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会老，人会死，胡同也有它终结的一天。
会有那么一个早晨，北京人猛然间发现，最后一条胡同死了。这日子大概不会太久，也许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北京城里将找不到一条像模像样的，依旧是原来面貌的胡同。镜头对准古都的摄影家，拍摄老北京故事的影视导演，如果现在还不抓紧抢先储备原始资料的话，到那时，面对崭新的北京，还想拍到老北京真实现场感的话，就该悔之莫及了。
即使像我这样并非在北京土生土长，对这个城市说不上具有多么深厚的归属感，只是一个居住年头较久的人，也对胡同消失过程未免来得太快，觉得有些讶异。因为，在北京，历经元、明、清三朝的胡同，既是一部无可辩驳的凝固起来的无字史书，也是一幅独一无二的压缩起来的人文景观，不但在中国，即使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也是少见的。任何一个城市，不同时期的建筑物，如同树木的年轮一样，记载着人世的沧桑，时代的变迁。试着琢磨一下，没有东交民巷，列强的欺凌便是纸面的记载，没有沙滩红楼，“五四”的光辉也就停留在课本上，没有大栅栏，那些老字号便无所依托，没有赵登禹路，佟麟阁路，那抗日的烽火硝烟必然显得遥远。实物，永远比文字更具有震撼力，虽然胡同不等于北京，但北京若是没有了胡同，这座古城肯定就不够完美了。所以，胡同，是不能，也不应该一下子消失殆尽的，至少“留得残荷听雨声”呢？也应该给后人留下一点值得珍视的文化积淀，留下一点可供回味的思古幽情。
想不到近数年间，北京的很多胡同，就这样眼措不及地，干净利落地走进历史。不是被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所吞噬，就是被拆迁重建的居民小区所蚕食，有的幸运些，胡同的名字，还能保留下来，有的不走运，总是难免惋惜，那真是令人伤感，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尽管，变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尽管，发展是城市进步的必然趋势。现在，被挖出来的元大都旧址，那些毡帐游牧的民族，骑射也许内行，建设皇家都城的业绩，说实在的，不敢恭维。它之所以被明清两代以紫禁城为中轴线的内外京城替代，成为风沙掩埋的文物，就因为后者比前者更适应了时代的发展。
所以，胡同之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也许说来并不是什么坏事，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到北京的时候，很多马路，只是中间铺着沥青，两边都是沙石。更不要提北京城那总数在三千条以上的大小胡同了，永远是灰不秃秃的，暴土扬尘的。尤其是那些狭窄拥挤的小胡同，那些颓门败墙的大杂院，还得把污水井里的粪便，一勺一勺掏出来，一桶一桶背出去，长此下去，要是没有变化的话，这个首善之区，还有什么希望可言。我也知道许多有识之士，总在呼吁，总在呐喊，把胡同留下一些给后代子孙，这想法，当然是毫无疑义的好。但说这些话的人，通常不大为自己的住房发愁，而对那些三代同堂，老少一室，床分上下，布幔相隔的小市民来说，为保留这些胡同，还得挤在斗室里度日如年，又显得不太公平。
好像应该想出点什么法才好？一是保留那些完整的，二是修复那些有历史价值的，四是努力建筑得既古色古香，又赏心悦目，而且尽可能改善居住条件，这倒是应该悉力经营的事情了。
有的人，恨不能一股脑儿，统统用推土机推了，这是绝对不值得提倡的红卫兵行径。但也真不希望有那么一天，最后一条胡同寿终正寝，于是造几条供游人参观的假胡同，如同看那些失去了彩绘以后的兵马俑一样，绝对是彻底死亡的胡同，有何生气可言？但我也不赞成有的人，对于古都恨不能连几间破房烂庙，几处断垣残壁，也别挪动，要求原封不动。如果这样恋旧的话，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搬到周口店原始人居住过的洞穴里呢，那才是最原汁原味的故居呢！
说到底，北京那些胡同，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过是年代较为久远的建筑物罢了，早晚总是要死的。夏商周的房子，谁见过？汉唐盛世的房子，谁住过？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里早说过，“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唐代的建筑物，随着唐代的结束而结束，那么，元明清的胡同，随着封建社会的终止而终止，好像也不是什么值得痛苦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北京人的胡同文化，实在是弥足珍贵的。同住在一条胡同里，那些天天碰头见面的左邻右舍，他们之间的亲切友善，地道的老北京人的礼数客套，那种一张口为“您”而不是“你”的或许称之为“温良恭俭让”的与人为善的人文精神，如果也随着胡同之死而死的话，那可就太可惜了。现在，搬进单元房里住着的各家各户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膜，现在，办公在写字楼里，一人一格的狭窄空间，那绝对私密化的拒绝，是过去住在胡同里的人家，绝不会产生的。
