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铎率军南下之前，清廷已派阿济格统帅一路军先行，准备西攻陕北，南取西安，一举摧毁大顺农民军政权。就在两路军相继离京之时，李自成率大顺军东渡黄河进入江南，围攻怀庆，形成对京师的威胁。于是多尔衮决定改变战略，命多铎先往怀庆，再取潼关与阿济格会师西安，进而南下，多铎于十一月中旬到达山东济宁，十二月兵至河南孟津，然后率精兵渡过黄河，一路打击大顺军，抚绥降官，先于阿济格抵达潼关，调红衣大炮攻城。李自成率军从西安赶往潼关增援，双方交战，大顺军失利。翌年正月十一日，多铎指挥清兵发起总攻，先以红衣大炮轰击城垣，再以马步兵轮番冲击。大顺军被迫出击，派300骑兵杀人清军阵地，被多铎部下贝勒尼堪、贝子尚善击败，又分兵袭击清军阵后也未成功，李自成见败局已定，退守西安自保，多铎兵攻克潼关。此时，英亲王阿济格一路大军也从陕北南下，将抵西安，李自成腹背受敌，遂放弃西安向河南转移。多铎则回师东征，按原计划进攻南京，完成平定江南的任务。他分兵三路，出虎牢关攻克归德，横扫江南大半地区，然后又分兵两路，向南推进。一路向砀山、徐州，另一路直奔安徽亳州。又进入江苏，攻破盱眙，逼进淮安和泗州。南明将领烧毁淮河桥，企图阻止清军南进，多铎率军夜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南明大学士史可法拒绝多铎的招降，决心与扬州城共存亡。四月二十五日，多铎调红衣大炮轰城，炸毁扬州城西北角，清军如洪水般冲人城内，史可法率守军拼死相战，被擒不降，最后被杀身亡，其他文武官员有100多人殉难。
攻克扬州后，多铎率军继续南进，于五月五日到达长江北岸，与南京弘光政权隔江相望。多铎令士兵造船200艘准备渡江。八日夜，长江江南大雾弥漫，多铎抓住这一天赐良机，令士兵放草船点火，吸引南岸明军炮火，然后令拜君图、图赖等将率领舟师由运河悄悄南渡过江，在距瓜州15里处驻营，次日天明，又将左翼舟师留泊北岸，派遣梅勒额真李率泰领舰队渡江，守江的南明将领畏势东逃，长江防线尽撤，弘光帝与宦官40余人弃南京仓惶出走，投奔安徽太平府黄得功。大学士马土英也保太后逃往杭州，守城明军望风披靡，南京不战而克。南明朝臣忻诚伯赵之龙、王铎等率文武官员数百人跪迎清军入城。多铎则遍谕各处，抚辑官民，斥责南明朝廷主昏臣奸，宣称此次平定东南即是“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几天后，多铎又遣贝勒尼堪等领兵追击弘光帝。弘光帝复走芜湖，准备渡江西逃，被清军截住去路，南明靖国公黄得功护驾迎战，被清军击败。总兵田雄、马得功见大势已去，缚弘光帝及妃子、太子并率10总兵部众降清。南明弘光政权终被消灭。六月，多铎遣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尹图、阿山率官兵直趋杭州招抚浙省，败南明大学士马士英。明潞王朱常涝势穷归顺，开城门投降，淮王朱常清也自绍兴来降，未及数日浙西湖州、嘉兴，浙东绍兴、宁波、严州各府皆为清军控制。多铎遂将南京改为江南省，凡紧要图籍收藏无失，又疏请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员300多人，建置了地方统治体系。在军事上，令已降马兵留本地驻守，归降之蒙古兵分隶旗下，同时，派驻八旗把守各重镇，以保证对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并随时准备南下扫荡各地抗清武装和残明势力。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廷以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往代多铎驻守江南，多铎才凯旋回京。
（4）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自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入山海关作战，破李自成兵20万后，多铎克潼关，下西安，又恢复河南，进拔扬州，攻取江宁，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150余阵，擒福王朱由松，招抚文武官2400员，骑兵30余万，频建奇勋，军功第一，朝廷上下无不称奇赞誉。顺治帝闻多铎破潼关，得西安，下谕鼓励说：“大丈夫为国建功，正在此时，汝其勉之”。多铎从西安进入河南之后，顺治帝又宣谕：“王方收复关陕，旋定中原，剿寇安民，勋庸茂著，朕甚嘉悦。”并以破流贼平陕西、安抚河南、复奉命征南京勤劳日久，赐给宝饰佩带镀金鞓等。多铎攻克南京后，朝廷特派使者持敕书赴江南军中慰问多铎。敕书中说：“贤王等奏捷，不胜喜悦，江南既定，福王就擒，此皆王与诸臣协力效忠所致。”对多铎所著战绩大为肯定。二年（1645年）十月，多铎凯旋之时，福临帝出正阳门到南苑附近亲迎慰劳，于其地设大纛10杆，鼓乐齐鸣，十分隆重。几天后，顺治帝以“功勋甚多”晋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赐黑貂皮朝褂、鞍马及金5000两，银5万两。
