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却并没有享受多少父皇的恩荫，主要是凭藉自己的文韬武略，逐渐跃居为清初的主要诸王之列。在开创清朝一代基业方面，他是一个出色的成功者，但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的最后结局，反映出封建社会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豪格与多尔衮的皇位之争，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只是涉及到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豪格之死是有失公平的。好在后来的清帝们为他申冤昭雪了，他的功绩刻上石碑，他的牌位也享受祭祀。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最终还是能够得到较为公正的评价的。
观豪格一生，虽有失误，但忠诚耿介，战功累累，虽系皇长子，却与帝位失之交臂，但不因此而消极，始终如一为定国安邦而效命，实属难能可贵。然而屈死囹圄。虽说后来平反昭雪，但其实际人生实是悲剧性的。封建专制制度不独给黎民百姓制造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悲剧，并且把各类各样的悲剧也施之于皇朝统治者内部。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豪格从武功、谋略、才干、品性诸方面看，都是“有价值的”，然而他被他所效忠的那个制度毁灭了，任何一个人读完他的生平事迹，总会留下这种悲叹！
9.少年亲政、缔造盛世的皇子玄烨
康熙（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公元1654年5月4日）。其父顺治帝死时他才八岁。当时顺治帝在世诸子计有六人，除皇二子福全九岁长于玄烨外，余皆更小。帝位传给谁成了一大难题：福全虽然年龄最长，母家出身满州，但却是一个独眼龙：玄烨虽只比福全小一岁，但母家出身汉军。其余孩子更小，更不适合承袭帝位。后来生命垂危的顺治帝及其母后等人竟然找来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商量，汤若望认为应传给玄烨，理由是他出过天花，再不必担心被天花夺去生命（顺治帝正是死于天花），而福全还未出过天花。这样，玄烨就被定承接帝位。年龄太小，决定由四位大臣辅政，他们是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鳌拜虽名居最后，但却是最专权的一个。索尼死得较早，苏克萨哈后被鳌拜害死，遏必隆则惟鳌拜马首是瞻。但他们有共同特点：保守、僵化、试图保持满州旧制。小康熙就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鳌拜专权，难以亲政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少年康熙开始亲政，但仍由辅政大臣佐理，皇权时时被架空。
几年来，四大辅臣把持朝政，几乎取代了皇帝的权力，使顺治皇帝入关以来建立的尚显稚弱的封建皇权变得更加衰微；取而代之的，是满州上层贵族集团，尤其地位特殊的上三旗各派势力益发严重的倾轧、争斗和对权力的毫无遏制的追求。朝廷中，皇帝形同虚设，辅臣间刀斧相加，各派势力分门立户，朋党萌生。对中原地区，辅臣们始终以维护满族旧制为宗旨，实行了一系列压迫人民、反对汉化、坚持异族统治的强硬政策。以至到康熙六七年（1667—1668年）间，全国各地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刑狱繁兴，怨声载道。西南边隅，分庭抗礼的野心日益彰明；台湾诸岛，郑氏大军已公然占据，自成政权，劝民力农、修武办学，开口通商。西北部则有蒙古准噶尔上层分子指挥下的叛乱大军的威胁。
万绪千头之中，康熙皇帝首先要考虑的只能是亲理朝纲，然而他已经明确地感受到，这并不那么容易做到，辅臣们仍在对抗。这一切都预示着紫禁城要发生一场始料未及的大事情。
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初，身为四大辅臣中最具有协调作用的索尼，已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提出请皇帝亲政，康熙皇帝对这个始终忠实于皇室的四朝老臣倍加褒扬。索尼因而被晋一等公，与前所授一等伯并世袭，并一再得旨嘉奖。三月后索尼病逝。
