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包旧信中，我居然找出来这样一封信。它是一位医生一九八四年为沈先生的病情而写给我的。恐怕再也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份如此详尽如此朴实而热心的病历了。
全信如下：
李辉同志：
来信收到。因为工作忙，业余时间安排会议和讲课较多，所以我拖了好多天才去看望沈老。
见过沈老后，我才放下一颗心，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差。沈老仍是鹤发童颜，乐观健谈。您文章中写道：“半身不遂整整一年，左腿行走不便，右手至今浮肿”，我当时不好判断偏瘫还是多肢瘫，也不好判断病变性质。我带了一套医疗检查器具，在沈老家做了神经系统的常规检查，仅见到较轻的左侧半身的运动功能障碍，没有发现明显的偏身感受障碍和偏盲，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左侧软腭力弱，稍微影响吞咽功能，左手无名指和小指功能差，左下肢力弱影响站立和行走。总的来看，是右侧大脑半球（皮层到放射冠中间）某一些动脉血管中的血栓形成，阻碍了血液的流动，从而引起神经功能降低，而左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应该庆幸的是，此病变没有波及思维、语言、感觉系统，目前运动功能恢复也较理想。我当医生多年，个人认为沈老的恢复还算不错，有很多人年纪比沈老轻得多而恢复得很差。
我给沈老当参谋，将生活、服务等问题做了一些安排，尤其是对于功能锻炼提出参考意见。以后我将不定期地去探望沈老，尽力提些建议，希望给广大关心沈老情况的读者们提供好消息！
您还写过骆宾基同志的情况，他于四年前初得病时，曾住过我们神内病房。他当时比沈老年龄小，才六十多岁，治疗效果也好，当时在病房内已行走自如了。后来出院后，主要是功能锻炼不够，恢复较慢，另外还有别的因素您可能也知道，时间稍长了一点，但我已给他出了些主意，又好在他儿子是医务工作者，将来会更好一些的。
贵报拥有广大读者，我也爱看，尤其您写的一些作家近况文章，我是每篇必读，遇到力所能及的问题，我也想尽一点薄力。以后有用我之处请多联系，我一定尽力。
祝
好！
黄世昌
五月二十日
黄世昌医生至今我也未能与他见过面。而且，在与他通过这次信后，也没有继续联系过。在行医多年的时光中，类似的病人，他当然遇到过许多，为这样的病人撰写的病历大概也会不计其数。但我宁愿相信，在他的笔下，绝不会有别的病历，会像这封信这样，缜密的科学分析中，也包含着一个医生对陌生的作家的热爱。
一九八四年春天，我还在《北京晚报》工作，负责文艺方面的采访。新年伊始，在文体新闻版上，我新设了一个专栏“作家近况”，一周一次，陆续介绍一些居住北京的作家的生活，文字与照片均由我负责。或许是因为我偏爱现代文学的缘故，专栏一开张，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几乎都是八十开外的老人。如冰心、宗白华、胡风、曹靖华、萧军、艾青、骆宾基、端木蕻良、萧乾等。现在回想，我大概是计划从年长到年轻慢慢写下去。后来，我因去编副刊，这个专栏也就没有继续了。
沈先生自然也在我所介绍的老作家之列。在只有数百字的文字里，我提到了他半身不遂已近一年的病情。就是这样一篇毫不起眼的小文，引起了这位医生的关注。他读过我的文章后，马上给我来信，提出要亲自去为沈先生治疗。在征得沈先生和沈师母的同意后，我将他们的地址写信告诉了他。他去过之后，便给我来了这样一封难得的信。
真没想到，此刻距那个时候，差不多快有八年时间了。（天啊！时间怎会如此之快！）八年，对于个人并不是一段短暂的时光。静心回溯这些跌落跳跃如流水一般的日子，一切都大大不同于往日，说不出是多了些什么样的感慨。那位被这封信描述的老人，早已不复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不知道，在医生的记忆中，是否还有信中描述过的那个老人的影子。在后来的这些日子里他是否又写过同样详尽同样朴实的病历，我也不知道。但是，对于我，这却是一封珍贵的信，会不时轻易地牵出我对沈先生并不久远的回忆。
二
最后一次见到沈先生，是在他逝世前的两个星期。那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下旬，在前往贵州参加一个笔会之前，我去看望他。