顺治三年（1646年），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率部投奔投奔喀尔喀部车臣汗硕雷，又掠巴林部人畜，被清廷视为反叛。顺治帝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八旗士兵及克鲁伦河外藩蒙古兵等内外大军跃马大漠，前去征讨。多铎行至盈阿尔察克山，打听到腾机思在衮噶楼台，于是连夜行进，三日后在布尔哈图山击溃腾机思军，乘胜渡过土拉河，阵斩腾机特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及喀尔喀台吉13人，获大量家口辎重。听说清军来剿，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与硕雷汗至扎济布喇地方两路迎战，土谢图汗两子率兵2万，硕雷汗之子率兵3万与清军直接交锋。多铎指挥大军冲锋陷阵，先后击败两路敌军，斩级数千，获驼马、牛羊数以万计，硕雷汗败逃塞冷格地方避难。此时，清王朝初定天下，忙于镇压此起彼伏的反清势力，战事频繁，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多铎征讨苏尼特部获胜，迫使后来硕雷汗与士默图汗向清廷谢罪言好，使朝廷甚为安慰。多铎班师之日，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出边迎接，在塞外草原举行盛大的欢庆仪式，宰牛杀羊备宴令出征将士开怀畅饮，还将所获牲畜全部赐给出征将士。回到北京后，顺治帝亲出安定门迎劳，并赐给多铎鞍马1匹。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以多铎功劳甚大，向顺治帝提议册封其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得到允准，在太和殿举行册封仪式。顺治帝赐多铎金1000两，银万两，鞍马、空马各1匹。晋封册文中称多铎“定鼎中原以来，所建功勋卓越等伦”。不久，济尔哈朗罪被降为郡王停罢辅政，只剩多铎一人为辅政叔王，至此多铎权势仅次于摄政王多尔衮，在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当多铎英姿勃发，踌躇满志之时，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十八日，因患痘症不愈，英年早逝，年仅36岁。多尔衮此时正在大同作战，闻多铎病重，急令班师回朝，希图得见胞弟生颜。赶到居庸关得知噩耗，忙去红樱换素服入京奔丧，并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周年忌日又令为多铎立碑纪功，以传千秋。多铎受此殊荣，一方面由于他生前精明强干，功劳甚大；另外，他在多尔衮排斥异己，加强摄政王权势和地位的斗争中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多铎的突然去世，使多尔衮失去辅弼，深感悲痛和怀念。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病卒，福临亲政，久受排斥的济尔哈朗等人讦告多尔衮谋篡皇位，致多尔衮身后削爵。多铎受其牵累，追降为郡王。康熙十年（1671年）六月上谥号为“通”，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乾隆皇帝为多尔衮昭雪，同时也恢复了多铎的亲王爵位和封号，并由其子孙世袭罔替，成为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多尔衮与多铎兄弟二人大功告成，死后都均遭贬损，又均被昭雪。命运相似而性格不同：在多铎那里要比其兄更多一些善良温厚之情，他的狂放无羁，乃是他思念怨死的母亲的变态表现。在多铎身上，还有着常人所有的东西，所以至今人们对多尔衮的评价主要是从历史作用角度着眼；而在多铎这里更多了一层人性的标准。
8.定鼎中原、功高不赏的皇子豪格
清太宗皇太极颖悟过人，不独喜武，而且爱文，能“熟记典籍”；不独武功卓著，而且文治彰明。乾隆年间给他加上“文皇帝”谥号，当非虚辞。这位“文皇帝”却生下了一位武皇子，这就是豪格。
（1）初试锋芒，战功赫赫
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其母是皇太极的继妃乌喇纳喇氏。清朝一代皇位继承，基本上不分嫡庶长幼。豪格虽为太宗皇太极的长子，但并不享受为长之尊荣，更不要说立储为太子了。豪格后来脱颖而出，在清初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奋斗。
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后金汗时，尚是少年的豪格就随从太祖征伐蒙古栋夔、察哈尔、鄂尔多斯诸部，立下战功，被封为贝勒。天命十一年（1626年），也就是豪格十七岁那一年，他又同大贝勒代善征伐扎鲁特部，亲斩其首领鄂斋图。豪格是伴着战火，在马鞍上长大的。血与火培养出他勇武刚毅的性格，同时也增长了才干。
