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做成的第一桩军火生意，从某种意义上看，就可以说实实在在是因了适逢其时、恰在其地的机会。当时正处于太子天国于南京开国之后全力向东南数省扩张之时，上海小刀会也乘势开始起事，一方面江浙未失之地正在积极筹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两江总督以及江苏巡抚也在想办法调动兵力以平息小刀会。战事在即，自然需要大批军火，而驻在上海的外国军火商也正在此时开始向太平军输出军火，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在中国国内做军火生意。一边有人卖，一边又有人买，这不是适逢其时？当时的洋商大都集中在广州、上海两地，要与洋人谈生意自然在这两个地方最为方便。胡雪岩也正是此时为蚕丝生意来到上海，这岂不又是恰在其地？还不仅仅是如此的时、地相宜。因为是想销“洋庄”，胡雪岩一到上海就找到关系结识了在洋行做事的古应春，与洋人建立了联系，此前在帮王有龄解决漕米调运的公务时，他已经结识了漕帮首领尤五等人，与漕帮建立了两相托靠的“铁”关系，借助漕帮在内河航运上的势力，军火自上海运往杭州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这桩生意上，胡雪岩真正是机缘巧合，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全了，于是他的第一桩军火生意也就几乎没费多少周折就顺利做成了。
其实，胡雪岩能在生意场上获得绝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确有他的机遇、运气在起作用。比如他当初资助王有龄，哪里能知道王有龄就一定会发迹？可王有龄偏偏就发了迹，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谓仕途畅达官运亨通，成为胡雪岩在官场上可以托靠的大树，成为他商场发迹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假如他不遇王有龄或者王有龄不曾官场发迹呢？再比如使胡雪岩大发其财的蚕丝生意，某种程度上也得之他的机会。如果胡雪岩送王有龄到湖州上任雇请的不是阿珠家的船，又如果阿珠家不是在生丝产地湖州，或者阿珠娘不是恰好懂一些蚕丝生意，对于胡雪岩这个全不懂蚕丝生意的门外汉来说，是不是会涉足这项生意都难说，更谈不上后来的销“洋庄”从事蚕丝“外贸”了，但这一切恰好都一环扣一环地发生了。这实在是“运气”了他。
中国有句成语，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实在是有些道理。一件事能否办得成，既需要人的精细谋划，也需要有能够成事的条件，需要某种成事的情势或者说机缘、机会。有些事经过必要的谋划，看起来好像并不难办，但由于缺少办事的机缘，就无法成事，而有些看起来难关重重的事，由于机缘巧合，却很容易就办成了。所以，古人也讲天时、地利，也就是办事的机遇、机会。比方三国时孙、刘联合火烧赤壁就必须有那一场可借的东风，即使谋划已定，万事俱备，东风没到之前，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不用说，如果数天等待之后仍然没有那一阵东风，或者风来了却又恰好伴一场骤雨，历史上也就没有了火烧赤壁这回事了。恰好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一样不来，历史也就成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这个样子。
商场上确实特别讲究机会，一个生意人在商场上是否能够获得绝大的成功，要看客观情势是否提供了让他成功的机遇，而具体到一笔生意的运作是否能够成功，也要看机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尽可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再选以合适的方式去办那件可办的事情，我们才有把握办成那件事情。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机会的作用，也就要求我们要特别善于发现机会，要能够很好地把握住机会，同时，还要特别善于利用机会。说到底，机会只有对于那些善于发现机会并且能够很好地去抓住机会、利用机会的人，才成其为机会。
胡雪岩说，他做生意靠的是眼光、手腕、精神力气，这话确实不假。从把握机会来说，靠眼光，就是能够发现机会，靠手腕，就是能够牢牢抓住机会，靠精神力气，就是舍得投入心力，把那一个一个被自己发现的或遇到的机会，经营成一个一个实实在在的财源。做生意要有机会，更要靠本事。
要牢牢抓住生意场上的机会，还要有敢于刀头舔血的气魄。
所谓敢于刀头舔血，说穿了，也就是要敢于承担风险。胡雪岩办“钱庄”，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通过接受太平天国兵将的存款来融资的举措，就冒了极大的风险。
胡雪岩作出吸收太平军兵将存款的决定，自然有他自己细致的考虑，首先是这一举措确实有它的可行性。太平军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已历数年，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定从各种来路积蓄了不少的私财。如今太平军已成苟延残喘之势，他们中的好些人已经开始暗地里盘算着如何逃过这场劫难。对于太平军兵将来说，这个时候是保命容易保财难，而他们只要保住财产，逃过这场劫难之后，风头一过，局势一定，后半辈子也就可以衣食无虞。这些人的财产当然是变成现银存到钱庄里最保险。
不用说，接受逃亡太平军兵将隐匿私产存到钱庄的钱款，风险也是存在的。其风险有二：
第一，按朝廷律例，如太平天国兵将者，自然是“逆贼”。既是“逆贼”，其家财私产便是“逆财”、“逆产”，照理不得隐匿。接受逆产，私为隐匿，一旦被查出，很有可能被安上通“逆”助“贼”的罪名，与那些太平军逃亡兵将一同治罪。