他依旧坐在他的藤椅上，同几年前相比，显得更加苍老。或许因为没有戴假牙的缘故，脸庞也更为消瘦。右手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萎缩无力，搁在靠背上。左手也极少动弹，置放在左腿上。他说话虽然有些含混不清，但思路很清晰。和其他一些我所熟悉的老人一样，谈到往事时，他的记忆好得让人吃惊。有时说到高兴处，说着说着，他便抿嘴想笑，又笑不出来，得憋上好久，才呵呵地笑出声来。那神情，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
在交谈中，师母张兆和先生告诉我，沈先生差不多快有一年没有到外面走走了，更别说去公园转转，她劝说过许多次，都不起作用。于是，我们一同做他的工作。最后，他同意在我从贵州回来之后，趁五月北京的春色正浓之际，带他到天坛公园去看看。
他同我谈到我写的《萧乾传》，认为我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京派文人沙龙”的描写，是那种气氛。他还又一次谈到了他和巴金的交往，他和巴金关于作品中热情与平和的争论（他总是爱谈到巴金，每一次都少不了这个话题）。
当谈到《萧乾传》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劝说他和萧乾和好。
几年来，同沈先生和萧乾先生我都有较多的来往，很为这两位曾经有过二十多年深厚友谊的朋友，在晚年友谊破裂而遗憾。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之间，其师生和朋友之情多么令人羡慕！残缺，毕竟令人惋惜。我曾经分别询问过他们后来关系破裂的原因，他们各持己见。我历来觉得，文人间的恩怨，有时的确是难以判断是非的，每一个人都会有理由认定自己正确。我无意搅进任何一件文人纠纷之中，特别是我这样的年轻人，更没有资格来评说、化解像他们这样的老人之间的矛盾。可是，面对两位我所熟悉和尊敬的老人，我从内心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在晚年抛弃前嫌，重归于好。真能如此，该是极好的事情。
我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对他说，你们年纪都这么大了，何必还斤斤计较一些往事，何必都要任性呢？过去关系那么好，现在连见都不见，多么遗憾！
他没有吭声，但也没有不让我说下去。我接着说：
“你们也老了，和好不行吗？要是他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我并没有同萧乾先生商量过，但我想他是会同意我这么说的。
他没有立即回答，稍稍思忖了片刻，说：“他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
我当即与他商定，也是等我回北京后，陪萧乾先生来看他。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那种表情和语调，真是可爱极了。
离开他家，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萧乾先生。他并没有责怪我的多管闲事和自作主张，而是答应了我的建议。我为他们即将相见于春天而高兴。那该是多么有意思的瞬间！我想到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巴金先生，我知道他曾关心过他们的关系，也为他们闹矛盾而遗憾。在出差之前，我给巴老写了信。
在贵州的十多天旅行中，我心中挂念着我所答应沈先生的两件事，盼望着早点儿实现我的承诺。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乘坐飞机返回北京的那一天，他永远地离我们远去了。
萧乾先生也为未能在沈先生去世之前见上一面而懊丧。他颇为遗憾地将自己的心情写信告诉巴金。巴老回信时说：“得到三姐电报知道从文逝世很难过，他的死使我想起好多事情，可以说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也给埋葬了。你在信中提起李辉帮忙消除你和从文间的误会，李辉也来信讲到这件事情。详情我不清楚，但总是好事，不知你到从文家去过没有。要是来不及了，那多遗憾！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要紧，从文已经知道，而且表了态，这说明你们已经和解了。”
