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的第一部话剧，是在大学校园里，省人艺到我们学校演出，就在饭堂里搭台演的，是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小剧场戏。剧情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心情很激动，站在板凳上观看的，看完后还久久不愿离去。那些演员在拆卸道具，胆大一些的学生上前去和他们说话，我就跟着旁听，傻乎乎的反常，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只是觉得激动得无法回寝室去睡觉。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艺复苏，继而兴盛，大学里到处都是文学青年，文学社团。我也常常逃了课去参加文学活动。有个周末进城，看到一个剧院在演话剧，马上就买票去看。那话剧的名字叫《血总是热的》，是工厂的戏。我也是看得很激动。其实那时的话剧政治味道很浓，说教多过艺术，但毕竟是舞台戏啊，让我很着迷，每次都看得热血沸腾，充满了表达的欲望。
有时想想挺奇怪的，我很讨厌矫揉造作的东西，在大家眼里我也是个本色的人，写的作品历来朴实本分，不玩儿花样。可为什么会喜欢话剧那种拿腔拿调的说话方式呢？是不是缺什么补什么啊？
或许，在歌剧，舞剧，话剧，戏剧这些舞台剧中，话剧与我最接近？我不善舞蹈，不能高歌，不会唱戏，但话还是会说的。再或许，喜欢什么事物跟喜欢什么人一样，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总之话剧与我心里的某个点契合了，它能燃起我的热情。
没想到不久之后，我就参加演出了话剧。
大学毕业前，我们年级的同学准备排一场话剧来纪念我们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就选了一个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剧本：《这里不远是圆明园》，写大学生生活的。由学生导，学生演。
“导演”在挑选演员时，竟然把我给挑上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普通话标准。我连忙推辞，一想到要站在舞台上面对大众，我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虽然我喜欢话剧，但我喜欢的是看而不是演。我还记得我跟导演说，如果是广播剧我肯定参加。我从来没在舞台上站过，连那种业余演出都没参加过。但导演说，实在找不出人了，你知道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四川人，不是四和十不分，就是南和兰不分，或者飞和灰不分。虽然我们都是中文系的，都将成为语文老师，但生就的舌头很难改变。
我推却不过，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出演的是女二号，一个性格古怪的没有男朋友的大龄女生，还是班长，名叫封虹。我就努力去揣摩一个所谓“老姑娘”的心态，自己设计一些动作，设计一些语气和神情。开始上台时我总是犯傻，不是紧张地忘词就是被别人逗笑。后来慢慢适应了，能跟上大家节奏了。那段时间我忙到走路都在跑，一方面要赶论文，跑图书馆查资料找老师，一方面还得排练。不过倒是充实了，再也没时间多愁善感了。
排演到一半时，导演请来省人艺的著名演员高老师为我们作艺术指导。高老师看了我们的排练后，特意问导演，那个演封虹的同学叫什么名字？导演回答了。高老师说，她很不错，有潜力。
我简直是……惊呆了，大家也都惊呆了。高老师接下来说，在戏剧表演上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主张体验，一个是布莱希特体系的，主张表现。这个同学属于后者。其他同学多为前者。虽然各有千秋，但我个人还是更欣赏布氏的表现型。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一个女同学每次排练都声泪俱下，排练完了久久不能平复。我当时还很羡慕她，心想她怎么说难过就难过，说掉泪就掉泪呢？真像个演员啊。我怎么就这么投入不进去呢。搞了半天我和她不属于一个体系啊。体系这词儿如此专业，让我一下感觉自己好厉害。
我竟然受到一个专业话剧演员的褒奖，满腔的喜悦无处表达，就给爹妈写信，大言不惭地在信上说：啊，一颗艺术新星在狮子山冉冉升起（我们学校所在地叫狮子山）……
遗憾的是，这颗“新星”有个很大的缺陷，嗓门儿太小，用行话说，音域太窄。排练时这缺点还看不出，正式演出就不行了，无论我怎么努力，后排都听不见我的声音。那时又没什么好的音响设备，全靠自己喊，一喊就走样了，比如我演那老姑娘，断是不会喊着说话的。就因为这小细嗓子，葬送了我的艺术生涯。管你是斯氏还是布氏，先得有个好嗓子啊。