七月位，居索尼之次的苏克萨哈被鳌拜及其朋党借康熙皇帝之手处以绞刑。在皇帝左右，如今只站着鳌拜和遏必隆两位辅佐大臣，遏必隆依然唯唯诺诺，尽管他知自己往日助纣为虐，为自己今后的出路感到担忧，但是他见鳌拜不肯归政于皇帝，自己也不敢将已写就的辞呈奏本奉上。只有鳌拜，依然恃权任气，骄横跋扈。对已经亲政的康熙皇帝争执顶撞，甚至高声质问，多次越权矫旨。康熙初年，孝庄文皇后为皇帝择妃立后，鳌拜曾与苏克萨哈一同前往太后面前阻拦启奏，反对将噶布喇（索尼长子）之女立为皇后。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为换地之争中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等拂逆己意，恼怒之至，坚持对三大臣施以重刑。康熙皇帝知鳌拜因苏纳海始终不阿而欲泄私恨，不准其请。鳌拜根本不听，出门便矫旨，将三大臣处绞。索尼死后，他更加事事凌驾于各辅臣之上。“有时甚至将旧日奏稿呈上皇帝，强迫康熙皇帝顺从己意。当着皇帝的面，他常常高声呵叱部院大臣，施威震众，甚至拦截奏章，从来无视君臣之礼。为杀掉苏克萨哈，他气势汹汹，又争又吵，对康熙皇帝要挟，甚至举手欲打，迫使皇帝改变自己的决定，满足他的凶险报复之心。甚至在康熙八年的新年朝贺典礼上，他竟然身着黄袍，仅顶戴与皇帝有所不同罢了。
数年来，他依仗自己的权势培植亲信，打击异己，以部臣对自己阿谀奉承与否来决定亲疏去取，他虽位居四辅臣之末，但非常谙于争权夺势，终于将朝廷大权操于他一人之手；他网罗亲信，广植党羽，专用奸佞之徒，在朝中纠集成一股欺藐皇帝、操纵六部的势力。例如，正白旗副都统玛尔赛曾经跟随鳌拜弟穆里玛平定李自成农民军余部李来亨，在宫中一向谄媚鳌拜，深得赏识，被擢为工部尚书。又请皇帝予以封谥，康熙皇帝没有同意，鳌拜竟将他擅自谥为“忠敏”。
鳌拜一门更是显赫于世，他的弟弟穆里玛为满洲都统，康熙二年被授靖西将军，因镇压李来亨农民军有功，威重一时，巴哈也是鳌拜的弟弟，顺治帝时便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其子讷尔都娶顺治女儿为妻，被封和硕额附。他的儿子那摩佛官居领侍内大臣，班列大学士之上。其后并受袭二等公爵，加太子少师。他的侄子、姑母、亲家都依仗他的职位得到高官厚禄，甚至跻身于议政王大臣会议。
鳌拜将自己的心腹纷纷安插在内三院和政府各部，一时间“文武各部，尽出其门下”，朝廷中形成了以鳌拜为中心，与皇帝分庭抗礼的集团。凡事在家与亲信定议后，方才施行，甚至将各大臣、衙门各官奏上，经皇帝批准的奏稿，也要带回家去另议，并商量对策。
对部臣，鳌拜向来以其对自己的追随与否决定亲疏去取，“相好者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凡是拂逆己意的，定要加害报复。大臣费古一直与鳌拜不合，他的儿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四人一同在御前值勤，对鳌拜也不表示敬畏之意。鳌拜为此深深恼恨，伺机加害。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倭赫与其他三人在景山、瀛台值勤，曾私骑御马，又用御弓射鹿。鳌拜听到，立即以此降罪四人，倭赫、西住、折克图、塞尔弼因此小事惹来杀身之祸。鳌拜仍不罢休，又诬费扬古“守陵怨望”将他连同儿子尼侃、萨哈连一同处以绞刑，只有幼子色黑以“不知情”免死，被流放至宁古塔。折克图之父、西住之兄、塞尔弼之同祖兄都以子弟所犯重大，不即请旨治罪，分别革职鞭责。鳌拜并下令，籍没费扬古家产给予他的兄弟都统穆里玛家。一次鳌拜的马被窃，他不仅捕杀了窃马贼，连御马群牧长也一并杀掉。为独揽朝政，鏊拜甚至控制议政大臣会议。康熙七年议苏克萨哈罪时，鳌拜担心学士巴泰会提出相反见解，于是根本不让他知道此事。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在议政时与鳌拜意见常有相左，鳌拜气愤已极，便下令不许他们再参与开会议政。
（2）熊氏上书，指陈政局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内宏文院侍读熊赐履应诏上万言书，亟陈康熙初年以来朝政得失，国计民生。熊赐履首先分析了康熙皇帝登基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形势，指出全国百姓已经相当贫困，以致逃难不止。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吏治的腐败。地方推举人才，仅以催科为政，视表面乖巧而定优劣，甚至以送礼薄厚确定人选。朝中大臣对此不加鉴别，知情也不举发，以致使无耻之徒久窃威权。并认为必须首先甄别督抚，“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敢不贪”，因而必须坚决清除地方的“贪污不肖者”。
