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春，被打为“白专道路典型”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的父亲，终于得到了重新分配工作的通知：离开学院，去四川修铁路。在此之前父亲一直以为部队会开除他，所以听到这一安排他感激涕零，那时的知识分子太容易满足。接到通知一个星期后，他就率领我们全家，母亲姐姐和我，迁徙到了四川。
我们在招待所一住下，父亲就赶到铁六师去报到。师干部科科长对父亲说，现在师下属有两个团需要工程师，一个是A团，一个是B团。父亲一听，脱口说我去B团，因为B团是他的老单位，在调到学院之前他一直是B团的，包括抗美援朝的三年。可科长接下来说，B团因是临时配属给他们师的，故在此地没有基地，他们的家属孩子一直住在工棚里。而A团是本师的，进入四川已多年，早在这里扎了根，有家属楼，孩子也能在当地上学。
这下父亲犹豫了。当时我和姐姐还小，一个读五年级，一个读初一。母亲身体也不好。父亲就说他再考虑一下。科长说，好，你好好考虑一下。明天早上我要去开会，但是我会把两个团的介绍信都放在这儿，你自己来，拿一封去报到好了。
父亲回去后把情况和母亲一说，母亲马上表态道，当然是去你的老单位好了。母亲太了解父亲了，他是个只知道工作而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这两年又被整得够呛，太需要到一个信任他的老单位去工作了。父亲说，可是B团的生活条件太差了，你和孩子怎么办？母亲说只要大家在一起，苦就苦点。父亲又说，那孩子上不成学怎么办？母亲说实在没学校我可以教她们两个。
父亲就下了决心去了他的老单位B团。
父亲到B团后果然如释重负心情愉快。更让他高兴的是，一个月后B团就奉命迁回了东北。这样我们全家又随着父亲来到了黑龙江的加各达齐市，我和姐姐进了那里的学校，有了新的伙伴和同学，继续延续着我们快乐的童年。
当时正值夏季，是东北最好的季节。天空晴朗，大地辽阔，一扫我在四川的潮湿和阴郁，和我待了七年的华北平原一样让我感到亲切。尽管我是个地道的南方人，但骨子里热爱北方。我常觉得我的前世是个北方农妇。尽管东北的冬天经常冻得我不敢出门，但那种烤着火炉听着窗外飘雪的感觉也是非常妙的。我尤其喜欢那里的桦树林，置身其中时，那一双双注视的眼睛让你眩晕。我在那里一待数年，直到高中毕业。有一年冬天大雪之后，我和一个高个儿的、开朗的东北男孩儿一起去坐雪橇。结果在桦树林里迷了路，后来我们找到一座看林人的小木屋，看林人给我们喝了热热的茶，把我们送出了谜林。那男孩儿就把此事写成诗，写在桦树皮上送给了我。
也许那就是我的初恋？
不。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请原谅我的杜撰。
事实上是，父亲当时并没有和母亲商量，他独自在外徘徊良久，最终拿定了主意。他觉得在那样的形势下，自己根本不可能干什么事业，那么，就尽可能地给妻子和女儿提供—个稍好些的生活环境吧。A团毕竟有像样的家属楼，孩子也可以顺利入学。
于是第二天早上，父亲来到师部，看到办公桌上果然放着两封介绍信。科长开会去了。父亲在稍稍顿了一下之后，拿起了那封去A团的。就在他选择A团后的一个月，B团果真调回了东北加各达齐市，那边有他们的基地。父亲心里很后悔，但他没吭声，也没有告诉母亲我们错过了什么。
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四川。一直留到今天。并且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我跑东跑西，去了很多地方，却至今没去过东北，好像我和那里绝了缘。
自从父亲告诉了我这段往事后我总在想，如果当时父亲拿起的是另一封信，我会是另一种人生吗？那一种人生会比现在的更好吗？
我们对不曾发生的事总是充满了向往。
我们在这样的向往中弥补我们满是缺憾的一生。
二〇〇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