张兆和先生在给我的信中，也对他们实际上已经和好而感到安慰。她说：“你在从文逝世之前，确实如巴金所说，做了件好事，可惜从文去得太快，计划未能实现。不管怎样，这个结总算解开了。这个来自湘西的山里人倔得很，但一向宽厚待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相信，他谅解并且原谅一切，他是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世界的。”
和沈先生的最后一面，已经过去差不多四年了，我所看到的他最后可爱的样子，永远定格于我记忆里，而且伴随着莫大的遗憾。
三
我同沈先生接触不过几年时间，而且是在他的晚年。沈先生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虽然也有人们通常所说的谦和的笑，以及柔和的声调，但是，最清晰的倒是他的风趣、活泼，还有孩童一般的任性。这也许是老人的共性，但在他的身上，对于我却那么富有情趣。
一次我去看他，知道他喜欢音乐，就特地带去意大利著名民歌演唱家布鲁诺·文图里尼在北京演出时的现场录音。
沈师母打开录音机。沈老靠着沙发，右手平放在靠背上，左手无力地搁在腿上。歌声响起。有些歌可能是初次听到，但是它们的旋律，都像《我的太阳》一样，那么美妙动听。他听得十分入神，一时间，他陶醉了。来自西西里岛具有浓厚民间气息的歌声，好像一束束阳光，活泼地跳跃在他的脸上。我注意到他的目光里，有一种喜悦，一种激动。
听完几首之后，他对我说，他很欣赏文图里尼的音域广、富于表现力的演唱。他还说：文图里尼的歌有淳朴的特点，民间气息很浓、很感人。他特别感慨地说中国的演员唱得没有这么有味，这么让人感动。
沈师母接过他的话对我说：他爱听肖邦、贝多芬的交响乐，更爱听家乡湘西的民歌和戏剧，特别是一种“傩堂”戏。
刚刚说到“傩堂”两个字，我发现，本来很平静的沈先生突然张开嘴巴，笑出了声，我们都停止了谈话，静静地看着他。他笑得很开心，眼泪不一会儿也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我很奇怪，两个在我看来极为普通的字，居然会在他的身上诱发出这么有趣的景象。当他稍稍平静一些后，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唱歌，后来就爱听民歌，爱看叫做“傩堂”的地方戏，喜欢那些很简单朴实但又很有味道的音调。现在年老之后，只要一听见小时候熟悉的音乐，或者甚至有人提到它们，他马上就会想到家乡山水，家乡风俗，特别是想到当小孩子时候的天真情景。
看着面前的老人，想到适才发生的场面，我好像能从中感受到一点儿什么，是什么，当时乃至现在我仍然说不清楚。
沈先生最让人感到有趣的，要算半身不遂之后，逼着让他练习散步的事情。
在沈先生患病之后，我去他家的次数便多了起来。当时，他们还住在崇文附近的一幢高楼里，离我的单位极近，去得频繁的时候，差不多一周会跑上一两趟。去的目的之一，就是监督他逼着他练习散步。师母每次都会笑责他太懒、太怕吃苦。
这是一间很小的客厅，我的记忆里，来回走上一圈绝不会超过十步。地上有一半铺着草编，另一半特地空出一米多长的水泥地，漆着红颜色，师母说是留给他散步的。这个时候的沈先生，行走已经十分不便，右手不时神经质似的颤抖一阵儿，两只脚几乎是拖在地面挪动。每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后，师母得把他的左腿慢慢捶一会儿，他才能拄着拐杖在别人的搀扶下开始走动。尽管如此，按照医生的分析，他仍然有渐渐好转的可能，只要加强锻炼。大家对此寄予希望。
“每天让他走五个来回，这是指标。”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练习时，师母对我说。
走完两个来回。
“够了吧？”沈先生问，听得出他是故意问的。
“没有，刚刚两次。他就爱偷懒。”
沈先生笑了。刚走完一个来回，他又说：“这是第四次了吧？”似乎带点孩童般撒娇耍赖的劲头儿。
“别骗人，刚刚三次。他每次都想哄人。”师母对我说。
在我们的监督下，他终于无可奈何又走完两圈。最后一个来回时，不等走到头，他便迫不及待地长吁一口气，大声喊上一句：“唉，完了吧？”便径直朝座位上走去。
“你总爱偷工减料。”师母责怪他。他没有反驳，只是很有点儿调皮的样子看看她，然后，两位老人开怀地笑了。
我的印象中，这是一幕极为温馨极为快乐的人生景象，虽然它没有多少深刻或者丰富的意味。两位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悠长岁月的老人，在这种时刻，在这样一间窄小却充满安宁平静的房间里，相顾开怀一笑，岂不胜过人世间许许多多无聊的热闹。