对整顿朝纲，熊赐履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要求康熙皇帝亲自“立振颓风”，申饬朝中大臣“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汉宫勿以阿附满官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为计”以使朝纲得以整肃。对尊教兴学、提倡礼制等，熊赐履也提出一整套见解和措施，同时恳请皇帝躬行节俭，熏陶德性，崇儒重道，举行经筵，学习传统治国理论。
熊赐履的奏疏，清晰地分析了辅臣擅政以来国家政治的利弊与前途，立即受到朝野的注意和高度称许，康熙皇帝对此也十分重视。然而鳌拜等却以熊赐履的奏疏语皆有所指，心中十分厌恶，因而在朝见皇帝时，提出要治熊氏妄言之罪。康熙皇帝不准其请，批评鳌拜道：这是朝臣在讲国家政事，于你并没有伤害。不久将熊赐履擢升为内秘书院侍读学士。其后熊赐履又数次上疏，直言讲谏，以为：“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设施措置，犹未足以大厌服斯人之望”。并建议康熙皇帝召见儒臣，讲求治道。鳌拜对熊赐履益发不满，即下令传旨，责令熊氏说明“积习稳忧”，“未厌人望”之事实所在。又传旨严饬熊赐履“不能实在指陈，妄行冒奏，以博虚名”，并以“所陈无据”为由，下部议处，降二级调用。同时鳌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皇帝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然而，这时的康熙皇帝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他一面驳斥了鳌拜废禁言官的奏请，一面将被鳌拜擅降二级的熊赐履官复原位。一年以后，熊赐履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皇帝，同时仍旧恣意妄为，下至侍卫，上至辅臣，凡不合己意，便设法谋害打击，乃至论诛籍家，子孙连坐，使部臣们敢怒而不敢言。亲政的康熙皇帝对此更是厌恶之至。熊赐履对朝政直言不讳的批评和要求皇帝崇尚汉族礼仪的建议，对鳌拜等人提出公开的指责，使年轻的皇帝决意摆脱辅臣的纠缠与控制，开始对朝廷政治进行冷静的考察与反思。熊赐履奏疏案标志着康熙皇帝的亲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3）智擒鳌拜，安邦定国
年仅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此时已深感鳌拜处处“欺朕专权”，另有所图了。为真正走向全面亲政，他必须从辅臣政治的阴影下彻底走出来。
一方面，他认真地总结八年辅臣当朝时期满清统治路线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开始有计划地作好彻底清除鳌拜集团的准备。
康熙皇帝采取一系列汉化政策，加强其皇权统治的地位。他首先恢复了八股文取士的传统科举制度。康熙二年（1663年），为抵制汉制，清朝政府停止了以八股文会试，并减试一场，以三场考试改为两场，改用策论表判。七年（1668年）七月，重新恢复旧制，以宠络人才，招揽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八年（1669年）三月，康熙皇帝亲自至太学释奠儒学先师孔子，讲解《周礼》、《尚书》，此为清朝皇帝之创举。为整顿吏治，他重新恢复京察大计，严格审查各地督抚、要员，诏谕各省督抚不论满汉，挑贤能者推用，革去不称职者，并重新限定各省督抚举荐属员额数。为纠正各地官吏扰民之弊，康熙皇帝甚至停振巡仓御史，并下诏清理各地刑狱，释轻囚，减重罪。在经济上，康熙皇帝施行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他下令查处前明废藩房屋田产，变价出售给原来的佃户，同时加强了对矿山、关榷、山林的管理。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一面宠络三藩头目（即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精忠），对他们分别晋爵加封，一面认真地等筹划对策。在宫中，三藩问题与河务、漕务被并列为朝政三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