第二，太平军逃亡兵将的财产既是“逆财”、“逆产”，抄没入公则是必然的，被抄的人倘若有私产寄存他处，照例也要追查。接受这些人的存款，如果官府来追，则不敢不报。虽然官军中不乏贪财枉法之辈，自己搜刮太平军私财不报，因而客观上使一些太平军兵将可以逃过官府抄没家产的追查，但尽管如此，也决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要一查到底的可能。这样，一旦查出，即使不被安上接受“逆产”的罪名一同治罪，存款也必被官府没收。按钱庄的规矩，风平浪静之后有人来取这笔存款，钱庄也必得照付，如此一来，钱庄不仅血本无归，还要“吃倒账”。
有这两层风险，接受太平军逃亡兵将的存款，也就确实有点类似从刀上去舔血了。但是这笔“买卖”风险大获利也大，因为这样的存款不必计付利息，等于是人家白白送钱给你去赚钱。因此胡雪岩仍然决定做，这就是他说的：“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舔。”
敢于刀头上舔血，这确实是一个希望获得大成功的商人的必备素质。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没有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利益均沾，要在同行同业中出类拔萃实在是难之又难，弄得再好，大体上也不过只是保本微利，混个糊口而已，用胡雪岩的话说，是“不冒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上所有能够带来滚滚财源的机会，都会包含有风险的成分，即如胡雪岩要学山西票号借款给那些调补升迁的官员，表面看来似乎没什么风险，而实际上仍然担着风险，那些新官上任，也有可能在到官途中或到官不久就出了事，比如病死，比如丢官，兵荒马乱之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要是这样，借出去的钱也可能血本无归。
要做一个能赚大钱的成功的商人，必须有过人的胆识和气魄，简单说来，也就是要敢做别人想不到去做，或者想到了但不敢去做的事情，特别是，能察人之所未察，在人所共见的风险中见出人所未见的“划得来”，并且只要看准了就敢于去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风险。
要真正能够把握住自己的机会，使这机会真正成为自己的财源，除了行动迅速，敢想敢干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学会趁势而行。
与其待时，不如趁势。
胡雪岩为帮助左宗棠筹办船厂和筹措军饷向洋行借款成功，就是趁势而行的结果。
胡雪岩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国引进资本的商人。而在他之前，政府还没有向洋人借款的先例，且有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行贷款。例如曾是军机首领的恭亲王就曾拟向洋人借银一千万两用于买船，所获批示却是“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这种情况甚至让一向果敢有决断的胡雪岩对向外商借款能否获朝廷批准也心存犹豫，是左宗棠一番关于当下时势以及办大事要懂得趁势而行的剖析使他得以坚定。
左宗棠认为，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趁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趁势的缘故。”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肯定不会获准，而这时要办却极可能获准。这是时势使然。一则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大多数不以为然，恭王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决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决心平定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赋之区，自愿借款以助朝廷军务，朝廷自然不大可能断然拒绝。二则当时军务并不十分紧急，向洋人借款买船尚容暂缓，此时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平定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向朝廷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听从。三则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内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事，其分量自然也不一般了。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不办则罢，一办则准成。
不用说，事实确实如此。
这里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由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好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的“事”即具体将办之事。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彼时却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的人即具体办事的人。一件事不同的人办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某件事，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所谓趁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由恰当的人选去办理该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