一个被人们常常视为淡泊、平和、寂寞的老人，任性而顽皮的一笑，便得我眼中的他，又多了一种别样的色彩。
四
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甚至题目都想好了，叫做《不安分的沈从文》，但一直没有写出来。我怀疑自己的了解是肤浅的，像他这样一个人生有过那么多变故、性格又并非简单的文人，任何一种性质的单一概括，我想未必会描绘出他的整体。
这些年来，沈先生在许许多多的评论文章和回忆录中，被强调的是他的平和、恬淡，与世无争，耐得寂寞。《边城》及许多描写家乡湘西生活的小说中的意境、格调，无形之中，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同他本人的性格混为一体了。那是一个默默地承受命运的压力，没有刚劲，没有锋芒的平和文人。他的生活，似乎一直就是甘于寂寞地度过，不过问文学创作以外的一切，不计较世界和人际间的是是非非。
当我同他多接触几次后，当我把目光稍稍扫描一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生活，我发现，那些我所熟悉的对他的描述，只是勾画出了他的生命的一个方面，并且是以近三十年的历程为依据的。而我所接触的老人，我所追溯的那个活跃于历史之中的湘西人，原来在平和恬淡之外，也有另外的生活形态。他本不是一个那么安分的文人，湘西跳跃的水，在他的性情中，也是一个自由飞翔的精灵。
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时，他正在一个会议上慷慨陈词。记得那是在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采访全国文联委员全会。在分组讨论时，我走进了沈先生所在的小组。我刚刚坐下，就见我对面的一位长者开始发言。他的样子很谦和，声音也极柔和。我打听一下，原来他就是我久仰的沈先生。
他没有谈及文学，他是以文物专家的身份参加这样的大会的。（对于他，曾经系以深情的文学，恐怕只是作为早已流逝的梦，保留在他的记忆中。）他谈到文物保护如何之重要，谈到许多领导人怎样忽视这个问题，他甚至批评，现在一些文物单位，仍然是外行在领导内行，使得工作开展不顺利。他没有用多么激烈的词语，声调也依然那么低，那么柔和，但是，他的声音背后所蕴含的批评精神，却是很容易让人感受出来。
在他之后发言的是一位音乐界的长者，他极为慷慨激昂，声调比沈先生不知要高出几倍。他批评的对象是那时刚刚在中国流行的电子琴，他为草原上的乌兰牧骑也开始用上电子琴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文艺的侵蚀。
一些年过去了，对电子琴的攻击，显然只成为一个笑柄留在我的记忆里，而沈先生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使我开始了对他的新的认识。
后来，一次找到沈先生家里去，提到了他所谈的上述问题，这次他显得比会议上要激动。他对一些文物部门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极为不满，他甚至说：“什么也不懂，还要瞎指挥，能人就是上不去。会拉关系的就容易上去，连搞打砸抢的反倒能上去，专业好的却不行。”这时，他决然没有一点儿平和。当我对沈先生的创作生涯略作了解之后，我发现，这种不平和，或者说不安分，正是他的性格中重要的另一面。
在他活跃于文坛的那些日子里，他好像从未平和过。刚刚走进文坛时，他和丁玲、胡也频作为文学青年，有一种对业已占据文坛的某些文人的激愤，他们不安于在别人之下沉默。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们创办《红黑》《人间》杂志时的发刊词、广告，那种青年人特有的火气、不平，可以使你想象出他们不安分的灵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沈先生几乎经常是文坛论争的诱发者。他似乎仍然保存着湘西人的倔劲，自由地随意地挥洒着他的思想，对所有他所不习惯的文坛现象发表议论，并不顾及其准确性和可能招致的结果。在他的眼中，没有尊贵之分，没有壁垒之分，他只是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即他的文学观来议论文坛。