是给一张微笑的脸，还是报以淡漠的一瞥，留在对方心扉里的印象，冷暖是大不相同的。
没有温馨，没有友爱，这世界是不堪设想的。
我想起如今再也找不到的西风斜阳，衰草枯树的前门以西，古城墙下，那只能算是半条路的顺城街了。
记得一九四九年的秋天，刚来到北京的时候，从火车站出来，就顺着城墙，一路往西，也许是暮色苍茫的缘故，那巍峨的城墙，似乎没有尽头似的。走啊走啊，也许是路灯幽暗，马路不甚平整的缘故，也许是人地生疏，既新鲜又好奇的缘故，光顾着看左手边的古城墙，右手边的小胡同，其实，就是前门、和平门、宣武门三站，竟走得腿酸脚痛。就这样，终于到了目的地原北大四院，那时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所在地。如今，国会街消失了，北大四院的旧址上，成为今天的新华社，而更早时期的名称，象来街，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名称，顺城街，也只是能在老北京的城市地图上找到了。
那时，隔着城墙，便是与前门火车站相毗邻的西货站。在半夜里，常有一列列货车从广安门开过来，然后，就有卸车的动静，就有空车相撞的声响，就有低沉短促的汽笛，从城墙那边传过来。那时，冬天是很冷的，而且，风也很大，从城墙下那条顺城街边胡同里钻出来的人，都用围脖和口罩把脸捂得严严的。夜里，街面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胡同里，更是像打扫过一样清净。
我记得头一次走进京城的小胡同，走进只有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和长有一棵柿树的居民院，是随一位同学去看望他的姨妈。那是京城最最普通的百姓人家，日子过得很紧巴，待人却是很热情。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只能吮吸而吃的冻柿子，那是院里树上结的，经心漤过，冻在窗台上，留给我们当冰激凌享受；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直冲脑顶的芥末堆，那是姨妈亲手做的，细心封在瓷缸里，存放在厢房，非等着我们去才端上桌。
这一片居民区，大致方位在如今的供电局附近，那里曾经有着很多条又细窄，又短浅的小胡同。姨妈家的那一条胡同，尤其的短，属于此巷不通行一类的。长不过十数米，多不过十来户，一色矮趴趴的小院，一色吱嘎嘎的小门。不过，一到秋后，姨妈家那高出屋顶的柿树，便挂上数量不多的果实，走在顺城街上，那成熟的红柿，便像灯笼似的提醒我，就在这棵树的下面，有一扇从不拒绝我的门。
后来，我好多年到深山老林里修铁路，劳动改造去了。每次，我从流放的外地回家来，只有那么一班慢车，而且总是在城市的末班车收了以后的深夜到达。通常是这样，我就背着行囊，顺着城墙，在昏黄的路灯下，摸进这条细小的“此巷不通行”的胡同，敲开这座小院的那并不严实的门。
“姨妈！没车了，回不去郊区的家，只好来打扰您啦！”
“那有什么？快放下行李，没关系的，您就在这儿委屈一宿吧！”
其实姨妈知道我当时是一个类似囚犯的人，在那个岁月里，许多人的脸都对我绷紧的。但她捅开了煤球炉子，给我烧水，给我热吃的，一个劲地宽慰我：“没事的，不会有麻烦的，我们这儿街坊邻居，大家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第二天清晨，离开那小院、那胡同时，那些大概可算是最普通的老百姓，蹬三轮的，烧锅炉的，或许还有在工厂里做工的，机关里做事的，都客客气气地招呼：“来看姨妈的吗？不多坐会儿？”我谢了他们，去赶早班车。
“下回火车要晚点的话，你可别忘了到家来！”快走出那胡同了，姨妈还在身后叮嘱着。
后来，先是填平了正阳门前那条护城河，不久，又扒了城墙，接着，拆了西站和铁路，顺城街和那条无名小胡同，就像血管暴露在体外，很快从城市地图上消失了。姨妈也拆迁到了郊区，直到故去，也惦着那个无名小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和彼此间温馨友善的氛围。
回想起来，我们以往的全部行为中，姑且不论其对或者错，有一点是最不可取的，在扬弃什么的时候，总是一股脑儿否定，连不应该否定的，甚至极其珍贵的东西，也当作垃圾给粪除了。
猛犸的庞大躯体埋存在西伯利亚荒原冰层下面，元大都的遗址，前几年才从西直门一个施工工地挖掘出来。它们所以被遗忘，被忽略，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在这个世界留下来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传统。我真心希望，也许有一天，胡同真的没了，但北京胡同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切、良善、和蔼、信任，还能留存在这个城市，这块土地上的话，也许比那些古旧的建筑物，对于中国要更有价值些。