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历史故事精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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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歼灭战:蓄精集锐,重兵围攻(4)

(4)西征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国都玉龙杰赤(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新都撒麻耳干(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原被塞尔柱帝国统治。在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之时,花剌子模也在摩诃末的领导下,国势达于极盛。它击败了西辽军队,占领了西辽的兀提刺耳(哈萨克斯坦帖木儿)等城。并攻占了撒麻耳干以及忽章河(锡尔河)流域的一些小国,总的兵力已达40万。摩诃末志骄气盛,正企图向东扩张,征服中国,以创建一个伊斯兰大帝国。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摩诃末曾派代表团来中国,在金中都晋见了刚刚占领中都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友好,并同意双方商人自由贸易往来,成吉思汗也派了使团回访。但当蒙古组成的商队,携带大量金银、丝绸、毛皮等货物,于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春季到达花剌子模边境城市兀提刺儿时,当地长官亦难出竟将他们扣留,报摩诃末同意后,将商队的四百五十人全部杀死,货物没收。仅一名驼夫得逃生命,回到蒙古。成吉思汗闻讯大怒,决心以武力复仇。先派出三名使臣去花剌子模指责摩诃末背信弃义,要求交出凶手亦难出。摩诃末不但拒绝了要求,而且杀死首席使臣,将其他二人割去胡须逐回蒙古。因而,这两个都有建立大帝国雄心的统治者之间的战争,终于发生。

成吉思汗为打通西进道路,先派一部兵力攻灭西辽,成吉思汗于十四年(1219年)春,除留木华黎率一部兵力继续攻金外,调动全国军队向也儿的石河(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集结。当年秋,成吉思汗开始西进,抵达杀害蒙古商队的兀提刺儿后,留察合台军围攻该城。其余军队区分三路:术赤部为右路军,进攻忽章河北段的毡的(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养吉干(哈萨克斯坦科卡拉尔附近)等城;阿刺黑那颜部为左路军,进攻忽章河南段的费那客特(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南)忽毡(乌兹别克斯坦列宁纳巴德)等城;成吉思汗自率主力为中路军,越忽章河进攻不花剌(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切断撒马耳干与玉龙杰赤的交通联系,尔后与察合台军会攻撒马耳干。至成吉思汗十五年(公元1220年)三月间,各部军均按预定计划完成了任务,摩诃末逃去阿母河(阿姆河)以西,成吉思汗进驻撒马耳干后,派哲别等率两万精骑,分两路追击摩诃末。至当年末,摩诃末被迫至宽田吉思海(里海)中小岛上病死。玉龙杰赤亦为察合台、术赤两军攻占。次年初,成吉思汗率军渡阿母河继续向西扩展。当年攻占了呼罗珊地区及塔里寒(阿富汗塔卢坎)等城。但失吉忽秃忽所部3万人,在八鲁湾(阿富汗巴米扬)却遭到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被摩诃末之子札兰丁军歼灭过半。成吉思汗自统主力进击,于11月间,经激战后,将札兰丁军歼灭于申河(印度河)北岸,札兰丁仅率少数部队逃入印度。

追击摩诃末的哲别等军,横扫北波斯,越过高加索,败斡罗思联军于河里吉河(乌克兰日丹诺夫北卡里奇克河)经钦察草原回师,于成吉思汗十八年(公元1223年)底,与成吉思汗主力会合。开始东归,于二十年(公元1225年)春,返回蒙古。

(5)灭亡西夏

西夏北邻蒙古,东接金朝,位置于两国中间,为蒙金必争之地。西夏称臣于金,订有“交相救援”之盟。成吉思汗欲进攻金王朝,必先征服西夏,以解除攻金时的翼侧威胁。所以自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先后五次对西夏用兵,逼使其断绝与金的联系,屈服于蒙古。成吉思汗西征返回后,本欲灭金,恰好得知西夏献宗赵德旺企图与金联合抗蒙。遂先发制人,以拒绝派军随从西征及不送质子为借口,于成吉思汗二十一年(公元1226年)分两路大举攻西夏。一路从西域经畏吾儿(新疆哈密地区)东进。攻取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甘州(甘肃张掖);成吉思汗自率十万大军由漠北南下,越过黑水、贺兰山,直攻西凉府(甘肃武威),与西路军会师,再围攻灵州(宁夏灵武南),歼灭西夏军主力,尔后包围了夏都兴庆府(宁夏银川)。次年七月,末主赵目见请降,西夏政权灭亡。

正当西夏即将灭亡之时,成吉思汗在军中病重去世,终年六十六岁。临终之前,他仍然念念不忘灭金,指定第三子窝阔台为继承人,并总结过去攻金作战的经验,为窝阔台等提出他的灭金战略。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这是一个联宋借道,实施战略大迂回,将战略主要方向由东线转向西线,以避实击虚,调动敌人,充分发挥自己骑兵的特长,力求歼敌于野战中的一个符实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他的继承人窝阔台,基本上就是遵循这一方针,终于获得了灭金战争的胜利。

5.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明朝东南沿海抗倭之战的军事谋略

元末明初,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历史上称为“倭寇”。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祸害越来越严重。嘉靖年间,倭患尤甚。其原因一是明世宗昏庸腐朽以及严嵩的奸贪狠毒,庇护、纵容通倭官吏,打击、陷害抗倭将领。二是嘉靖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这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由汉、壮、苗、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爱国将领张经领导下,于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这是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攻掠福建长乐,时城崩二十余丈,居民自动列栅抵御,“少壮守阵,老稚妇女运砖石”,迫使倭寇败退。次年,倭寇劫掠福建福安等地,遭到当地畲族人民的奋起抗击。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败走福建的倭寇,窜犯台湾鸡笼(基隆)一带,被高山族人民赶走。而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与其他明军配合,多次打败倭寇,最终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