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何罪之有？”
“你竟敢弃汉叛逃，还敢否认？”
“为臣不敢！臣只是去追赶一人。”
“追赶何人？”
“治粟都尉韩信。”
刘邦冷冷一笑：“你岂能瞒过我！三军自秦地出发沿途将士逃离甚多，你并未追赶，惟独一个韩信，你却去追赶。这分明是你与韩信贼串通一起，想弃汉投楚，因没走脱才返回又用假话来欺骗我，我岂能信你？”
“大王息怒，听臣细言。”萧何不慌不忙道：“虽前一阵逃离者甚多，但无关轻重，惟独韩信乃当今英杰，岂能让他离去。大王若要与楚争雄，一统天下，除用韩信之外，无人可用，故臣不能不去追还！”
刘邦听罢怒气渐平：“那韩信果有这般天才？”
“韩信如无雄才大略，臣也不会三番五次向大王推荐。”萧何话语里柔中带硬说道。
刘邦沉思片刻：“既然如此，可宣韩信上殿一试，看他到底有何才能？”
英姿勃勃、衣帽齐整的韩信潇洒自如地走上殿来行君臣之礼，刘邦一看果然是位气度不凡之人，顿时对韩信有了几分好感。他让韩信对当今天下之事，楚汉之争发表看法。韩信纵论天下，分析敌我，指出楚虽强大，但丧失民心，缺乏谋略之人，因此并未比汉强出许多。他口若悬河，胸有成竹地说：“大王若任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摧？何地不克？何人不服？大王起兵东征，虽有章邯诸王扼汉要塞设防，但彼皆秦朝旧将，且不得民心，秦地民怨日甚。因此大王若起兵东征，关中即可为汉，关中既下，汉便依秦为根据地，然后再图天下，王业可成！”
刘邦说：“话虽在理，可通往关中的栈道已被烧毁，如何能起兵夺取三秦？”
韩信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我早有一计，定能夺取关中。”
刘邦惊喜万分，起身离座，走到韩信身边握着韩信的手急切地问：“都尉有何良策？”
韩信附在刘邦耳边，“如此如此……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妙！妙！妙！”刘邦赞不绝口：“都尉果然是奇才，只恨我以前糊涂，让你受委屈了！”
韩信此时也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刘邦又走到萧何身旁愧疚地说：“萧丞相，我错怪你了，也委屈你了！”
随后刘邦又采取了萧何的建议，加封韩信为东征大将军，并选择吉日，沐浴斋戒，筑下拜将坛，用隆重的礼节为韩信举行了加封仪式。
萧何不避嫌疑，力荐韩信，表现了一代国相应有的气魄和见识。这与那些一居要职便追逐私利、堵障贤路的官吏相比，其境界自有天壤之别。这说明，荐贤也并非易事，它直接涉及当权者的利害得失：惟有急公后己、为官廉政者，才有为国荐贤的慧眼和热心。萧何身处相位，并不以“贤”自居，嫉贤妒能，而是一位见贤若渴，不计私利的好丞相，当此楚汉相争、天下未定之际，萧何所焦急的，恰恰是如何为汉王网罗贤臣的大事，韩信拜将后，果然不负萧何的愿望，在楚汉相争中屡建巨勋，并最终决定了项羽垓下之败的命运。
3.转漕关中，安定天下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楚汉相争中挫败项羽，夺取天下，即皇帝位。在他分封功臣时，居然将居守关中，并无攻城野战之功的萧何列为第一，封以食邑8000户的酂侯，当即引起了他手下诸将的喧然大哗。有人说：“我等披坚执锐、身经百战，而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只靠舞文弄墨、空零议论，为何反而功居我等之上？”
刘邦对此说了一番既粗莽又形象且发人深省的话。
他问诸位文官武将：“你们知道打猎吗？”
他们回答说：“知道。”
“你们知道猎狗吗？”
他们说：“知道。”
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
一番话驳得诸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人们常说刘邦多诈，但他对萧何的这一评价，倒大多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萧何在辅佐刘邦定天下的事业中，确实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功绩。
韩信被封为大将军后不久即率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给三秦守军章邯等来了个突然袭击，很快占据关中。随后，刘邦、张良、韩信等统帅大军东进与楚军作战，把关中留给萧何总管。萧何克勤克俭，竭尽全力治理关中，把关中地区建成为楚汉战争中刘邦的稳固的后方和人力物力的供应基地，不断地为前方输送士卒、粮饷。倘从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个人前程考虑，这样默默无闻地当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后勤官，实在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萧何却不然，他身居关中，心系天下，把治理关中看作是辅佐刘邦创建帝业的大事，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萧何留守关中后，为了能保证三军将士的粮草，他决定从基本建设抓起。据《三辅黄图》书载，他在长安的未央宫立武库以藏兵器，造太仓以藏军粮，这都是建设稳固的后方所必需的。另外，萧何还忠实执行刘邦对人民采取的减轻剥削的发展生产的缓和政策，几次颁布有利于经济生产的法令，如关中地区家有从军者免租税一年。由于刘邦将关中全权委托给萧何，使得萧何在关中有最大的权力，一切法令、宗庙、社稷、宫室、县邑等大小杂务，均可由萧何作主“便宜施行”。这样，萧何在关中施政，便能发挥其最大的能量，也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全面支援了刘邦在前方的战争。《史记·萧相国世家》指出：“关中事计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意思是萧何管理关中的事，包括统计户口、运送公粮，汉王几次战败，弃军逃跑，皆是萧何征发关中兵，补足汉军缺额。
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四月，刘邦率军东征后，萧何留守在栎阳城中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以随时满足前方对粮草人马的需求。在他的辛勤努力下，汉都栎阳城里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四城门的墙壁上贴着招兵告示，众多的青壮年积极踊跃地要求报名参军。
得知前方战事吃紧，急需人马，萧何这几天寝食不安，他亲自来到街上巡视招募新兵的情况，得知已招募了一万多兵员时，萧何鼓励大家说：“前方争战，急需人员补充，愿报名者，年龄可以不限，你们多多辛苦点到其他各地招募，这一万多人，实在太少，前方急需用人啊！”
招募新兵的军校情绪饱满：“请丞相放心，我们马上到四处去招募。”