接下来又发生了更惨重的“杯具”：我们正式演出时，负责给我们拍照的同学，竟然没打开镜头盖，在那儿上窜下跳咔嚓了一晚上，弄了一卷儿废品，一幅剧照都没留下。令所有演职人员痛心疾首。于是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时，只有记忆，没有图像，几乎无法证明我曾经在舞台上演出过，无法证明我也曾经涉足过艺术领域。
后来，毕业了，踏上社会。用我在小说里写过的一句话形容：我们的生活从抒情转入了叙事。甚至夹叙夹议，牢骚满腹，哪还有心情看话剧？一个个都在疲于应对自己生活中的角色，无论音域大小，都在努力说着自己的台词。那个期间，我只好找话剧剧本来看，曹禺的，老舍的，契诃夫的，还有尤金·奥涅尔的，过过瘾。但那和看舞台上的话剧，完全是两回事啊。
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才又开始有机会看话剧。凡到成都来演出的话剧，我都赶去看了。但成都毕竟是成都，比不上京沪，看话剧的机会很少。我只能利用出差去北京看。去北京前我总是先打电话问朋友，那个期间是否有话剧上演，若有，出差的积极性顿时高涨。这样努力多年，我大概在北京看了十多场话剧。
有一次打算看空政话剧团的《这里黎明静悄悄》，拿到票后竟然病了，一个人在宾馆上吐下泻，很狼狈。早上醒来嘴巴苦得像中药罐子，身上一丝力气也没有。我只好打电话给同学，叫她买了药过来看我。到下午我感觉好一点儿，就跟同学说，我还是想去看。同学拗不过我，说咱们到那儿看情况，如果不行就退票，如果能坚持就看。等我们打车到了王府井，我根本就不想退票了，跑进商场买了件大衣穿上，冲进剧场去。因为我是胃肠性感冒，还在发烧。就这么带病坚持把话剧看了，我还记得男主角是魏积安，女主角是肖雄。
举这个事例，是想进一步证明我对话剧的热爱。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又不是什么助人为乐的好事，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啊。
我曾经说，我的创作理想之一，就是写个话剧。但这个理想至今没有实现，甚至都没列入规划。因为我没信心。我知道话剧很难写，不是我等平常人能拿下的，它需要天分。我就退而求其次，指望我的作品能搬上话剧舞台。好歹，这一打折理想已经实现了。
由我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改编的话剧，已经在北京的话剧舞台活跃多年，获得多项大奖，似乎所有的话剧奖戏剧奖都拿到了，影响甚大。当初改编方与我商谈时，我为了表达对话剧的热爱，或者说支持话剧事业，当即表示无偿转让，一分版权费也不要。最近，又有人表示想将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话剧，我仍表示愿意免费转让，只要他们首演的时候请我去看就行了。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各地都举办了很多纪念活动，话剧舞台一时显得非常活跃。我年初回杭州，杭州也在举办“向话剧致敬”的活动，我姐姐知道我喜欢看话剧，弄了三场的票。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我只看到其中一场，是引进的外国剧《上帝负责》，由青年学生排演。还是很愉快的，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在家乡看话剧。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仍对话剧理论一窍不通，甚至都说不出有哪些话剧大师，有多少话剧经典剧目。可这并不妨碍我的热爱，感性的，女性的热爱。
最后，我想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中国话剧百年：我将我从大学时代至今，这二十多年来所看的话剧一一列出。它们是：
《绝对信号》《血总是热的》《于无声处》《这里不远是圆明园》《茶馆》《雷雨》《日出》《贵妇还乡》《推销员之死》《萨拉莫的女巫》《这里黎明静悄悄》《切·格瓦那》《风月无边》《赵氏孤儿》《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我在天堂等你》《暗恋桃花源》《有多少爱可以乱来》《上帝负责》等。
肯定还不止这些，一时想不起了。大略算了一下，包括重复观看的，加上遗忘的，平均一年有一部左右吧。
谨以此，向从事话剧事业的人们，致以我最诚挚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有了你们，才有我这一生的热爱，和热爱的幸福。
二〇〇七年，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