后金天聪年间（1627—1635年），正值豪格青年时期，又是其父皇太极在位。这样，豪格占居“天时”、“人和”之利，在军事和政治上有施展才能的许多机会。他也自知勤勉，凭藉血气方刚，连年搏击，表现得十分英勇。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清太宗皇太极首次发兵攻明，豪格同贝勒德格类等打败锦州明军。然后率偏师护卫塔山粮道，保障军需。时遇明军二万，众寡悬殊较大，豪格却毫不畏惧，指挥前军八十人冲击，竟将明军打退。天聪二年（1628年）五月，豪格同贝勒济尔哈朗征伐蒙古因特塔布囊。他身先士卒，奋力手刃因特塔布囊，收降了其部属。最值得一述的是，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再次攻明，豪格奉命会同三贝勒莽古尔泰等赴通州（今北京通州），视察渡口，捕获明兵哨卒。之后，大军由通州直扑北京，在广渠门外与明宁、锦援军对峙。明重兵在阵营右侧埋伏，伺机出击。莽古尔泰观察到明兵的布阵形势，下令诸贝勒全力攻击明兵右侧，想一举击败明军主力。可是诸贝勒害怕明军人众，尽管有“避敌者罪”的命令，但却裹足不前。惟有豪格一人听命，率先冲锋陷阵，直杀到明兵阵壕。明军大溃。
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豪格晋封为和硕贝勒，爵位上了一个阶梯。以后的重要战役，他都亲自参与，屡立战功。天聪八年（1634年）七月，皇太极绕开明山海关防线，发动了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争。豪格偕额附扬古利拆毁明朝边墙，后金军遂由尚方堡分道长驱直入。八月豪格同贝勒多尔衮进略朔州（今山西朔县），兵锋直抵五台山。还军后，豪格随皇太极视察大同城，与明援军遭遇，豪格纵马向前，击败明军。天聪九年二月，豪格同多尔衮、岳托、萨哈磷等统兵收降察哈尔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回师时渡黄河到归化（今内蒙古归绥县）城，岳托生病不能行走，他和多尔衮等人随机应变，干脆转而攻明。自平鲁卫至朔州，残毁明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县、代州（今山西代县）、忻州（今山西忻县）、崞县（今山西崞阳镇）等地，把明山西搅得天翻地覆，总计杀了六千余人，俘获的无法计算。经过这么一番屠掠，才满载而归，返回归化，接岳托回朝。
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定国号曰“清”，改元“崇德”。四月，豪格晋封为和硕肃亲王，获得清朝最高一级爵位，时年二十七岁。六月，又奉命执掌户部。豪格加封晋爵，并担当户部重任，一是由于他忠心耿耿，战绩卓著。豪格早在天聪五年（1631年）即曾表示：“愿竭忠为国，遇征伐不辞劳瘁，以图报称。”他基本上是努力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整个后金天聪时期，在皇太极的指挥下，他与其他贝勒密切合作，无论是西战蒙古，还是南征大明，都是遇险先上，逢战争先，为清帝国的建立做出卓越的贡献，在叔伯兄弟中也日益突出。二是由于他才智过人，有独到见解。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集思广益，下诏询问征伐明朝、察哈尔、朝鲜三者何先。豪格上疏说：“应先征明，但若直取锦州，其余坚壁不下，则战事旷日持久，会使我师疲惫。故应率我军全部和边外新旧蒙古军，从旧道开入明镜，并告之明各屯寨，说我欲和，而明君不作答，使明将自怨其主，再用更番法，待秋高马肥，携带汉兵大炮，一出宁远，一出旧道，二路夹攻山海关。得手则已，不得手便派人招降‘流贼’（对明末农民军的诬称）。不然，则驻军通州，侦探‘流贼’情况，逼明军分兵御我。俟明防御松懈之时，我军全力突袭之。至于朝鲜，可暂时进行抚慰，让它保持中立。对蒙古察哈尔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它若逼近我，便相机进击。若远遁，就暂时随它去”。豪格这里不仅提出攻明的理由和方案，还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即联络农民起义军，在诸王的议论中显得棋高一着，表明他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和一定的战略眼光。从后来的军事行动看，除联络农民起义军这一条外，豪格的其他建议均为皇太极采纳。自从这个首先“残毁”明境的方针确定后，明朝便防不胜防，实力大耗。
环顾后金诸将，有勇力、能拼杀的不乏其人。然而，既有勇又有谋，既能征战又能理政的人才并不多。这样，豪格以自己的战功和谋略，又挟皇太极长子之威，在诸将中崭露头角，承担重任，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