为了筹集粮草，招募兵员支援前方，萧何连日来四处奔波忙碌，十分辛苦，常常是忘了吃饭误了睡觉，在他的亲自努力下，很快凑足了粮草和10万人马，只待派人送往前方。正在萧何为送粮草人马的人选发愁时，他的儿子萧平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担此重任。萧何虽不放心儿子出门在外，但为了早日支援前方作战，也为了让儿子在战火中禁受考验，遂决定派萧平押送粮草人马奔赴战场。
与此同时，刘邦率56万余众与项羽决战彭城。项羽以精锐之卒大破汉军于睢水之上，汉军十几万人被杀，十几万人被逼入睢水，致使“睢水为之不流”。刘邦大败，只“与数十骑遁去”，收残兵败卒困守荥阳。在此危急关头，萧何派遣萧平押送的十万人马粮草及时赶到，刘邦顿时转忧为喜，“真是喜从天降，萧卿雪中送炭啊！”
萧平送上账簿请刘邦过目。刘邦接过账簿展开一看喜出望外：“我们添这10万人马粮草，何惧项羽！萧卿劳苦功高，赏赐白银十两，绸缎五匹，带回栎阳交与萧卿。”
萧平连忙施礼：“孩儿代父亲谢过大王！”
第二年荥阳之战，项羽以重兵围城，刘邦被迫诈降，仅以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战局之危系于一发。当时萧何独掌关中，稍有二心，便可置刘邦于死地。刘邦生性多疑，他对萧何很不放心，于是屡次派人以慰劳之名，窥探萧何的举动。足智多谋的萧何立刻识破了刘邦的用心，知道刘邦对自己起了疑心，但他一时又不知如何做才能使刘邦免除疑心。
这时，萧府中门客鲍生给他出主意说：“大王亲临前方征战，还屡遣人赐赏物品，看来是对丞相不放心啊！恐丞相有变，自据关中称王，故屡屡慰问，收丞相之心，探关中之实，丞相若解大王疑心，只有差遣子侄亲族从军，跟随大王征战，方能解大王之疑！”
萧何心中豁然开朗，“汝言使老夫茅塞顿开。”
于是，萧何采纳了鲍生的建议，不仅没有计较刘邦对他的猜忌，反而动员自己的儿子萧平及十几位子孙昆弟全部上前线，跟随刘邦南征北战。
刘邦见到萧氏子侄从军，心中疑团散去，对萧何更加信任更加钦佩了。
萧何送子侄从军征战，不仅解除了刘邦的疑心，同时也安定和鼓舞了全军士气，而且也为老百姓树立了榜样。随后，除了关中之外，凡属汉辖地区，不论男女老幼，纷纷动员起来，一个心思为了前线抗楚。这样以来使得汉军粮草充足，兵源不断，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公元前203年，楚汉相争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无论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很大损伤，就连实力雄厚的项羽，此刻也陷入了“兵罢食绝”的困境。但是刘邦的部队，却由于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而“兵盛食多”。后来，终于越战越强，逼得项羽兵败东城，自刎而死。正是萧何在关中默默无闻的工作，牵动了刘邦定立天下的全局。
134所以，刘邦手下有一位大臣鄂千秋，在评论萧何与大将曹参的功劳高下时，曾公正地指出：“上与楚相拒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4.制定律令，整顿秩序
作为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一个丞相，萧何无疑是具备着超人的志向和抱负。自沛县起义开始，他就准备着为刘邦的军队制订一系列律令制度。可以说没有萧何的这些工作，刘邦建汉会遇到许多障碍，甚至关系到整个刘汉的兴衰存亡。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将士皆去打开府库，携出金银宝贝，大家分用。惟独萧何直接到了秦丞相府、御史府，把秦朝法律制度及地图户籍一一收集起来保存好，这为后来刘邦平定天下和统治天下准备了良好的基础，使汉朝统治者能“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然后依据这些来制定新的律令和减轻剥削的措施，为以后刘邦的统一战争以及封建国家的重建工作，准备了条件。
刘邦率军进入咸阳后，采纳了樊哙、张良的建议，退军灞上，封闭秦朝的珍宝府库，宣布废除秦的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让秦的一些地方官留任原职，以维持社会秩序。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方面是重建封建法制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政治宣言；另一方面，它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因此得到了关中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慰劳刘邦的军队，惟恐沛公不为秦王。
《汉书·刑法志》记载，刘邦入关后虽然与老百姓“约法三章”，尽削秦法之苛，使得“兆民大悦”。但三章之法毕竟太疏简，要使社会安定，还需要具体的条文。因此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萧何重新整顿了秦朝的旧法条文，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兴律》、《户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萧何制订的新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据历史记载，当时人民新免严刑苛法，皆能长幼养老。他的宽刑措施，使社会很快安定下来，衣食滋殖，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
萧何为相，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只是将不适合时代要求的制度取消，代之以新制。皇帝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没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萧何建议刘邦加强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步兵和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都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官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这就加强了对付农民的军事镇压力量。
公元前202年，当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的时候，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中地主武装的杀掠，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也无法搜刮更多的财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可见当时社会经济凋敝到何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