“京派与海派”、“反差不多运动”等等一时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均是因他的文章而引起。他是一个热闹的中心。在文学之外，他对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时常随意地发表见解，不管其是否正确。汪曾祺先生曾同我谈过，沈先生的这种特点叫做“爱管闲事”。譬如，他对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并不了解，但也参加讨论，大发议论。我想，不安分的沈先生，他是把它们看作自己的生命对世上万事万物做出的种种反应，他挥洒了它们，也就完成了生命的意义。
这显然不是一个平和的沈从文。在我看来，这种不安分，却是极为难得的五四传统。我很赞同陈思和在新近完成的《巴金传》中，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京派文人”的评价。他认为：这些以清华、燕京大学为中心的几代由作家、理论家组成的文人，是在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形成的。他们于朴实中见开放，对外来思潮也不保守，受到的压迫与政治干扰暂时还不大，正是新文学发展的理想时机。他重点谈的是他们的文学观，我想这种自由主义传统，是否也包含着这样一层含意：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作为一个个体，在构造自己的文学理想的同时，将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同源自湘西山水的性格结为一体，该是同样的美妙。这种不安分，后来被以寂寞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和所湮没了。人们更多地看到的，只是他并非出自本意的与文学的疏远，以及久久的沉默。
还是在那次文联大会上，我有了第一次同沈先生交谈的机会，还看到了令人难忘的场面。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里，好像是举行闭幕式。开会之前，我突然发现就在距我不远的前一排中央，坐着沈先生和朱光潜先生。我走了过去，同他们交谈起来。两位“京派文人”中的重要人物，在经历了种种人生体验之后，一起坐在这个极不平常的地方。两位老人，一样瘦弱矮小，看上去又是同样温和、平静。沈先生拿出再版的《从文自传》送给朱先生，朱先生则将他刚出版的《美学书简》送给沈先生。他们交谈得并不活跃，话语比较简短，但这却是我这些年见到的文人间最珍贵的一次会面。
难得的瞬间。两位多年被冷落、被淡忘、被误解的文人，他们的价值，终于在晚年重新被人们认识。他们不再寂寞。
五
一九八九年春天，黄永玉先生邀我同去湘西，使我有机会在沈先生家乡凤凰住了一个星期。春天的凤凰，不时下起蒙蒙细雨，在我的感觉里，它们给依然山青水秀的这座小城，笼上一层淡淡的诗意。那几天里，我时常独自一人，漫步在铺着青石板的小巷，或者伫立在幸未被毁掉的古城门前。我想象着童年的沈先生活泼、天真、调皮的身影，追寻着他当年在山与水之间曾经领悟的意味。
沈先生的亲戚，谈到他在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的故乡之行，会抖出一串有趣的故事。他们谈到，他在凤凰，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人们提醒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
他真的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灵、鲜亮亮的青菜之间。他愿意这个样子挤在故乡人中间。在拥挤碰撞之中，他一定是在重寻流逝已久的感觉，那些存在于天性中的种种朴实、天真、自由、轻松。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他在同故乡拥抱，同他的童年拥抱，也同他不安分的灵魂拥抱。
我走到他去过的那个大菜市场。我试图追寻什么？我不知道。我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感觉，也说不清楚。如今留在我的印象中的，只有那些沾满雨珠的青菜。它们还是那么水灵，那么纯净，那么鲜亮。
一九九二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