同其他皇子的封地相比，这是最差的一个地区。章帝即位后，考虑到广平地处北方，边费又多，他的生活境遇因此不好，便改封他为西平王，分给他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县北）八县之地。汝南的租赋收入较多，又没有边费负担，他的生活从此有了显著改善。章帝对这位异母兄弟可谓另眼看待，待之比较优厚。建初三年（公元78年），有关官员奏请让他回到封地广平，章帝便以“不忍与诸王乖离”为由，把他留在洛阳。洛阳是东汉帝都所在，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聚集着许多著名学者，藏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为他专心从事经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章帝直到临终之际对他还念念不忘，在遗诏里又改封他为陈王，把富庶的淮阳之地封给他。章帝如此关怀器重刘羡，自非出于一般的手足之情，与他对刘羡的个人品性和立身行事颇有好感，他们又都爱好经学，彼此志趣相投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