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一生共有十一个儿子，能够遵礼循法的只有刘苍一人，其他人都有非分之想。刘秀死后，诸王前来奔丧，他们在大殿之中与明帝并肩而坐，根本不遵守法度，不把他这个新皇帝放在眼里。明帝为了树立威信，让举止威仪、执法如山的太尉赵喜主持丧仪。赵熹不负重托，仗剑入朝，将与明帝并坐的诸王请下殿阶，加人大臣行列，以辨君臣之别。并规定：光武帝丧葬期间，各藩王领能住在自己在京的邸舍中，不得住到一起。各地来京的官员分住京城附近诸县。只在早晨和傍晚两个时间哭灵。而且还加强宫卫，王国官吏不得随意出入宫禁。明帝的妹夫驸马梁松对卫土说：“若有非常情况发生，可便宜行事，不要拘泥于常规。”看来当时形势确实比较紧张。
在诸兄弟中，明帝最信任的就是东平王刘苍。为了稳定局面，四月，汉明帝任命刘苍为骠骑将军，主持中央大政。
东汉时，骠骑将军是首相的加衔，握有朝廷行政大权。明帝还规定骠骑将军位列三公之上，配备的佐吏也大大超过了三公佐吏的编制，足见明帝对刘苍的信任。
因为刘庄是以第四子的身份承继大统，他的兄弟们很多人不服气，明帝的同母弟弟山阴王刘荆，曾觊觎皇位，明帝继位后，他伪造大鸿胪郭况（郭皇后的弟弟）的手笔，写信给东海王刘疆，言其无罪被废，人心不服，劝他举兵夺取天下。刘疆是郭皇后所生，先被立为太子，后来郭皇后来被废，阴丽华被立为皇后，刘疆被废，阴后生的刘庄就被立为太子。此时刘荆煽动刘疆举兵，自己想从中取利。但刘疆胆小，忙把送信的使节和信件全部押送京城，交给明帝查办。对于刘荆之事，明帝开始秘而不宣，后来刘荆扬言要造反，诅咒朝廷，被弹劾而自杀。济南王刘康结交宾客图谋“不轨”，六县封土被削掉五县。阜陵王刘延，因心怀不满，经常在祭祀时诅咒朝廷，封土由十余县削至二县，因此受牵连而被杀被流放的人非常多。许美人所生楚王刘英，因为其母不为刘秀所宠，所以他也最受冷遇，封在偏远之地，封土也最少。刘英信佛，一个叫燕广的人上书弹劾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等人，借信佛教为名，造图作书，图谋不轨。明帝立即派宗正令负责调查，结果说刘英招集奸猾，捏造图谶，图谋篡位，罪证确凿，要求将刘英处死。后来明帝将刘英废为庶人，流放丹阳泾县。刘英不忍屈辱，在丹阳自杀身亡。刘英一案受牵连的人也非常多。
在诸王因有不法行为而受惩处之时，刘苍却备受信任。明帝每次离京巡狩，都命刘苍留守京师，侍奉护卫阴皇太后。而刘苍也殚精竭虑地尽心辅佐明帝，兄弟君臣之间，肝胆相照，成为千古佳话。
（2）恪尽职守，辅帝安邦
每当明帝做事有失当之处，刘苍都能诚心指出，而明帝也能虚心接受，闻过则改。
有年春天，明帝忽然兴致所至，准备渡黄河到河内郡（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围猎，下令征调百姓设置栅栏来围猎野兽。古代制度规定，天子校猎必须在冬闲季节进行。刘苍听说明帝准备春天校猎，立即上书劝谏，说：“臣听说春天是农忙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不可聚集百姓搞大规模的活动，以免耽误春耕农事。《尚书》中说：‘田猎不按季节而误农时，饮食就没有着落，出入无节制，草木就不能很好地生长。’陛下车驾出行，凡事都务求节俭，所经之处，若举动有违礼制，就难以为天下人垂范。希望陛下这次巡狩河内郡，主要应视察农事，体察民情，等秋冬农闲时节，再举行大规模的校猎活动。”
明帝阅了刘苍的奏章，认为所言极是，便决定取消校猎，立即回京。
汉明帝崇尚儒学，在“五经”之中，又独重《孝经》，倡导“以孝治天下”。刘苍以骠骑将军的职衔担任首辅，竭力把明帝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贯彻在施政过程中。在朝五年间，他与汉明帝经常一起讨论，制定了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礼仪，还制定了一套天子、王侯、百官的本服制度，从而完善了朝廷的礼乐制度。这不仅有利于当时的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他还建议明帝赐天下民爵，安抚流民、减免刑罚、体恤鳏寡孤独。这些体现仁政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缓和了社会矛盾，对于稳固明帝的统治是极为有利的。
（3）国家为重，进退自如
刘苍恪尽职守，治国有方，他的声望也与日俱增。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毁之。”刘苍深谙其理，自己以皇帝至亲身份辅政而声望日隆的现实，令他深感不安。自己虽然笃守孝友之道，但却难免有无事生非的小人出来搬弄是非，那样不仅会损伤母子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也会影响国家政治稳定。他考虑再三，决定辞相归国，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善始善终地尽忠尽孝，他上表辞请，说：“微臣材力浅陋，却受到陛下特殊的宠信，在家既承受教导之仁，上朝又蒙赐高官显爵，陛下还亲自草拟诏书颁布四海，对微臣褒扬赞美，这就好比把一个背柴禾的儿童扶上君子之车。微臣无才而居高位，必定给国家造成大的隐患。微臣资质鄙陋，加上痼病难愈，实在以居高位为羞，惟恐辱没宰辅的名器。而今天下太平，边境无警，这正是实行无为之治的理想盛世。文官职位尚可裁并，武官职位尤不应该多置。古人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自从大汉建国以来，宗室子弟从无担任公卿之职的。伏望陛下明鉴，遵承列祖列宗遗训，准许微臣将骠骑大将军印绶奉还，离开朝廷，返回东平王藩国。”
汉明帝接到刘苍请求辞职的奏章后，深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不准其所请。但刘苍决心已定，又三番五次上表固辞，明帝终于接受了他的请求，但却让他继续担任骠骑大将军，并加赐钱五千万、布十万匹，以示褒奖。
刘苍能不以个人进退为念，时时为国家着想，事事为君主分忧，在功高位显之时，能不贪恋权势，激流勇退，这在皇族子孙中是很少见的，足见其至诚的忠君之心和极高的道德修养。
（4）身在江湖，不忘宫阙
刘苍在回到自己的封国（在今山东兖州境内）后，仍不忘朝廷诸事。皇兄有过，他知道后必上书劝诫。明帝病逝，章帝继位，刘苍对自己的这位侄儿也极尽可能地给以指点、帮助。章帝继位之初，发生了旱灾、地震，政局也有些动荡。刘苍及时地送来奏章，提出了重视农业、减轻刑罚、选举人才等一系列建议，帮助十九岁的章帝稳住了局面。章帝要为父亲和祖父大修陵寝，也被刘苍劝止。
在东汉初年政坛上，刘苍确实是一颗耀眼的亮星。这颗星殒灭于建初八年（83年）正月，享年五十四岁。章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2.蓄志谋远、复兴李唐的皇子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生长在后党专政的时代，自幼就有浓烈的复兴李唐帝国的意识。韦后专政，太子重俊发动政变未遂，自己反被杀害。李隆基及其父亲相王李旦是支持太子重俊的，因而受到牵连。重俊政变后一年，即景龙二年（708年）四月，李隆基被从京城外放，任潞州别驾。这事实上是一次惩罚与贬谪。但他目睹了重俊政变的失败，总结了教训，在潞州别驾任上就开始为以后发动复兴李唐的政变进行默默的准备工作。
（1）潞州千隅，积蓄力量
李隆基走马上任，首先结交了“豪富”张暐。景龙初，张暐曾为铜鞮令，热情好客，喜欢游猎。“会临淄王为潞州别驾，暐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这种交谊是以气味相投为基础，不见得有什么政治目的。但是，在地方豪强的心目中，李隆基俨然是一位“英姿”人物，博得了拥护。不久，有个“乐人”名叫赵元礼，来自山东，身边带有女儿，俊秀美丽，擅长歌舞。二十四岁的隆基看上了歌女，就在张暐宅第里相爱起来，还生了个儿子。唐代诸王溺于女色，临淄王李隆基也不例外。此前，隆基已纳王氏和刘氏两妃。王氏后来为皇后，但一直没有生过儿子。刘氏生了儿子，名叫嗣直，即玄宗长子。至于歌女赵氏，后来就是赵丽妃，其子取名嗣谦，即玄宗第二子。应当说，隆基既以共同喜欢歌舞而相爱，也就不会因赵氏出身低微而嫌弃。这一点还算是难得的。赵氏的父亲和哥哥后来也都“擢为京职，开元初皆至大官。”
除了结交地方豪富外，还十分注意收罗心腹。李隆基在长安时已有一个贴身侍从，名叫王毛仲，系高丽人，此人出身微贱，但性识明悟，办事干练。这时，又添了个李宜德。“李宜得（德）本贱人，背主逃匿。”此人出身虽贱，但很有本领，“新捷善骑射”，所以隆基不惜以5万钱把他赎了过来。后来，“玄宗还长安，以二人（毛仲和宜德）挟弓矢为翼。”毛仲和宜德，成为李隆基发动政变时的得力助手。从出身低微者中培养亲信，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手段。
在潞州一年半，作为别驾，自然谈不到什么政绩。但是，这一年半，恰恰是李隆基平生的重要时期之一。史称：“州境有黄龙白日升天。尝出畋，有紫云在其上，后从者望而得之。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所谓“符瑞”十九事，据说，是指日抱戴，月重轮，赤龙，逐鹿，嘉禾，黄龙，羊头山北童谣“羊头山北作朝堂”，仙洞，大王山三垒，疑山凿断，赤鲤，黄龙再现，紫云，李树连理，神蓍，金桥，紫气，大人迹，神人传庆。显然，这些是臆造、附会，有的则是别有用心的活动，李隆基当了皇帝以后，大肆鼓吹“祥瑞”，特地叫著名的文士领袖张说写了十九首“颂”。由此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隆基在潞州时已产生政治野心。
景龙三年（709年）九日，隆基接到回长安的通知，便请一个名叫韩凝礼的搞“蓍筮”活动，“卦未成，而一蓍翘立。”凝礼说：“此天人之瑞。”这种占卜固然是荒诞的，但也清楚地反映了李隆基的政治企图。后来，隆基坐上皇帝宝座，授韩凝礼游击将军长上折冲。他之所以给韩凝礼如此高职是由于非常感激韩借卜筮之术给他提供的巨大精神支持。
十月二十五日，隆基经由潞南二里的金桥，返回京师。据载，这里常有童谣说：“圣人执节度金桥。”童谣有无，不得而知。即使有，原本是跟李隆基无关的。但是，隆基此行，在他的一生中，乃至在唐朝历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旧史所说：玄宗“定天位，因此行也。”十几年后，即开元十一年（723年）春，唐玄宗巡幸潞洲，重游故地，“宴父老，曲赦大辟罪已下，给复五年，别改其旧宅为飞龙宫”。飞龙宫，又名为“启圣宫”。这就意味着：李隆基登上龙位是从潞州起飞的，唐玄宗的帝业是从这里开始的。潞州，乃是他的政治发祥地。
（2）中宗韦后，不识隆基
李隆基返回京城，是在景龙三年（709年）冬。因为这年十一月中宗将亲祀南郊，祭拜昊上帝，举行极其隆重的礼仪。届时，大赦天下，流人放还，在外诸王包括隆基都要回为参加典礼。当然也有个别人例外，如中宗第二子重福。中宗原有四个儿子：长子重润，系韦氏所生，早在武则天时期，为张易之兄弟迫害致死。次子重福，系后宫所生，因与重润案件有牵连，所以一直被幽禁于均州。第三子重俊，死于政变。第四子重茂，年幼无知。中宗实在是个愚昧之人。太子重俊起兵主要是反对后党；但他彼时尚未识破事后之阴险用心，重俊死后，他又将防范的重点置于自己的次子重福。事后亦如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乃是来自李隆基等相王诸子。
隆基回到长安，也就罢去了潞州别驾职务。当时，他居住的兴庆坊已叫隆庆坊。此坊南有一龙池。据《长安志》载，“至景龙中，弥亘数顷，深至数丈，常有云龙之谓，后因谓之龙池。”关于龙池的传说颇多，有的望气者说：“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盛。”所谓“望气者言”，不过是替唐玄宗制造舆论而已。景龙四年（710年）四月，中宗游幸隆庆池，结彩为楼，欢宴侍臣，“泛舟戏象以厌之。”胡三省注云：“时人以为玄宗受命之祥。”中宗的到来，主要是寻欢作乐，并顺便拜访相王“五王宅”。是否有意窥测隆基诸兄弟的动态，那就很难肯定了。以象厌之，近于儿戏。如果确已发现隆基的图谋，完全可以下令追查。看来，没有把相王诸子视为最危险的力量，尚不了解“五王宅”里的秘密活动，这是中宗和韦后在政治上的失算。
（3）长安龙池，广交豪俊
李隆基在长安是暗中进行政变准备的。当时正值中宗末年，王室多有困难，玄宗常常暗中帮助他们。也就是说，继续收罗亲信，加紧集结党羽。他把重点放在北门禁军万骑上，这是老谋深算的表现。众所周知，远在唐太宗时，选拔官户及“蕃口”骁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鞯（马上被具），跟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武则天时，稍增为“千骑”，隶属于左右羽林禁军。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又改称“万骑”。如果不拉拢这支禁卫力量，要想宫廷政变成功，是很难的。太子重俊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千骑”王欢喜等倒戈。前车之覆，怎能不引以为戒呢？所以，李隆基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王（临淄王李隆基）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此中意图，心腹王毛仲一清二楚，故“亦布诚结纳，王嘉之。”结果是成功的，万骑帅长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都被拉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